編者按：光影流轉，凱歌奮進。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也是四校合併組建新浙江大學二十週年。並校發展二十年來，浙江大學響應國家改革開放號召，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勇立潮頭，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深刻總結二十年來不平凡的歷程，牢記使命，勇攀高峰，我們開闢《勇立潮頭 廿載跨越——浙江大學並校發展二十週年系列報道》專欄，今天我們一起回顧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唐覺教授的故事。
他曾被人親切地稱為“螞蟻教授”，喜歡在家裡沿著門撒一些麵包屑，將很多螞蟻都引到家裡來；他是中國五倍子開發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他因在昆蟲學科研及教學上做出的突出貢獻，在2017年10月的“中國昆蟲學會第十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2017年學術年會”上，被授予“終身成就獎”；他更是浙大的老學長，與浙江大學結緣80多年，親歷“文軍長征”，也是幾十年後這段歷史的啟封者；百年人生中，他埋首研究，潛心教育，見證浙大篳路藍縷的辦學史。他就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的唐覺教授。
人物名片
唐覺，中國近現代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1917年出生於江蘇，194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任教於浙江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曾任中國昆蟲學會理事，浙江省昆蟲植病學會副理事長，省白蟻防治協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職。他長期致力於昆蟲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五倍子、倉庫害蟲、種子害蟲、白蟻和螞蟻等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顯著成績，一生著有學術科研論文、著作、譯著和譯文，總數過百。尤其對我國植物檢疫、五倍子生產、城市昆蟲學和蟻科分類學的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是中國五倍子開發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從湄潭走出的浙大老學長 他親啟浙大“文軍長征”故事
1982年，唐覺仍在浙江農業大學教學科研一線，那年他出差到貴陽，藉此機會重訪對他來說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故地——湄潭。“當時接待我的是時任湄潭副縣長洪星，很可惜，當時當地政府對那段歷史完全不清楚。”唐覺口中的那段歷史便是被稱為“文軍長征”的浙大西遷湄潭辦學史。
一位浙江農業大學的教授為何會惦念浙大西遷湄潭的歷史？回溯過往我們知道，當時的浙江農業大學與浙江大學其實同根同源。在1952年的全國性大學院系調整中，浙大農學院從浙江大學分出，單獨成立浙江農學院，1960年重組為浙江農業大學。
而唐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浙大老學長。
1937年9月13日，20歲的唐覺來到浙江大學報到，他以第一志願考入農學院病蟲害系。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多月後，戰事日漸緊張。當時的浙大農學院跟隨浙江大學西遷，從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廣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師生們的足跡。
1939年底，浙大第四次遷移，到達貴州雲貴高原深處的小城遵義、湄潭及下屬的永興，開始了篳路藍縷的辦學之路。
唐覺的專業之路從這時開始。因抗日戰爭開始，學生疏散較多，昆蟲組無學生，受當時的系主任陳鴻逵引導，唐覺轉入昆蟲組。勤奮好學的唐覺，成績一直很優異，於1941年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病蟲害系昆蟲組，獲農學士學位，留校任教。他所在的浙大農學院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不僅保存了原有的實力和水平，且在戰亂中奇蹟般崛起與發展，受到海內外普遍讚譽。
抗戰勝利後，浙大師生於1946年結束西遷回到杭州。這段有著“文軍長征”之稱的西遷之路，曾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裡並不為外人所知。
正是唐覺，在浙大回歸36年後的1982年秋天，重新開啟了那段波瀾壯闊的記憶。
後來，在洪星、浙江大學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1990年，湄潭“浙大西遷文化歷史陳列館”建成對外開放。浙大“文軍長征”的故事，才為外界所熟知。
人們口中的“螞蟻教授” 他將一生交給科學研究
如果將唐覺的科學研究放入一個時間軸，你會發現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無論是跟從浙大西遷至湄潭還是經歷院系調整，他對科研的追求從未停止， “求是”精神的血脈一直在他身上傳承。
人們曾親切地稱他為“螞蟻教授”。唐覺到底對螞蟻痴迷到何種程度？他會特意在家裡撒一些麵包屑吸引螞蟻；會從1994年開始每天口服一到兩克螞蟻，以試驗螞蟻對人體的作用。
而讓他得到“螞蟻教授”這一稱呼的則是一個傳奇故事。1983年11月，日商指控北京大華襯衫總廠出口日本的襯衫紙盒中夾有活螞蟻，一場貿易糾紛出現了。大華襯衫總廠請求螞蟻研究專家唐覺幫助，他與助手僅花了三天時間就提供了襯衫中“伊氏臭蟻並不生長在中國北方，商品包裝中的螞蟻只能是在日本進入”的依據，挽回了國家及企業的信譽。同年，他配製的特效“滅蟻淨”為杭州華僑飯店和中藥二廠解決了蟻害，“滅蟻淨”獲省科技成果獎。
迅速“破案”的背後是唐覺多年研究螞蟻積累下來的功底。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開始了螞蟻研究。唐覺不僅收集有關螞蟻的專著，而且凡有出差機會，逢站就下車採集，積累了大量的標本。上世紀70年代，他幫助中科院鑑定了青藏高原昆蟲考察的蟻科標本。1979年，蟻科被正式列入中科院動物所計劃，唐覺開展了蟻科分類區系的研究，填補了國內研究空白。他主持成立了蟻科研究小組，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完成中國經濟昆蟲志蟻科第一分冊，該冊記載了120餘種螞蟻。
此外，唐覺也是中國五倍子開發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在浙大湄潭時期，唐覺就開始了對五倍子的研究。他深入山區整年調查五倍子生長情況，定點觀察採集。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國只發現了兩種五倍子，可在短短几年裡，唐覺和其導師將這一數字擴大到了九種。這是中國五倍子蚜蟲分類上的一個突破，論文《湄潭五倍子的分類》刊於英國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刊。“抗日戰爭期間，國內關於昆蟲研究的文章在英國的雜誌上一共只刊登過兩篇，這是其中一篇”，這篇論文，讓唐覺覺得很光榮。
1959年，國家科委把五倍子繁殖增產問題列入科研項目，由唐覺負責。又是一次深山實地調查，他親自去浙江仙居山區蹲點調查研究。那時候交通並不發達，唐覺每次天沒亮就要出發去仙居。從武林門坐八小時的長途汽車到臨海，次日從臨海坐車到仙居，到了仙居的林場再繼續爬山，每次往返至少一週。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仍堅持工作，與蛇蟻蚊蟲為伴，風雨無阻，三日兩天爬山到700米和1 000米的點上調查，為我國五倍子的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貢獻。
結緣浙大80多年 他與浙大農業學科有著不解情緣
1998年9月，由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合併組建成的新浙江大學成立，四強合一，開始了浙大發展新時代。去年，學校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A類高校，18個學科入選“雙一流”建設認定學科，居全國高校第三。取得這些成績，少不了老一代浙大人和新一代浙大人的共同努力。而唐覺不僅作為老一代浙大人貢獻自己的一生，在與浙大結緣的80多年時間裡，他還是浙江大學農業學科蓬勃發展的實踐者和見證人，起到了重要的傳承作用。
1936年11月，浙江大學農學院正式建立病蟲害系，後改稱為植物病蟲害系，第二年，唐覺以第一志願考入此係。在湄潭求學期間，他師從我國早期昆蟲學家、教育家、浙江大學西遷時期及復員時期的農學院院長、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蔡邦華院士。畢業後因學習成績優秀，唐覺被推薦留校任教。身為人師，對於“如何傳授知識”，他像學生一樣孜孜不倦地進行探索。
唐覺先後學習了英、德、法、俄、世界語、拉丁語、日及意大利8種外語，得以開闊視野。因此，他能夠先後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出普通昆蟲學、外系昆蟲學（園藝系、蠶桑系）、昆蟲形態學、專業英語、實驗昆蟲學討論和昆蟲論文等15門課程。
為將課程講得深入淺出，唐覺在湄潭時期擔任助教時，便認真學習蔡邦華的教學藝術，以及貝時璋邊畫邊講的講解技巧。隨後，他把這些特點結合起來，在講授普通昆蟲學時，把枯燥而難以記憶的昆蟲外部形態名稱及繁瑣的解剖生理，講得生動活潑，受到同學的稱讚，以致畢業幾十年後的老同學仍記憶猶新。
本科畢業後四年，唐覺即晉升為講師。1952年，他被華東高教局批准為副教授，歷任浙江大學、浙江農學院、浙江農業大學植保系昆蟲學副教授。1978年4月唐覺任浙江農業大學植保系昆蟲學教授。在從教的50多年時間裡，唐覺一直以工作為重，多次放棄外出進修學習的機會。從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生開始，他先後培養了9名碩士生，3名博士生和一大批本科生，是浙大昆蟲學博士點的開創者。
“在昆蟲學界，老先生是國內目前最高壽的。當年浙大昆蟲學博士點是國內最早的昆蟲學博士點之一，是老先生一手申報創建的”，在唐覺的研究生弟子、浙大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昆蟲科學研究所教授、博導張傳溪的眼裡，唐覺為帶學生付出很多。原本定於1990年退休的唐覺，為了將自己的博士生帶到畢業，接受了學校的返聘，直至學生畢業。如今，他的學生分佈在國內外各大高校與企業，繼續為昆蟲研究做出貢獻。
2017年10月，在“中國昆蟲學會第十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2017年學術年會”上，唐覺因在昆蟲學科研及教學上做出的突出貢獻，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在浙江大學一百多年的辦學史上，正是有著這些燦若星辰的浙大人的不懈努力，“求是”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9月10日教育大會上所說，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一代代以唐覺為代表的浙大人秉持著一份責任擔當與家國情懷，既做科研，又心繫教育，為民族振興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文字整合：楊蘿蘿
1、《浙江大學史話》2014年10月13日（修訂）；
2、《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院史》；
3、《唐覺先生簡介》，張傳溪撰教授寫於2015年2月16日；
4、《時光明滅，101歲的昆蟲學教授跟我講他的人生》，浙江新聞客戶端，記
者：石天星
5、《西遷親歷者唐覺教授回憶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當年採集的植物標本我
至今仍視若珍寶》，錢江晚報，作者：王湛 張凱凱；
6、《農學院隆重舉行唐覺先生百歲華誕慶賀會》，求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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