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市场行情看，“三吴一冯”中吴湖帆的作品价格最高，而且价位遥遥领先其他几位，冯超然紧跟其后，市场表现较差的为吴子深和吴待秋。笔者认为，吴湖帆和冯超然作为民国时期海派高手，在画坛上的地位不可低估。目前，他们的作品市场价位偏低，一旦宋元一路绘画重振雄风，成为藏界时尚，也许冯超然绘画会热起来的，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冯的山水和人物精品，逢低吸纳，相信会取得可观的回报
早在民国时期，在海派领袖吴昌硕去世后，冯超然就异军突起，不仅成为那时海上画坛的风云人物，而且与吴湖帆、吴华源、吴待秋合称之为“三吴一冯”。尤其是在市场上，冯超然画价位居“三吴一冯”之首，不仅价格高，而且销路好，真可谓出尽风头、占尽风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冯超然在1949年后渐渐淡出人们视线。为此，笔者常常扪心自问，难道民国藏家眼光有问题?对此，笔者作如下分析：
工整严谨功力深厚
冯超然(1882—1954)是现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名迥，字超然，以字行，号涤舸，别署嵩山居士，晚号慎得，江苏常州人。从小聪慧，天赋很高，年少时即能绘人物、仕女，又工山水、花卉。早年曾客居苏州张氏园，交游皆江南艺文界中的名士名家，比如吴昌硕、陆恢、顾麟士、俞宗海、费砚等，还得到了苏州儒商巨富张履谦的赏识和资助。1916年到上海，居嵩山路，号其画寓为“嵩山草堂”。他抱定过隐士生活的宗旨，闭门不出，在画坛上有“嵩隐冯超然”之称。曾加入“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冯任名誉副会长，常与吴昌硕切磋技艺。二三十年代冯就享誉海上，画名极盛。那时，跟其学画的人众多，桃李满天下，郑慕康、程芥子、陈小翠、俞振飞、谢瑶华、毛琪华等均为其高足，其中陆俨少别开生面，卓然成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尤难能可贵的是，冯超然一生以卖画为生。沦陷时期，为避免敌伪人士求画故意抬高润笔，有一汉奸不惜重金，仍纠缠不已，无奈，草率挥毫，并题一绝，内有“不是不归归未得，家山虽好虎狼多”之句，把敌伪譬作虎狼。
冯超然是一位传统功力很深的画家，早年曾临摹大量历代名迹。他擅长人物、山水，兼作花卉，人物精仕女，师法唐寅、仇英、改琦等。他笔下的仕女秀而不妖，媚而不俗，风格独具，六十岁以前的作品笔致柔细秀逸，六十岁后凝练稳劲。山水近师清“四王”、明吴门四家，并上溯宋人，其山水能融“南北”二宗于一体，特别是得宋人之工丽秀润之致，所作山水布局工整严谨，合乎法度。著名书画家叶恭绰曾赞誉“超然之画，神情规矩，精力弥满，而秀骨天成，所谓此中自有吾在……”传世之作有《仕女捧桃图》《岁寒图》《柳江秋燕图》等。
作品低估值得关注
冯超然一生以卖画为生，故存世作品较多，且很早就在市场上流通。据悉，他在20岁(1900年)左右就开始卖画，颇得市场佳评。1916年定居上海就从事专业的卖画生涯，并终生以画润收入供养数门亲属。有专家认为，冯超然是一个异常勤奋的画家，流传于世的作品极多。但冯超然一生少有粗制滥造的作品，作为一个职业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不易，就连张大千、吴湖帆等人也未能免俗。而且冯超然人品和艺品双佳，尤其对门下弟子视同儿女，业师与人父两兼，这在当年的海上画坛中有口皆碑，称颂艺林。尤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冯超然画价甚高，作品动辄黄金以两计，画价甚至高于吴湖帆。根据九华堂所藏近代名人润格，冯超然在1930年润格不仅详细而且价格很高：直幅3尺80元，4尺100元，5尺140元，6尺240元，横幅照直幅加二成……手卷每尺32元，花卉六折，人物同例，仕女加倍，人物山水加半，点景加半，青绿金笺工细加倍，金碧加2倍，点图及补图另议，山水设色加2成，墨费加1成。冯这一润格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
1949年后，冯超然的书画渐渐不为人看重。八九十年代，国内外艺术拍卖兴起后。他的作品在拍卖场上亮相较多，价格一般。1993年他的《秋树读书》在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以3.6成交，1994年他的《兰亭图》成扇和八开《杂册》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分别创下6.9万港元和9.75万港元的好成绩。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艺术拍卖呈现疲软的态势，冯的作品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回落，1997年朵云轩推出了冯的《泛舟归雁图及楷书》成扇，只以0.55万元成交。他的价位略有上升，2001年《万里江南雪》被朵云轩拍至1.87万元;《西苑清暑》被上海敬华拍至17.6万元。2002年他的《溪山行旅》和《仿古山水》分别被朵云轩拍至5.72万元和4.62万元。近几年，冯的精品价格有较大攀升，2005年《花神图》在上海嘉泰获价123.2万元;2009年《仿李营丘雪霁图》在嘉德获价190万元，此作在2011年又被翰海拍至402.5万元，2年价格翻了一倍;2010年冯超然和张大千合作的《华岳高秋、桐荫仕女》成扇在北京保利获价123万元;2011年《溪山行旅图》在上海宝龙获价506万元，此为冯氏作品的市场最高价。之后，冯的书画价格有所回落，2013年《仿文征明山水》和《山水册》在苏富比和上海嘉禾分别以208万元和112.万元成交。2014年《松荫论古》在匡时获价16.5万元。2015年吴湖帆、冯超然作成扇在香港苏富比拍出100万元港币。2016年，冯超然《仿王世谷山水册》在北京保利拍出了425.5万元。2017年，西泠拍卖以166.75万元拍出冯超然《四美图》。2018年，冯超然《春风桃柳》在上海匡时以82.8万元成交。
陈陶遗先生是我国近代的革命先驱，曾为辛亥革命而奔走呼号、也因劝说孙传芳支持北伐未果而挂冠而去、后又严词拒绝汪伪的“委以重任”。陈陶遗先生身边亦不乏文人雅士。柳亚子、冯超然、吴湖帆、梅兰芳等都是其好友。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六月号刊发的此文通过记述陈陶遗与冯超然书画唱和且帮助冯门弟子办画展、为吴湖帆向名家广征书画题咏的《绿遍池塘草》作诗、力挺梅兰芳拒为日寇与汉奸演戏等的二三件事，来展现民国时纯粹真诚而又难能可贵的文人唱和。
陈陶遗（1881－1946）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更名剑虹，一名水，字止斋，一字卧子，别字淘夷、陶怡，号道一、天真道人，江苏省金山县松隐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
清光绪廿七年（1901），陈陶遗中秀才，此后他在松隐镇教书。清光绪卅一年（1905），陈陶遗进松江的融斋师范学堂读书，因为和同学共同反对喜淫乐好赌博的学堂经理杨荫安，被学堂开除。此后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期间，陈陶遗经由其同乡高天梅介绍，和吴江的柳亚子等人加入了同盟会，遂更名为“剑虹”。不久陈陶遗奉命回国，和高天梅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公学，成为同盟会设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后健行公学成立，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任该公学讲师，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 同盟会在健行公学内设立了秘密机关后，他常在此散发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的革命报刊。其间，孙中山经常来往于日本和南洋，途经上海时，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多次面见孙中山并接受他的指示。陈陶遗在松隐教书时，已以出众的书法享誉当地。冯超然初到松江谋职，无亲无故，人地生疏，与陈陶遗接触后两人即刻成为好友。他们与松江地区的诗朋文友如费龙丁、高吹万、杨了公、王念慈、金仲白等，常在一起抨击时政，感叹世风，陈还常与冯、费一起出游地方名胜、文化古迹。冯超然与陈陶遗的投契，还在于两人的革命思想。未久，冯超然离开松江去苏州，陈陶遗不久也去了日本，两人别后的二十年中，即便有见面机会，时间也极其短暂。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陈陶遗回沪隐居方得机会经常面晤，这是后话。
清光绪卅二年（1906）秋，陈陶遗第二次去日本。除做同盟会之机要工作外，又接办了《民报》以及《醒狮》周刊，且担任了暗杀部的副部长。章太炎在日本讲学，他是热心听众。章太炎给他改名为“陶遗”，意为“陶唐氏之遗民”。隔年，陈陶遗继高天梅、章梓之后任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并仍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同年初夏，他奉命携带枪支、炸药回国，谋刺两广总督端方，事遭泄露被关押入南京监狱，一年后被营救获释。端方曾以官职加以笼络，然遭拒绝。出狱后写诗明志，有“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句。清宣统元年（1909），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陈陶遗为南社骨干。宣统二年（1910），他奉命去南洋任教，并替同盟会在当地华侨界募集革命经费。翌年3月，黄兴、赵声等准备到广州发动起义，陈陶遗奉命赶赴广州，但途经香港时黄花岗起义已告失败，无功而返。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陈陶遗携款从南洋赶回上海，接济经费短缺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此后，陈陶遗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又和章梓等人到江苏省鼓吹革命，此后江苏省很快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革命党人拥护陈陶遗任江苏都督，被其辞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陶遗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民国元年（1912）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陈陶遗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支部长，随孙中山、黄兴等往北京和袁世凯会谈。次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黄兴即刻号召南方各省反袁，失败后出国流亡。陈陶遗回家隐居，并设法掩护讨袁失败的第一师长章梓和第九师师长冷遹到松隐避难。民国十四年（1925）冬，军阀孙传芳割据苏、浙、皖、赣、闽，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提出“苏人治苏”口号，陈陶遗被友人张一麟推荐，至南京就任江苏省长。任职期间，他尽力维护地方治安；不轻易撤换下级官吏，重视农业，关心治螟；清理财政，偿还省县债务；废除若干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还提议收回租界。民国十五年（1926）某日，陈陶遗得悉孙传芳密令吴江县公署逮捕柳亚子，即派亲信星夜通报，使柳幸免于难。民国十六年（1927）初，他劝说孙传芳联合北伐军，未被采纳，遂愤然挂冠而去。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陶遗应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长史量才之邀，担任该会秘书长。1937年，陈虽身体欠佳而留沪，仍与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上海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献展览会”。1938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聘任”他为“国民参政员”。他以年老体弱婉辞，回电“古井不波”。1939年，陈陶遗与张元济、叶景葵发起筹组合众图书馆。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事前来到上海，请他出任政府江苏省长或上海市市长，不但被其拒绝，反而晓汪精卫以大义，加以劝阻。他曾向马叙伦回忆：“二十九年（1940），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在此时期，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之事，如掩护了民主人士陈叔通，接待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大头目冈村宁次上门“请”他当官做汉奸，被当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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