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陶行知，突然决定提前回国。这让他的导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唏嘘不已。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三年前，陶行知怀揣“教育开发民智”的梦想，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来到这里，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思想。
两年时间，陶行知拜于大教育家杜威、孟禄门下，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一一研习了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现代社会教育等，奠定了他所谓的“以教育行政”为终身职业的基础知识。不久，令人羡慕的博士帽，即将像王冠一样戴在他的头上。可如今，他为什么要放弃完成的博士论文，要突然离开呢？
尽管陶行知的导师和同学，存在诸多疑惑和惊讶。但陶行知的头脑却是十分冷静的，他的选择绝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举。
前不久，他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郭秉文的邀请，请他回国任教。郭秉文在信中，介绍了当时国内的情况，袁世凯已死，重兴共和，政治安定， 新教育被提上日程，"教育救国"的梦想可以得以实施。
陶行知还记自己当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共和精义》，文中曾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相比于“教育救国”，博士帽显得不那么重要，于是他义无反顾了选择了回国，投身于国民教育。
如果说，陶行知当年的这一选择，让很多人看不懂。那么，10后，他的另一个选择，更令人难以理解，包括他的家人。
1927年，已经身为国内著名教授、担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优厚舒适的待遇，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北部的晓庄，兴办乡村师范教育。
此前，他谢绝两所著名大学的邀请。
陶行知出身贫寒乡村，后来是因为得到别人的资助，才接受教育。而步入都市，留学美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如今36岁的他，为什么又要回到乡村？
从他给母亲和妹妹的家信中，可以看到他的心境——
那一年，母亲大寿，他没有回来，只捎回一封家书：“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要做的，正是孔子当年要做的事。
2000年前的孔子，主张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于是兴办平民教育，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
陶行知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以农立国。所谓平民，即农民。中国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
他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而创办晓庄乡村师范教育学校，就是要为将来乡村平民教育培养人才。
他不但继承了孔子平民教育的主张，还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鞭策自己，将平民教育落实到实处。他不仅遵循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还将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批判地应用到教育实践。
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思想。 他的教育目标，是让学生拥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所以，学生在这里拥有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干农活、看戏剧、学烧饭……
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就在周围开办了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改造社会”的口号，完全落实到行动中来。
为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这样评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为了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全国各地，免费赠送教材，义务教广大的农民兄弟识字。
他的平民教育的方式是自由的、随时随地的，乘轮船，他让一个识字的茶房教另外三个茶房识字；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家做客，他让识字的门房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识字。在自己家里，他让妹妹和儿子教57岁的母亲识字，后来母亲竟能读懂他写的信。
经过数年的努力，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全国农民的识字率一下子上升了二三十个百分点。
陶行知为了办好晓庄师范学校，把全身心、全部家产都投了进去。他曾说：“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而他的母亲、妹妹、妻子，为了追随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陶行知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1930年，蒋介石政府以宣传赤色为名，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被通缉，只身流亡日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在上海、重庆等地继续开展平民教育的实践。
1932年，在上海创建了山海工学团。他说：“四万万人若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产生惊人的力量。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
1936年初，他倡志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救亡教育结合起来。
1939年7月，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主要招收难童。
这期间，他将原来“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他不但勤勉的进行教育实践，还在不懈地追求教育的科学和艺术。
他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理念。
他十分重视学生的美育教育。他认为，能慰人慰己的行为就是美的。不仅是音乐美术，比如烹调、清洁，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是美的创造和体验。
他重视教育者的主体意识的提升，并提出“六大解放”的教育思想，即“解放双眼、解放大脑、解放双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这些内容，在今天的教育改革看来，仍具有启发。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把很多学习内容，编写成歌谣。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他的教育与现实紧密结合，充满了情趣。他教孩子认识“春”字，首先告诉孩子们，“春”代表着春风奏乐，花儿伴舞，看见“春”也就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把“春”字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为众，就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
陶行之曾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因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辞世次日，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
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庆龄盛赞他为“万世师表”。
郭沫若为他题词：“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东南联合大学校长美国人布莱恩·库朋评价他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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