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藏著名法书《古诗四帖》，实为五代彦修真迹。庾信诗中“北阙临丹水”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由此衍生出的“北宋避讳说”，不成立。
作 者：吴 斌
《古诗四帖》是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顶级法书，名声显赫。50年来，关于它的时代归属争论不休，成为一桩著名的公案。
专家观点分为两派。谢稚柳和杨仁恺认为这是唐代张旭真迹。徐邦达、启功则力持“避讳说”，刘九庵、傅熹年附议，他们认为：其年代应该在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后，因为此年的宋真宗自称梦见赵家先祖赵玄朗，诏令天下避“玄朗”讳。《古诗四帖》内有庾信《步虚词》中“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的诗句，而古籍《初学记》记载的是“北阁临玄水，南宫坐绛云”， 何谓“玄水”，玄为黑，按五行方色，北方癸水为黑，玄对绛，水对云，玄水对绛云。书写者变“玄”为“丹”，是北宋避讳的铁证。
张旭真迹的观点，目前少被认可。因为《古诗四帖》狂怪，完全不同于宋代刻帖中的张旭风格，黄庭坚说：“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图像和文献，都不支持张旭真迹说。
而“”避讳说”，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已成为学界公论，这也是用“避讳”断代的经典案例。
“避讳说”，难道一定是历史的真相吗？未必！
要用 “避讳”断代，有一个不能省略的前提。那就是，一定要考察庾信创作这首《步虚词》的历史背景。
2015年，我推送《中的“丹水”本无误》（点击可阅读）一文，根据《庾开府集》，指出，庾信这首《步虚词》写于洛阳。理由有二：第一，这首《步虚词》是组诗之一，全套十首，提到了若干皇家园林景观，这些景观，在《洛阳伽蓝记》等古籍中有直接记载；
第二，庾信另有《奉和初秋》诗，中有“北阁连横汉，南宫应凿龙“的句子，和“
北阙（阁）临丹（玄）水，南宫生（坐）绛云”，是完全一致的句式和指向。“凿龙“指洛阳龙门，这是明确的地理信息。
结合庾信生平可知，洛阳是他的重要活动区域，如果当时的洛阳城北，确实存在有一条叫“丹水”的河流，那么“北阙临丹水”对庾信来说，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而这，又得到《昭明文选》和《水经注》等早期文献的证明。
所以，后世古籍刻本中所谓的“玄水”，是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出现的错误，不足采信，以此为依托的“避讳说”，难以成立。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古诗四帖》的“避讳说”，实际上是选取单条样本（一句诗），在缺乏先验信息时，对总体（庾信诗全集）下判断。这显然违悖学理。
对于古代书画中避讳这事儿，老一辈很是强调。我倒以为，避讳只是书画鉴定中的一个点，并非铁律，说一锤定音，太抬举它了。古人行文，遇到避讳字，想起来就避，想不起来拉倒，地球照转。
王羲之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句话代表了一种历史观。可以试想，如果500年后的历史学家说：“2018年的中国，没有醉驾，因为法律规定，醉驾入刑。”这种逻辑是不是很可笑？今天的我们，看古人避讳，也应同理。
历史上，古籍刻本、古书画，甚至给皇帝的奏折，没有避讳的例子，真也不少。所以，鉴定中发现避讳或发现没有避讳怎么办？不妨先留着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反正，最终还是要落到全局判断上来。
推翻了“避讳说”，就扫平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上限障碍，为《古诗四帖》的断代，向上拓展了空间。《古诗四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烈，这对寻找作者，十分有利。
《古诗四帖》的风格，和谁最吻合呢？
答案是：五代梁时的书法家——释彦修。
彦修和尚是五代梁朝时人，师法张旭。西安碑林保留有一方他的北宋双面草书竖碑，碑阳是《寄边衣诗》，碑阴是《入洛诗》，碑阴下部还刻有著名的张旭《肚痛帖》。
碑石上另有北宋李丕绪的题记：
“乾化中僧彦修，善草书。笔力遒劲，得张旭法。惜哉名不振于时。遂命摸刻，以贻同好。嘉祐戊戌岁冬十月九日，司农少卿知解梁郡李丕绪题。”
彦修的特殊笔致和字形，与《古诗四帖》一致，特别是一些反笔的走势，在其他书法家中极少见到，这是具备排他性的特征。
笔者选取了一些可以参照的单字局部，请大家体会。
在章法布局上，《古诗四帖》前面的若干行，写的比较窄，行距较小，字多取横势，以横势写草书，并不多见。到了中后部，行间渐渐疏阔，字形变大，字势也更加灵活。这种现象，在彦修草书碑中同样可以见到。
至此已经可以说，《古诗四帖》是彦修的真迹。
甚至，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李白《上阳台帖》，也是彦修的手笔。徐邦达早已指出，《上阳台帖》使用的毛笔，不是唐代硬心笔，是唐以后的作品。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
《上阳台帖》的书风，也很奇特，和彦修草书碑，略有暗合之处。可惜存字太少，似乎也难以直观对比，在此仅作为一种猜想提出来。
（未完，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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