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達到一定程度後，生育率反而會隨之提高。
上世紀70年代，北歐可以稱得上全世界的生育窪地，生育率最低的芬蘭生育率僅1.49，丹麥1.39，眼看要到亡國滅種的關頭了。
然而神奇的是，在最低點徘徊了將近10年後，1980年開始，北歐的出生率出現顯著回升，而全世界其他地區的生育率則開始了無止境的下跌。
1994年，北歐最低總和生育率繼續突破1.8，而當時中國已經飛速跌至1.74。這也是有數據記錄以來北歐這個極寒之地第一次在總和生育率上超過中國。
在人口研究領域，一般認為當總和生育率低於1.6以後，文化就會出現根本性變化，之後生育率將無法出現持續上漲。
然而北歐四國卻是例外，在總和生育率下跌到極低1.4並無戰爭天災作用下，生育率卻出現了二十年的反彈和穩定，挪威更是在2008年突破了2點大關。
除瑞典以外，丹麥、挪威和蘇蘭在移民政策上都是偏右的，所以這種生育增長與難民無關。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北歐生育率發生翻轉呢？
很多專家研究發現，之前“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的結論並不正確，兩者的關係比想象中更加複雜。
眾所周知，高福利是北歐特色，生育假，育兒補貼，大學免費等，但在專家看來這些並不是刺激生育上漲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政策北歐早在60年代就已經實行了，然而結果卻是十多年的人口大衰退。
那麼到底是什麼驅動了北歐的生育率上漲呢？其實是一些我們挺難想象的原因。
第一個因素，就是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在社會發達後離開城市中心，重返郊縣和鄉鎮的趨勢。
研究表明，住房活動面積和周圍人口密度其實對生育率有極大影響。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深山老林，房屋一千多平，樹林三千多畝，四近十公里沒活人只有狐狸野兔傻狍子。這種環境，不生四五個看家護院估計晚上都會瘮得慌。生活在鄉野之中，舒適感和孤獨感都會加強生育的需求。
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環境裡，比如小房子、擠地鐵、一個紅綠燈下站著兩百號人，造人的慾望就會大大下降。
歐洲的中產在上世紀末城鎮化結束之後就開始了漫長的向郊縣遷徙的歷程。
在丹麥，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奧胡斯僅有二十六萬人口，其他城市則都不超過二十萬，並且即使是這些統計中的“城市居民”，超過一半也居住在距離核心城區三十公里的下屬郊縣當中。在這些家庭中有超過兩個孩子的佔大多數。極低的實際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觸底反彈的重要保障。
當然，這種“反城鎮化”其實是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能出現的現象，因為低人口密度意味著高額的基建和服務成本。
所以對中國而言，這一條可能言之尚早，但控制大都會區的人口總量，強化三四線城市的服務功能吸引人口，對生育率應該還是有正面影響的。
歐美專家總結的第二個原因：那就是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
一般認為，隨著婦女地位的提升，對待婚姻和生育的態度會越來越消極，然而在北歐這個女權世界第一的地區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勢。
其中到底是什麼出現了變化？這就要分析北歐當前婚姻和家庭的觀念了。
在北歐，最近二十年來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嚇人。丹麥一項統計表明，2010年後出生的嬰兒中，有超過35%都是非婚生子，雖然這其中絕大部分其實是穩定的非婚同居關係，但依然得承認，這個事實反映出民眾尤其是女性對婚姻的依賴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決定時非常輕鬆。
事實上，有很多專家認為正是女性對婚姻態度的轉變真正導致了北歐生育率的大幅增長。因為瑞典和丹麥的同居法都剛好出臺在1980年，其中規定了對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護政策，包括社會和男方的責任義務。
這部法令再加上十多年來女權運動造成的價值觀變化，徹底打消了許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顧慮。既然我生了娃照樣會有人追，就算沒人追我也能找到好工作自己養活自己，頂不濟還可以用法律手段自我保護，那還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種轉變，最終導致在北歐“事實婚姻”的門檻非常之低。這和中國結婚必須有車有房，大齡剩男剩女一大堆的情況非常不同。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女性對婚育的恐懼心理與其社會地位的關係，其實可以發現中間存在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的女性社會地位極低，生存權幾乎和男性與家庭綁定，這種情況下她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生育來保障生存，這就導致舊社會和穆斯林地區生育率一般非常高；
第二個階段中女性得到了通過勞動提升地位的機會，由於依賴自己總比依賴他人要安全的多，這種情況下很多都會選擇降低家庭和生育的比重來提升自己，這也是大部分婦女剛剛進入社會工作的國家，生育率下降的根源；
第三階段，由於保障和法規的完善，女性發現已經沒有什麼事情會真正影響自己的生存和社會地位了，這種安全感讓她們在對待結婚和生育時更多的遵從本心，而非參雜利益思考。
這種情況下，生育率雖不像第一階段那麼高（在第一階段，生育其實是女性保護自己的惟一武器，所以會有額外動力），但會比第二階段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本質上這是一種安全環境下的自由選擇。
然而如果我們繼續深挖這個觀念，就會發現這種安全感不僅僅影響著女性在生育中的決斷，還牽動著社會的每個性別與階層。
這一點在北歐歷史上就有很好的體現，除開冷戰時間的低生育，2008年金融危機後，北歐四國的生育率又開始出現下跌，直到今天都沒有回到2008年前的高點。
這個過程中不論是社會福利，社會居住方式還是女性權益其實都沒有變化，而最主要的變化就在於社會整體安全感下降了。
在2008年前的北歐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其實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十分穩固的。即使流動性不高，但起碼每個階層的生活質量都還不錯，尤其是在北歐階級間的差距本身也已經很小了。
但在危機之後，這種想法已經悄然改變，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學校選取方面。
丹麥擇校完全看註冊先後，很多家長依然懶得為了本地幾個學校間的些微差距去提前跑註冊手續，有些甚至等入學前幾個月才開始操作。
而現在，教育水平略好一些的小學（同時教授丹麥語英語和德語），基本上家長在小孩三歲時就開始排號，有些甚至剛出生不久還沒有選擇幼兒園就已經開始選擇小學。
丹麥近期的調查中，富裕家庭的生育率並沒有變化，整體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中較低層出生率下降，尤其是選擇不婚和丁克的人數正在快速增加。其實，像中國一樣，這就是部分資源不足以抵消下一代發展風險的家庭正在選擇放棄。
儘管北歐四國近三年來經濟已經開始恢復，但惡化的周邊形勢依然如同漫過堤壩的洪水，淹沒了一批能力和信心相對不足的個體，讓他們最終在時間的長河裡，徹底消失了痕跡。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會里，民眾會自發形成一種競爭氛圍，導致家長必須用資源和投入來確保下一代能維持現有階級。
具體到操作上就是補習班學區房家教費以及對小孩學習活動的持續關注，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難以計量，最終導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選擇控制生育數量。
但大家又不得不這麼做，因為都很清楚，如果你不投入，下一代必然會遭遇階級跌落，最後的結果就是不僅為自己也為孩子帶來巨大的痛苦。而且這種行為的本質是“競爭”，而非一個有確定的目標的“任務”。
即使國家再怎麼降低讀書的成本，增強基礎教育的質量，競爭的本質依然會逼迫家長們不斷對標同階級的其他人，自發的投入更多資源。
除非整個社會的階級差距足夠小，保障足夠高，最終能提高社會的安全感，降低競爭的動力，否則僅僅靠提高教育的性價比是無法消弭這種沉重的負擔的。
所以總結北歐生育率回升的原因，福利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去城鎮化，極度發達的男女平等關係，以及整體低風險性的社會才是確保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而這一切對中國來說也許太難學習了，只不過，我們或許能從這些事實裡，窺見導致中國生育率低下的真正原因的冰山一角。
閱讀更多 廬天仙果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