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至9月，李富春（左3）在莫斯科商談“二五”計劃與黃敬（左一）、趙爾陸（左二）合影。
“二五”計劃是指1958至1962這五年的計劃。50年代中後期，國際形勢相對平緩，各國都在力圖加快經濟發展。1957年，蘇聯提出20年趕上美國，進入共產主義；同年11月, 毛澤東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也提出我國的鋼鐵和主要經濟指標要在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在國內，通過實施“一五”計劃，我國重工業迅速發展，為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與此同時，黨領導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也相繼完成。
“一五”計劃取得的這些成果，使得黨內一些領導人的頭腦開始發熱，忽視了對經濟發展規律的尊重， 在經濟建設上表現出“左”傾冒進，不僅使“二五”計劃編制過程歷盡波折，未能頒佈計劃的正式文本，而且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在“二五”計劃期內出現重大挫折和嚴重困難，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損失。
“二五”計劃編制過程
鑑於計劃編制工作的複雜性，中央決定及早著手編制“二五”計劃。因此，國家計委在“一五”計劃正式頒佈後不到一個月，就開始研究、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1955年8月，國家計委向中央各部發出《編制十五年遠景計劃的參考資料》，請各部參考此件，結合具體情況編制十五年遠景計劃。各部委在國務院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 提出1956年計劃指標和15年(1953―1967年)遠景計劃設想，由國家計委進行彙總後，到1967年，全國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億斤，棉花產量將達到5600萬擔，鋼產量1800萬噸，煤炭產量28000萬噸。[1] 按照1957年的計劃指標，國家在“二五”計劃期間的工農業總產值每年要增長9.9%，糧食產量每年增長3.6%，棉花產量每年增長5.6%。10月5日，國家計委將“二五”計劃指標連同15年長期計劃設想報送到黨中央、國務院（編者注：自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起，原政務院改為國務院）。
然而，這年夏天黨內關於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發生的爭論，給編制“二五”計劃帶來不利影響。毛澤東把爭論的不同意見和看法當成右傾思想批判，驅使原本穩步前進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以超高速度發展，僅僅幾個月，全國就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受其影響，手工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步伐也都大幅度加速，到1956年1月底，全國大多數城市都宣佈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由此，毛澤東確信，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建設同樣可以快速進行。他說：“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和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2]
在這種政治思想基調下，中央各部不約而同地否定了先前在北戴河提出的計劃方案，新提出的方案把原本“三五”計劃實現的目標直接改為“二五”計劃目標。 其中，糧食指標一躍增至6400億斤，棉花指標增至7000萬擔，鋼產量增至1200萬噸。1956年1 月14日，國家計委將各部修改後的這個計劃方案進行彙總，由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等人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彙報。
毛澤東對於修改後的這個方案基本上是滿意的，但認為鋼產量指標定得仍然低，主張1962年“把鋼搞到1500萬噸”，“三五”期間再翻一番，搞到3000萬噸。他指示，目前形勢的發展，全國人民的要求，客觀的可能性，都要求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加多些、快些、好些、省些，反對右傾保守主義，抓緊時機，爭取提前完成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國家計委根據這一指示，又在“二五”計劃新方案中，把1962年鋼產量的計劃指標調整為1500萬噸 。
此間，周恩來、陳雲注意到經濟建設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傾向，已經給實際工作帶來了負面影響，不僅財政比較緊張，而且鋼材、水泥、木材等建築材料也嚴重不足。1956年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上提醒：“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3]
同年6月4日，李富春給各部部長寫信指出：“現在各部仍在要求增加投資和基建事業項目，這是和國家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所能發掘的人力、物力、財力有矛盾的。我們認為，不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來向中央彙報的規模和速度，還需減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慮如何增加的問題，今日以後則要請各部注意研究如何減少的問題。如果各部不從這一方面做準備，則第二個五年計劃就難於制定，也難於進行平衡。”[4]6月，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決定壓縮過高的指標。
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各有關部委負責人討論“二五”計劃草案（編者注：指“第一方案”,即高方案）中需要壓縮和調整的具體問題。兩天後（即6月18日），張璽和李富春商量後，就關於八大會議上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的起草進度安排問題，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提出“6月底可草擬出提綱初稿，一萬字左右，把報告的主要章節和主要內容概括地寫出來，送你審閱指示，以便在這個提綱的基礎上草擬報告，草擬提綱，可以由我負責組織。”[5]在此之前兩個月，張璽同志已發現患有鼻咽癌，鼻孔堵塞，低燒不退，但他照常從事繁重的工作。
6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率團到莫斯科商談“二五”計劃輪廓草案。據當時給李富春擔任俄文翻譯的閻明覆回憶,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李富春率領中國代表團出訪蘇聯，他帶著擬就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以及請求蘇聯援助的項目草案，徵求蘇聯政府的意見。 談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分組會談，一個組談計劃，另一個組談項目。會談方式一般先由中國方面說明情況，再由蘇聯方面提出問題，然後由蘇方在小組中提出意見，經雙方交談後報告綜合組, 再由綜合組進行總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階段是由蘇聯方面對中國“二五”計劃草案提出初步意見，同時對中方請求蘇聯援助項目給予初步答覆。[6]
1956年7月上旬，張璽到蘇聯就“二五”計劃建議同蘇聯進行談判。7月10日，先行到達蘇聯的李富春介紹了同蘇聯談判的情況，張璽向他彙報了周總理的意見和“二五”計劃編制情況。(不久，李富春回國，張璽便挑起與蘇聯談判的大梁。)談判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蘇聯對我國提出的“在三個五年計劃內，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工業體系”持有不同意見，蘇方認為應該靠國際協作。儘管我方一再說明，中國是一個東方大國，要獨當一面，市場很大，即使建成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也不會影響國際協作；相反，會更有利於國際協作，但蘇聯依然不贊成。對此，毛澤東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靠這靠那，就是不如靠自己。不注意這一點，是要吃虧的。經過40多天的努力，張璽反覆同蘇聯磋商，講明利害，最後才達成了“二五”期間蘇聯援建109個基建項目的協議。[7]
1958年，前排左起：趙蓮貞、張炳飛、於世昌、周才裕、徐魯；後排左起：董並野、歐希哲、金中行等人。
同年8月17日，蘇聯計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烏金約見了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轉達了蘇聯政府對我國“二五”計劃草案的意見。其中，關於積累佔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蘇方感到我國提出從“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高了，而且計劃的根據不夠充分；另外，蘇聯因金屬材料供應很緊張，再加上還有工人罷工問題，難以保證中國所要求的設備供應量。9月1日，蘇共中央正式給我黨中央覆信，認為我國“二五”計劃草案擬定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是緊張的，而比較正確的做法，就是要考慮現實可能性，謹慎地確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覆信明確表示：中國要求蘇聯在“二五”期間為109個新建企業提供技術援助，蘇聯將盡量予以滿足，但所需設備，要從1961年起才能開始供應(某些項目1960年開始供應) 。[8]
在李富春率團訪蘇期間，周恩來在國內繼續領導“二五”計劃的編制工作。1956年6月30日，張璽曾就修改“二五”計劃草案遇到的問題給周恩來寫信說：“我們在研究第二方案（編者注：指準備調整的低方案）時，遇到很大困難：第一方案研究10個月，而要在10天之內提出第二方案的初步輪廓時間太急促，思想上轉彎也很陡，無論是各部或是計委各局，都有很大思想距離。主要原則（穩妥可靠）容易通，具體推遲一些重大項目很難通；財政收入和生產水平壓縮10%左右容易接受，基本建設規模壓縮15%左右很難接受。” 在這種情況下，計委來不及正式和各部詳細研究，只能由計委各局與有關部門隨時接觸和商量，集中力量在幾天之內先搞出一個“很粗糙的輪廓”。[9]
7月3日至5日，在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周恩來主持討論國家計委報送的“二五”計劃草案時指出：“第一方案冒進了”，第二方案確定糧食產量在1962年達到5500億斤, 也是“很不可靠的”，“危險的”。[10] 他不贊成把鋼產量作為衡量工業化水平的唯一尺度，強調必須把各項計劃指標放在積極而穩妥的基礎上，既要反對右傾保守的偏向，又不能急躁冒進。他說：“現在要精打細算，搞一個比較可行的、實事求是的方案。”[11] 這期間，李富春和張璽都在莫斯科商談援助項目，國家計委薛暮橋、王光偉、陳先（時任國民經濟綜合計劃局副局長）等集中在北戴河，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對“二五”計劃中各項指標的可行性反覆進行測算，薛暮橋回憶，當時他們按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15%（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是每年18%），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5%（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是4.5%）計算1958年到1962年五年的國民收入總額。按積累率25%（第一個五年是24%）計算，投資總額應當控制在1000億元上下。他們向周恩來和陳雲彙報基本同意後，由王光偉、陳先擬訂各項具體指標，薛暮橋在周恩來和陳雲指導下起草《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並於7月下旬編制出新的計劃方案。據王光偉當時回憶，整個7月間，周恩來同計委負責人薛暮橋等三人幾乎每夜工作到凌晨，反覆測算各項指標的可行性。在編制工作中，周恩來“總是辯證地考慮問題”，各項數字“都要經過反覆平衡的”，他對於重大項目從不自作主張，而是“全面考慮，集中各方意見”，尤其是專家的意見，經過反覆平衡後才確定。
8月，王光偉、薛暮橋、陳先等人回到北京，張璽也從蘇聯回來了，共同反覆修改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薛暮橋說：“修改建議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常常工作到深夜。我們修改完畢以後，就送到總理那裡去最後修改，連續改了幾個通宵。最後一次從晚間到清晨八時才結束，張璽同志和我都已經疲勞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可是總理仍然精神飽滿，毫無倦容。[12]”陳先也說：“周總理日理萬機，白天要處理國務院的重大事務，每天晚上還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裡聽我們的彙報。審議‘二五’計劃建議草稿，邊念邊議邊記，講思路，研究方針政策，審定重要計劃指標，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鐘，有時甚至搞到通宵。 第二天我們再根據總理的意見，核實、訂正數字，並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來的修改稿送到周總理辦公室。周總理總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勞，但對我們非常關心照顧，12點後，總讓我們吃些點心或者是一碗清湯素面放點蔬菜，有時加一個雞蛋。王光偉回憶：“由於當時糧食都是定量供應，他們三人每天都要自己帶上二兩糧票和兩毛錢，交給總理的廚師。到半夜，總理累了，就披上夾大衣到他的小院子站一會兒。記得總理在他門前的小塊土地上，還種了花生。他站在花生地旁邊，仰視星空，仍在高瞻遠矚地設計國家的長遠規劃。
周總理的工作作風十分嚴謹，一絲不苟，考慮問題非常周密細緻。他喜歡用毛筆閱改稿件，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他對每個數據都追根求源，詳細詢問，不輕易放過。所有百分比都是他親自用鉛筆計算過的，檢驗是否可靠，有沒有算錯。對在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數字有出入，常常是被他發現和糾正的。就這樣，連續搞了20天左右，終於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由於總理下了這麼大氣力，所以這是一個好的計劃建議，指標定得實事求是。可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把這個計劃沖垮了。”[13]
1958年，韓哲一（左一）、張璽（左二）、賈拓夫（左三）等“忙裡偷閒”在北戴河游泳。
1956年8月3日、8日、12日，周恩來召集各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他準備向黨的八大做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他要大家先討論報告的第一部分，既對“一五”計劃執行情況的評估，因為這一部分是制定“二五”計劃的基礎。討論中，大家認為，“一五”的缺點是經驗不足，所以各種比例關係擺得不夠恰當。周恩來針對大家的這一看法，強調指出“二五”計劃中各種比例關係，應當注意擺恰當。他認為，各種比例關係的平衡，只能是大體的平衡，就是說大體差不多。在討論“二五”計劃基本任務中關於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陳雲指出，公私合營以後，市場搞得較死，結果商品品種減少，因此建議採取“大計劃，小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是大不合理，小合理，我們是大合理，小不合理，因為不可能什麼都搞得絕對合理。總的是國家市場，在這個之外，有點自由市場，它不僅不會破壞國家市場，相反會對國家市場是個補充，限制太死了，對我們不利。周恩來贊同陳雲的這個看法，他說：大計劃，小自由，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方式。[14]
9月初，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家計委張璽、薛暮橋、楊英傑、王光偉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對“二五”計劃指標的討論修改意見和毛澤東對送審的“二五”計劃草案的回信批示，再次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將計劃指標改為：1962年“要求生產糧食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關於工業方面的指標，有的取得了一致意見，有的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經商定，凡意見一致的，即寫一個數字；凡意見不一致的，即寫兩個數字，作為上限和下限的機動幅度。例如，1962年的鋼產量指標就是兩個數字：1050萬～1200萬噸。薛暮橋回憶：我和張璽兩家都住在百萬莊，對《建議》的再次修改，常常是晚7點開始在我家客廳討論，一直到深夜結束。9月9日，“二五”計劃草案最後定稿。修改完畢後，我們一同到總理辦公室，向總理報告。總理對於每處修改都要詢問，我和張璽一一作答，一直討論到次日早晨。[15]
在7月初至9月上旬這兩個多月裡，周恩來主持的關於修改“二五”計劃建議的會議和商談達20多次。期間，多次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毛澤東也三次寫信，對修改“二五”計劃建議發表意見。9月15日至27日召開黨的八大，審議並通過了關於“二五”計劃建議。這個計劃建議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指導思想制定的。對此，陳雲在1957年初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經驗時說：“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有六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16]
1957年3月7日，國務院責成國家計委根據中央《建議》，開始編制“二五”計劃草案。當時，薛暮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和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安排》內部報告中提出，“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必須從可能出發來安排整個建設計劃。因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我們中國的重工業非常落後，基本上是白紙上畫畫，畫在這裡也可以，畫在那裡也可以，安排起來比較容易。第二個五年計劃就不同了，因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裡安了幾個柱子，那麼第二個五年計劃就要很好地配合起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一二年主要是做準備工作，勘察、設計、準備資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全部上馬，因此遇到困難馬上下馬很容易，有力量多上一些，沒有力量少上一些。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156項都上了馬，再加上幾十項新的，這時再下馬就很困難了，因為搞一項重工業就需要五六年，如果搞上兩三年就不搞了，就是搞了一半就放在那裡，這樣損失就太大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必須更加慎重，根據我們的國力、國民收入來作適當的安排。”[17]8月，國家計委提出了“二五”計劃的初步輪廓。
然而，在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1956 年經濟工作中的反冒進提出了批評，說反冒進掃掉了三個東西：一個是多快好省，一個是農業發展綱要，一個是促進委員會；說黨委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不是促退委員會。他批判右傾保守，主張大躍進。關於編制“二五”計劃，薛暮橋回憶：“我們本著既積極又穩妥的精神，估算‘二五’時期的國民收入為4000億元，按積累率25%計算，五年投資總額是1000億元，這個建議在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富春同志回國後，也參加反冒進工作，1957年上半年，經過反覆討論，曾經考慮把1000億元總投資壓到950億或900億元。按此精神，安排1958年的鋼產量為624萬噸（1957年是535萬噸）。不料1957年冬，毛主席大批“反冒進”。[18]
此後,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又接連批評周恩來、陳雲，說“反冒進”是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錯誤，同右派相差50米等。[19]在批判“ 反冒進”的同時, 南寧會議提出計劃要搞“兩本賬”。其中，中央要做兩本賬：一本是必須完成的計劃，對外公佈；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不對外公佈。地方也有兩本賬：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在地方必須完成；第二本賬是地方期望完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賬高於中央的第二本賬。“兩本賬”制度是“大躍進”期間的一種經濟計劃方法，是造成“大躍進”生產層層加碼、片面追求高指標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批判“反冒進”的錯誤指導思想下，國家計委面臨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壓力，不斷地修訂計劃指標，而這些修訂的指標嚴重脫離實際，大大超越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水平。1959年以後，由於經濟形勢變化，再也沒有全面編制與修訂“二五”計劃，“二五”計劃最終未能正式頒佈。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8日審議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簡稱《意見》），《意見》對這項計劃的基本目標作出這樣的表述：“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前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技術、文化的高度發展，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 蘇星著：《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60頁。
[2]參閱：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
[3] 參閱：“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摘自《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90頁。
[4]見《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的時間》，第88～89頁。
[5]參閱：劉洪聲等主編《張璽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頁。
[6]參閱：閻明覆著《閻明覆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0頁。
[7]參閱：劉洪聲、張林南主編《張璽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頁。
[8]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486頁。
[9] 參閱：劉洪聲、張林南主編《張璽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頁。
[10] 參閱：《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1] 參閱：同上。
[12] 薛暮橋：《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得回憶》，摘自《薛暮橋文集》第12卷，第5頁。
[13]參閱：陳先《周總理組織和審議“二五”至“四五”計劃》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人民網；王光偉回憶文章（未刊稿）。
[14]參閱：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頁。
[15]參閱：薛暮橋著《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
[16]參閱：陳雲著《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
[17] 薛暮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和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安排》，摘自《薛暮橋文集》第4卷，第215頁。
[18] 薛暮橋：《懷念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李富春同志》，摘自《薛暮橋文集》第14卷，第149頁。
[19]參閱：《黨史縱橫》2009年第12期。
（作者: 曹文煉、張力煒 原載《中國產經》2018年各期，轉載時作者有個別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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