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共和已近十年，但中華大地仍暮靄沉沉，不見前路。
中國將往何處去？怎樣才能救中國？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路在何方。那時，各種新思潮、新思想讓人應接不暇。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地方自治……亂花漸欲迷人眼。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來了13位客人。他們是中國最先進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是最早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
幾天後，在南湖的紅船中，一個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的政黨誕生了。那時，連他們自己也不會想到，28年後，這個年輕的政黨，會帶給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
通往勝利的道路註定荊棘叢生。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對困難悲觀失望自動脫黨，有的賣國求榮淪為漢奸，還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為可恥的叛徒。最終，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
到上海去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時，長沙。黑雲壓城，一場大雨將至。
毛澤東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謝覺哉辭行，他們馬上要到上海去，至於去做什麼，兩人隻字未提。毛何兩人謝絕了謝覺哉送他們上船的好意，匆匆起程。後來謝覺哉才知道，他們是要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已經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去上海了。一年之前，他從北京返回長沙途中，路過上海拜訪了陳獨秀。
1918年夏天，25歲的毛澤東從湖南老家來到北京，經老師楊昌濟的介紹，在北大圖書館做了一名助理館員。那時的毛澤東，“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有著“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豪情壯志，卻也像很多熱血青年一樣，在迷茫中尋找著前路。多年後，他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那時他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
在北大圖書館的日子裡，毛澤東認識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雖然他曾抱怨：“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也坦言那一時期他的思想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20年5月，毛澤東第二次從北京返回長沙的途中，又專程到上海拜訪了陳獨秀。這是兩人的第三次會面。當時，毛澤東正處於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他曾給好友寫信說，那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年輕的毛澤東感覺，自己像“睡在鼓裡”一樣。
與陳獨秀的會面，令“睡在鼓裡”的毛澤東茅塞頓開。1937年，已經率領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的毛澤東對斯諾說，陳獨秀談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湖南後，毛澤東在陳獨秀的建議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最初只有6人，後來也不過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憶說：“蘇聯共產黨是由小組到聯邦的，就是說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到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經根據地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人物，除毛澤東外還有與他一同赴滬參加“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過秀才。可是，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他深感“子曰詩云”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要想救中國，還得學習新文化、新思想。
當何叔衡考入長沙第一師範、與毛澤東成為同學時，已經是個將近40歲的中年人了。由於他留著一撮八字鬍，同學們都戲稱他為“何鬍子”。“何鬍子”雖然比同學大了十幾歲，但是追求新思想、探尋救國路的熱情，絲毫不輸於年輕人。
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何叔衡一直擔任毛澤東的助手。毛澤東不在長沙時，小組的日常事務都是他負責。毛澤東對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別親厚，他曾說：“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
1921年6月初，毛澤東收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的來信。信中說，共產國際派了兩名代表到上海。他們建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開大會，宣告黨的成立。
看罷信後，毛澤東非常興奮。幾個月前，他曾收到同學蔡和森從法國巴黎的來信。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寫道：
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如今，蔡和森被公認為是最早明確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
國內革命形勢發展之快，大概是遠在法國的蔡和森所沒有想到的。僅僅幾個月後，他對好友發出的預言，竟然成為了現實——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就要召開了。
“南陳北李”
1956年春節，70歲高齡的董必武參觀了重新發現不久的“一大”會址。當年，會議在法租界中秘密進行，代表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中間又經過幾十年殘酷的革命鬥爭，倖存的“一大”代表甚至都不記得開會地點的確切位置。最後，還是在周佛海妻子楊淑慧的幫助下才找到。
故地重遊，董必武感慨萬千。當年的會場還在，可與會代表卻已經凋零過半。他提起筆揮毫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鉅。”這句話出自《莊子》，意思是有一些事開始看起來簡單不起眼，後來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用它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再貼切不過。中共“一大”召開時，無論組織者還是參與者都沒想到，它竟然會成為一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就連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也遺憾缺席了。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單的陳獨秀，被迫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後，他住進環龍路漁陽裡2號一棟石庫門房子裡。不久，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批知識分子，就被吸引到這裡。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主要成員。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在北大圖書館創立了“亢慕義齋”。不知內情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名字有些費解，其實它就是“Communism”（共產主義）的音譯，“亢慕義齋”也就是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初建時只有三名成員，除了李大釗外，另外兩個人是北大教師張申府和北大學生張國燾。
張國燾在“五四”時期就是一個風雲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禮堂舉行的全體學生大會上慷慨陳詞。5月4日當天，他又是遊行隊伍中最活躍的人之一。由於擅長交際，張國燾很快就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幹事。當陳獨秀常住上海後，張國燾則成為為“南陳北李”傳遞消息的“特殊學生”。
那一時期，張國燾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在他的記憶中，陳獨秀精力過人，非常健談。每當午飯後，陳獨秀話匣子打開，便跟他侃侃而談好幾個鐘頭。“談得起勁時，他（陳獨秀）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使是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1920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個外國人和他的翻譯悄悄來到漁陽裡2號。第二天，陳獨秀興奮地對張國燾說，此二人正是共產國際派到遠東的使者維經斯基和他的翻譯楊明齋。在維經斯基的鼓勵下，陳獨秀決定加快建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張國燾回憶，當他回到北京告訴李大釗，陳獨秀打算成立中國共產黨時，“李大釗略經考慮後，即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李大釗說：“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開展活動，那麼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
遺憾的是，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打算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時，陳獨秀卻在幾個月前接受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廣州的陳獨秀正在為修建校舍爭取一筆款子。他對好友包惠僧說，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於是，他讓包惠僧作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與會辦報紙的陳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無獨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釗也分身乏術。當時，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員會”的工作，整天忙著開會，也不能出席“一大”。
於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前往上海參加“一大”。當時，劉仁靜只是一個年僅19歲的少年。幾十年後，當他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誠如此言。其實，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還有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等好幾個資深黨員，但是大家當時都很忙。羅章龍要去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鄧中夏要去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可想而知，在他們看來，這些活動都比去上海會見共產國際的兩名代表重要。從一個側面也能反映出，當時許多黨員並沒有意識到，這次大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
19歲的劉仁靜被推到歷史的前臺，選他當代表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英文好，可以給馬林當翻譯。這位思想激進的懵懂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膚淺。令人遺憾的是，幾年後留學蘇聯的劉仁靜捲入共產國際的政治鬥爭，加入了“託派”，被開除出黨。抗戰勝利後，更完全倒向國民黨一方，對共產黨信口雌黃。
新中國成立後，劉仁靜留在大陸，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和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1987年死於一場車禍。
劉仁靜是一位“高開低走”的悲劇性人物，人生之路一波三折。從17歲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接著成為托洛斯基在中國最忠實的信徒6年，被國民黨關押了2年，出獄後為謀生又投靠國民黨12年。劉仁靜參加了中共“一大”，卻退縮躲過了中國共產黨最激昂壯烈的拼搏奮鬥。
劉仁靜成為最長壽的“一大”代表，與那些早早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比起來，他當作何感想呢？晚年，劉仁靜曾感慨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今天看來，陳獨秀、李大釗和許多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中堅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相提並論。參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正親身參與著一項開天闢地的偉業。晚年的劉仁靜，說過一句讓人感慨萬千的話：“那時沒想到是那樣一個重要的會議。”可是，歷史就是歷史，劉仁靜沒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馬林和“二李”
陳獨秀去廣州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暫時由李漢俊、李達負責。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馬林抵達上海後，很快便與李漢俊、李達接上了頭。
與維經斯基相比，馬林的來頭兒更大。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他是由列寧親自推薦的。列寧在推薦書上寫道：“斯內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的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繫，並報告他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1921年4月馬林動身來華，直到6月份才抵達上海。據作家葉永烈考證，馬林從莫斯科出發後先去意大利處理了一些雜事，然後又繞道斯里蘭卡、新加坡、香港，最後才到上海。因為他的行程安排，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時間便定格在了7月。
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陳獨秀到上海後，最先結識的就是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倆。李書城成天在家讀書，與外界很少往來，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卻是一個對新事物、新思想極為敏感的人。
李漢俊早年留學日本。他起初喜歡數學，後來拜在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門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他既通日文，又懂得德文，可以同時閱讀日文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馬克思原版著作。因此，他被譽為當時中國最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
李漢俊態度雍容，很有涵養，表面看是一派學者風度，實際上他脾氣很犟，絕不輕易附和別人的意見。
李達與李漢俊很像，也是個一心做學問的人，《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等數十萬字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都是他翻譯的。
李達的脾氣比李漢俊還火爆。張國燾回憶：“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馬林同樣是個性格鮮明、說一不二的人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他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性格耿直的“二李”和脾氣火爆的馬林，剛一接觸，便如火山碰火山，鬧得很不愉快。
1921年6月的一個傍晚，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頂花園——天韻樓與“二李”見了面。一碰面，馬林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要求“二李”向他彙報工作。李漢俊表示，組織尚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馬林又讓“二李”提交工作計劃和預算，並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予經濟支持。
“二李”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建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沒有決定，即使將來加入共產國際，與共產國際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也還有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什麼的。李漢俊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此時，從北京專程趕到上海幫助“二李”做大會籌備工作的張國燾，敏銳地察覺到馬林與“二李”之間關係非常緊張。
與耿直的李達、李漢俊相比，長袖善舞的張國燾要圓滑得多，他與馬林相談甚歡。一時間，成為馬林和“二李”之間的潤滑劑。
起初，負責籌備中共“一大”，並給各共產主義小組發邀請信的是李達和李漢俊，可到了“一大”正式召開的時候，作為東道主的“二李”退居二線，張國燾反而代替未到場的“南陳北李”成為大會主持人。
很難說“二李”對這一安排是否心存芥蒂，但幾年以後他們倆相繼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時，都曾表示與陳獨秀、張國燾存在矛盾。
北大暑期旅行團
1921年7月，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在武漢登上江輪，順著長江一路向東來到上海。
董必武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人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似乎就是“老”。其實，董必武參加“一大”時才35歲，遠遠稱不上“老”。“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時年45歲，35歲的董必武已是年齡第二長者，13位代表中，30歲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輕的劉仁靜只有19歲。毛澤東28歲，剛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
這一群朝氣蓬勃、敢作敢為的青年，硬是幹出了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讀書時擁護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參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歷次革命活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機緣巧合，他在上海認識了李漢俊。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裡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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