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鄖西縣誌》載西津書院圖（秦嶺漢水配圖）
書院教育最早出現於唐代，唐初貞觀年間有達官貴人把自己的書屋稱為書院，但這時的書院只不過是讀書人自己藏書、讀書的書房而已。真正的書院出現在唐開元年間。而鄖陽最早的書院建於明成化年間。鄖陽先後建有四所書院，分別為正學書院、五賢書院、鄖山書院、龍門書院。入清以後，鄖陽城內新建的書院只有兩所，而各縣所建的書院卻如雨後春筍，在房縣有穆清書院和三閭書院，在竹山先後有秋江書院和上庸書院，在竹溪有五峰書院，在鄖西有西津書院，在保康有東山書院。
關於書院
書院教育最早出現於唐代，唐初貞觀年間就有達官貴人把自己的書屋稱為書院，但這時的書院只不過是讀書人自己藏書、讀書的書房而已。真正的書院出現在唐開元年間。開元六年 （718年），唐玄宗在東都洛陽開辦麗正書院，雖然最初的功能只是為皇帝提供一個講經場所，但實際是一項舉國家之力建設的一處藏書、教學與學術研究三位一體的育人工程，這是我國書院教育的真正發端。
到了唐末至五代期間，由於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紛紛在避居山林之後創立私家書院。他們模彷彿教的禪林講經制度授徒講學，使書院教育從宮廷走到民間，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主要以培養高端學生參加科舉考試為主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的興盛在兩宋，始於范仲淹執掌南都（商丘）府學時期，特別是慶曆新政之後，私人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大量產生，出現了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象山書院等一大批書院，對我國教育產生過極大影響。私人書院的蓬勃發展讓朝廷有所緊張，朝廷害怕思想自由會給自己的統治帶來災亂。為了抑制書院發展，宋仁宗開始大辦各級官學，特別是以州學代替各地書院，吸引學子接受官府的正統教育。因此，仁宗末年較有影響的私人書院已經全部消失。南宋時，諸多大儒橫空出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等開始恢復書院，使其成為學術派別的活動基地及講學的場所。宋理宗以後，理學成為正統國學，書院教育遂成為朱熹等理學大師的遺產被官府所繼承。從景定元年（1260年）起，只有正式通過科舉考試或從太學畢業的官員才能成為每個州的書院山長，朝廷藉此控制了對全國書院的影響。
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廣設書院，民間凡自願出錢出糧贊助的，都可以成立書院。以後朝廷又多次頒佈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並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被定為欽派學官，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始。元代人所創建的書院達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書院，總數達到408所。書院和理學從南方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我國南北之間的文化差距。但是，元代書院在受到官方保護的同時，也缺失了書院裡爭鳴辯論的講學特色。
明初，書院轉衰，所留存的宋元書院多被改建為地方官學和社學。直到成化、弘治年間王陽明的出現，書院才逐漸有所興復，但隨後書院又因批評時政而屢遭朝廷忌憚，嘉靖皇帝和萬曆之初的張居正都曾大毀書院。直到嘉靖末年，內閣首輔徐階重新提倡書院講學，書院才得以稍稍恢復。萬曆七年（1579年），張居正以統一思想的名義再次下令禁燬全國書院，直到他去世之後，書院才又開始盛行。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下令盡毀天下書院，造成了轟動天下的“東林書院事件”，直到崇禎皇帝即位後書院才陸續得以恢復。崇禎皇帝在位期間，書院總數達到2000所，其中新建的有1699所。明朝的書院分為兩類：一類是重視授課、考試的考課式書院，等同於官學；另一類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各學派在此相互講會、問難、論辯的講會式書院。但後者多為統治者所不容而屢遭禁燬。
滿清入主中原後，對書院裡保存的自由氣質猶有餘悸，順治九年（1652年）明令禁止私創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開始在各省城設置書院，此後各府、州、縣相繼創建書院。到乾隆年間，官立書院劇增，絕大多數書院成為了以考課為中心的科舉預備學校。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下令把全國書院一律改為學堂，書院在中國就此結束。清代的書院分為三類：一類以重義理和經世之學為主；一類以科舉考試為主，主要學習八股文制藝；一類以撲學精神倡導考據等學術研究為主。
明代鄖陽書院
鄖陽最早的書院建於明成化年間。鄖陽先後建有四所書院，分別為正學書院、五賢書院、鄖山書院、龍門書院。
藩鎮正學書院，在鄖陽按察司副使兼任下荊南道員王鎔的主持下，於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至二十三年（1487年）間所建。正學書院的校舍是利用宦官私第改造而成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廷在鄖陽設藩鎮時，讓武當山提督太監兼任藩鎮副使來監督巡撫，他進入鄖陽城後除建自己的官署外，還建了私邸。而王鎔則利用自己的權力彈劾太監，撤掉了宦官私第，改建成為了鄖陽最早的一所書院——正學書院。書院開學時，王鎔還親自撰寫了《正學書院記》以記載此事。然而正學書院只在《下荊南道志》中有記載，其結局目前已經無考。
府屬五賢書院，在府衙之北、府學之西，明正德十年（1515年）時由知府王震創建，用於生員在此講學或集會。院內有“五子”祠，供奉宋代朱熹、程顥、程頤、周敦頤、張載“五賢”像，供學子們在春秋兩季舉行祭祀典禮，以興學子們的景仰之心。萬曆年間，知府沈鐵“裁無益之費，省不急之務，增修書院號舍”，然而五賢書院卻毀於明末戰火。清代在五賢書院舊址建文昌宮。
藩鎮龍門書院，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巡撫黃紀賢創建，並請前禮部尚書郭正域赴院講學，撰《鄖陽龍門書院記》。院內有兩堂：前堂匾書“講堂”，為學生教室；後堂匾書“石室”，儲書於內供師生借閱。兩旁有舍房70餘間，是學生的休息之所。書院置有學田、鋪房，用以解決長遠修葺之資。黃紀賢規定：書院從鄖屬的鄖陽、荊州、襄陽、漢中、南陽、商州招收優秀學子，凡入院學習者，均免費提供住宿、伙食、文具。他經常親自講學並場場爆滿，使鄖陽學風大振。後來知名於全國的陝西解元羅士濟、襄陽給事中汪始亨、南陽翰林馬之奇、馬之俊等人均出自於鄖陽龍門書院。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反覆攻打鄖陽，對壘13年之久，雖然城從來沒有被攻破過，但全城官衙盡被拆毀，用木料磚塊作為武器，縣衙只得移駐龍門書院。自此，龍門書院成為歷史。
由明跨清的鄖陽書院
鄖陽境內存在時間最長的書院是鄖山書院，也是唯一一所由明跨清達357年的大型書院。
鄖山書院，在鄖陽城內，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時巡撫於湛創建。臨街有一牌坊，上刻“鄖山書院”四字。牌坊之後是紅色的宮牆，大門樓上有巨大的匾額上書“富美”，喻百官之富，宗廟之美。大門內有影壁牆，繞過影壁之後有泮池名曰“涵育”，池內引清濁二流灌入，喻示人品分高下。池上有橋可達二院，院門之上匾書“恭敬”，表示教學之道須心之恭，容之敬。入此門後可見講習軒和精一堂，各為三間，分別匾書“然者”和“謂所”，是書院訓學之語。穿過講習軒便是尊經堂，面闊三間，為書院的藏書之地。書院裡的藏書都是巡撫於湛從南京購得，以方便學子閱讀。尊經堂之後是考旋堂，同樣面闊三間，為學子下課之後的溫習之所。以上三堂的左右共有十八間房，每三間為一院。除一院作為廚房外，其餘均為學生宿舍。左邊的稱為“明善甲舍”，每門依次懸掛丙、戊、庚、壬匾牌；右邊的稱為“誠身乙舍”，每門依次匾書丁、己、辛、癸匾牌。鄖山書院建成後，當時的禮部侍郎馬裡撰有《鄖山書院記》，知府徐桂撰有《鄖山書院尊經堂記》。
之初，在鄖山書院到底是應該以聘請天下名士來此講學為主，還是以培養當地科舉人才為主之間搖擺不定。萬曆六年（1578年），知府宋豸徵得巡撫徐學謨同意，決定在府學和各縣學堂的生員中考選錄取50多名文理平通、有志上進者進入鄖山書院就讀，考選事宜全權委託給府學教授張聘夫，規定在每個月朔望兩日舉行考試，只錄取那些被認為是完全的合格者。考畢仍由張聘夫品評出一、二、三等送知府履閱，由巡撫批示賞資。至此，鄖山書院以培養當地科舉人才為主的發展方向得以確認。
萬曆十四年（1586年），知府沈鈇壓縮官府支出，增修了書院的號舍，以擴大招生規模。清雍正十年（1732年），下荊南分守道魯之裕對書院進行過大修。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張世芳再次大修書院。四十七年，知府曾恆德重新裝修書院，並親為督課。嘉慶二年（1797年），書院泮池之上的東、西兩橋發生傾斜，知府王正常補葺，並改書院名為“龍門書院”。
道光二年（1822年），湖廣學使楊懌撥款把書院移至西關的舊通判署，並恢復“鄖山書院”名稱，再向湖北巡撫楊懋恬奏請，得到聖旨允許把光化縣逆產變價拍賣，所得銀四百九十一兩撥付給鄖山書院存入典當行，產生的利息用於書院的燈油、獎賞之資，開創了鄖山書院有固定膏火費的歷史。這道聖旨被刻成石碑立在新書院前。在鄖陽，書院遷址由知府李羲文主持，直到道光四年竣工。在他的任內一直“延主講，勸課試，朝夕切磋，文風丕振，每屆秋闈，捐廉資給六邑諸生卷價”。
道光十年（1830年），知府崇善倡導捐銀，與原撥於光華縣之銀共湊齊三千兩作為本銀，每年所產生的利息全部用於書院，除燈火、獎賞費外，還作為主講的束脩。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府李祥因挪用書院本銀被撤任，由後任知府逐年攤賠本利銀兩。直到咸豐二年（1852年），書院的本銀剛剛攤足，但又被知府侯庭樾和鄖縣知事復祥拿去辦理兵役差當，被湖廣總督訓斥要求飭賠。但不久，侯庭樾病故，書院的3000兩本銀無存，自此停課。
咸豐九年（1859年），知府李宗燾整飭書院事宜，按月捐出自己的養廉銀進行課試，並派本地紳士徐清來、崔誥、王希傑、胡淑經清理書院先年的地租，和新捐的錢財一起添置田地、房屋，出租產生利息，但每年所得收入除納稅外，餘錢若干。但李宗燾還是酌定章程，每月由鄖陽府發放課試學生的一次性卷價、火食、膏火獎賞，按年從利息中支取。他把文案和地契存入府衙備查，每年的收租和開支，全部由府衙責令書院推舉出的本城兩名公正紳士輪流管理。十年，新任知府艾浚美撰寫《鄖山書院記》。
同治四年（1865年），均州人賈洪詔從雲南巡撫任上回家後，被聘為鄖山書院山長。他親自主講課程，對復興書院頗有建樹。同治六年（1867年），大水毀城，知府金達主持復城，其中包括鄖山書院。他移鄖山書院於北山之麓的三元宮大王廟，八年竣工時，親自撰《移建鄖山書院記》。他每年捐出自己的養廉銀200兩給書院，並要求6個所屬的知縣每年各捐銀50兩作為主講、監院的經費，並報請省府批准作為定令。可惜金達於九年累死於任上。
光緒三十年（1904年），鄖山書院更名為“鄖陽府師範學堂”，至此完成了作為書院的歷史使命。
清代鄖陽書院
鄖陽城內清代所建的書院只有兩所，分別是黃公書院和龍峰書館。但是，入清以後，各縣所建的書院卻如雨後春筍，在房縣有穆清書院和三閭書院，在竹山先後有秋江書院和上庸書院，在竹溪有五峰書院，在鄖西有西津書院，在保康有東山書院。然而，這些縣級書院在當時只是應應景，是清朝統治者為拉攏漢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工具而已，無論是校舍還是師資都是因陋就簡，更談不上什麼學術氛圍和教學質量。
黃公書院，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府黃焜建書院於府衙之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鄖縣知縣李集改建為神龍祠。
私立龍峰書館，在鄖陽城東棒槌河畔，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本地紳士李祖庚捐四百餘金所建，由於李祖庚字龍峰，所以書館得名“龍峰書館”。又因為不具官方背景，所以不稱書院而稱書館。建成時，鄖陽府學貢生、曾任四川都司的夏尚德撰《鄖陽龍峰書館記》。書館後來不知所終。
房縣穆清書院，始名房陵書院，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知縣王璋（惠安舉人）所建，院址在萬壽宮之西數步，只有樓房一座。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縣黃元俊認為書院地界狹隘，商議移建事宜，可沒有議出經費之源，只得下令縣內貢生謝克純等人每年存入一點“積學田銀”為書院移址作籌備。四十八年（1783年）房陵書院遷至明代義學舊址，在縣城南的天后廟之後，並改名為穆清書院。
房縣三閭書院，據清同治《鄖陽府志》，在西關外，後出讓建武昌會館。近年有“三閭書院位於神農架林區陽日鎮南河的北岸”說法，雖然當時此地確屬房縣轄域，但僅根據大殿正樑下方有“大清道光丁酉年九月吉旦三閭書院合會眾首土修建”的題字依然不足為憑。
竹山縣秋江書院，早年廢，無資料可考。
竹山縣上庸書院，初在縣衙西，康熙年間知縣董綿祚在明代義學舊址上所建。雍正九年（1731年），知縣白雲龍續建。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縣徐之瑜在縣衙東北文昌閣附近購置學舍數間。三十八年（1773年），知縣彭悅桂遷書院入文昌閣。五十年（1785年），代理知縣常丹葵重修。嘉慶元年（1796年），境內白蓮教興起，書院毀於戰火，知縣範繼昌重建書院於舊縣學宮之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知縣周和祥、邑紳（本縣紳士）陳杰祥等人出資把書院拓展為試院，但供有文昌像的後廳仍為講學之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改書院為高等小學堂。
竹溪縣五峰書院，原在縣城東郊誥軸山上。乾隆十一年（1746年），無錫人宋煥來任知縣，看書院隔河渡水往來不便，想遷書院卻苦於無錢，就動員本縣貢生每年捐一點錢待以後遷建。乾隆二十年（1755年），宋煥頃囊出資倡導縣人捐款，購置學田若干，每年租金千餘，用於教師束脩和學生膏火費（補助、津貼）。又選中南關遷移書院，卻升職離去，心願未了。乾隆二十三年，鄖陽府通判陳封舜前來代理知縣，減少學田三鬥，把書院遷至南關外，與原來比，增東西學舍各二間、大門左右各一間、廚房一間，並於講堂之後樹一屏風以隔內外，校園周圍繞以重垣，大門外砌以照牆，左右柵欄，不僅形制恢弘，而且紅牆白室黑瓦十分莊嚴，超過三年才竣工。當時，有本縣貢生王立言每年捐谷120石作為書院膏火，縣府延請曾經先後任潛江訓導、桃源教諭，後退休在家的竹溪貢生李柞為書院主講。時任縣學教諭李標撰有《五峰書院記》。道光十五年（1835年），書院毀於堵河大水，於二十二年由邑紳諶祖璯等人捐款在西關購址重建。
鄖西縣西津書院，初建不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縣胡廷槐復設並親自撰《記》，大門匾懸“規崇白鹿”，東西廂房各3間，講堂3間匾曰“名正誼世”。堂後東西廂房各2間。二堂3間層樓為文昌閣，祀文昌帝君。閣後左右各2間為臥室與廚房。嘉慶二年（1797年）毀於白蓮教兵亂，七年知縣孔繼擀重修並增建後殿3間及兩側廂房，十二年（1807年）又請以沒收的逆產變賣撥作書院膏火。同治元年（1862年）再次毀於太平軍兵亂，後知縣林瑞枝、程光弟相繼修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書院改為高、初兩等小學堂。
保康縣東山書院，在縣學明倫堂之後，同治三年知縣林燿堃議修，四年知縣宋熙曾建，同時兼做試院，有賓興公產田七分。
閱讀更多 秦嶺漢水公眾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