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以《校园风云之班长争夺战》的方式，说了望平街与军阀混战的关系，今天我们继续，说说望平街那“划时代”的屎尿产业，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屎尿！
望平街一带，曾经布满了粪塘子
新中国以前，民国初期，倒腾屎尿可是一门来钱的生意。出现了专门从事屎尿生意的粪商。
那个时候，这些污秽的排泄物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黄货。对于当时还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成都来说，这可是极好的东西。
因为农民朋友对肥料的需求并不固定，所以不同季节黄货的价格也不一样。
以1940年代为例，Go君查阅资料得知，100斤干的黄货，最高折价是15斤米，而淡季折价最低只有1.5斤米，价格一个天下，一个地下！
几个老百姓抬着一袋干粪
逐利粪商们便在成都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外修起了大量的粪塘子（老百姓叫粪塘子，但它有一个文雅的称号，叫“金窖”）。淡季的时候，这些粪商就在这里储存黄货，等旺季的时候再卖，获利丰厚。现在东边的猛追湾、望平街、牛王庙；南边的磨子桥、浆洗街；西边的通惠门；北边的梁家巷，在当年都是粪塘子比较集中的地方。
就望平街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还有好几个大的方格式的粪塘子。
官方插手屎尿生意，民间斗士谐趣开骂
昔日的成都是没有啥子地理排污管道的，哪像现在哦，“挖地3尺是管网”，甚至还提出了能够自我渗透循环的海绵城市概念。城内几十万居民的粪便，当时全部是由近郊的农民每天到大街小巷中一家一户收集的，民间俗称“倒桶子”，有用桶挑的，也有用粪车拉的，就这么送出城外。
为了不影响市容，政府规定拉黄货必须在晚上或者清早，所以粪商或农民运送黄货的时间很紧张，有时候为了争抢还要打架。这个生意很快被政府看在眼里，据说杨森主政的时候开了厕所收捐税的先河，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
当时成都有一个非常人知名的尖酸文人——刘师亮，有着谐趣斗士的称号，为此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开骂：“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一时广为盛传（关于这个刘师亮，后期Go君将专门出一个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骂归骂，从政者偿到了屎尿生意的甜头，怎么能够轻易舍弃。杨森倒台后，继任者把这个屎尿学问发扬光大，甚至干脆经营屎尿生意。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控制成都时期，由上校秘书叶前辉兼任卫生委员，专门负责此事，其下共有200多个公厕，30多辆粪车，10多个粪塘子。而据记载，当年一个公厕一年的粪便可换几百斤大米，超过一亩水田的收成。
当然，军阀们也不可能把全城的屎尿摊摊全霸占完了，也继续“深化改革”了这个公厕税收制度。社会局认为公厕是社会问题，税嘛就应该他们收，卫生局则说粪便有关卫生，当然归他们收咯，而税务局也吼起，收税本来是我们的事，你们闹个锤子。最后，还是三家单位一起协调，才把这个税收了。
屎尿生意淡出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成都的每条街巷都有一个或多个公厕，成为成都三多（茶馆多、小吃多、厕所多）之一。
新中国成都后，当然不是允许这么乱来的，于是便在九眼桥旁的宏济路成立了成都市肥料公司，为各单位清除粪便，统一管理全市的大多数粪塘，并将粪便转卖给农村做肥料，但大大弱化了粪便的市场化价值，多从社会福利层面和环境公益上考虑。
由于工作量太大，可能确实也赚不到啥子钱，这个公司也就慢慢萧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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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曾在2014年6月28日，专门阐述了关于国人“方便”的历史背景。说是，漫长的历史里，中国人每天都能看到身边的污物，但又尽力回避。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国人，当有需求的时候，都选择随地大小便而不是上厕所解决。
100年前，晚清的封疆大吏、两湖总督瑞征因为在租界的地盘随地小便，被洋人捉去罚款。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无法想象。
在四川省档案馆，还保存着民国时期成都公厕改善计划的档案，其中包括公厕的布局结构要求，以及当时公厕的缺点。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成都，好点的坑是三合土或者砖石砌成，以当时的卫生条件来看，应该和现在那种处在城乡结合部又鲜有人打理的公厕一般，现在的人肯定是鄙弃的。差一点的，则是一个土坑，地面就是泥土，基本没有人打扫。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女厕所。
民国初期，成都街道公厕大约有1000余个，但一直到1928年，成都才开始设置女厕所。那美女们该怎么办呢？哦，清末民初美女基本是不上街的，茶楼戏院都不接女宾，劝业场（成都第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聚集区）刚开张的时候，有几个美女去逛街，结果引起围观尾随，警察不得不强迫这几个美女租个轿子赶紧回家。平时像青羊宫花会，会设置一个临时女厕所，但给钱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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