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在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讲话
打开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乡村发展专委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博客，其首页签名上这样写道：当前最需要的是“虚怀若谷，寻常求是。”……越是广泛调研，越是更多地做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就越深感“学然后知不足”的深刻意义，人也就会逐渐变得“平和”。
于是，一个温和谦恭的学者形象就这样隔着电脑让人倍感亲切、让人愈发期待与之相见。
2015年12月19日，在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上，温铁军的出现与其说是专家身份，还不如说更像是明星被众人追捧。他总是温和地、笑眯眯地与熟或不熟的人寒暄。记者也只能见缝插针般的对他进行采访。
“三农”的实质是农民权益保护、农村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
温铁军认为，“三农”的实质内涵是农民权益得到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2003年中央文件正式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农民能够平等分享现代化收益。十年间，“三农”投入大幅增加，达到约八万亿左右，财政对“三农”的社会开支也做到了历史最大规模，农民的权益保护、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都多多少少得到了体现。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农业的生态安全治理。”温铁军说，“如今在中国，农业已经演变为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产业。下一步必须将农业发展转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向上来。生态农业是最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政府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的重点，从用于治理污染改变为支持零排放的有机小农，或者支持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的循环农业，对采用有机种植的农户进行补贴，以形成恢复农业有机生产的外部激励机制，并对高污染行业进行严格惩罚，从而建立起清洁生产且符合生态发展的产业体系。另外，借鉴国际生态农业运动经验，以恢复农业有机生产和生态功能。
在温铁军看来，中国当代产业过剩，金融过剩，商业资本也同步过剩。因为中国的农村具有多元经济特征，才保障了过去村庄自身的封闭运行能力，化解了以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我们接受了产业资本，但未必要走因产业资本与生俱来的剧烈矛盾冲突所指引的方向。”温铁军讲道，他在多年前开始进行农村实验区，并到40多个国家进行考察比较。他认为，中国应该立足自身建设农村文明，发展生态农业。
2012年12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立，温铁军任执行院长，他吸取了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关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提倡新常态下中国的乡村建设应该再造乡土文明，用生态理念使乡村保留住原来的那些风土人情、风光地貌和乡亲们的生活。
绿色设计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
2015年10月25日，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温铁军担任该专业委员会主任。对于这个绿色设计组织，温铁军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第二个关键词是协调，第三个关键词是绿色，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共享，这四个词对中国现状是有内在逻辑的；中间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开放。开放也要包括开放思维。那么，这次五中全会特别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要强调共享社会发展红利。
“中国是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2012年中国正式确立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2015年10月5日，中央又发布了生态文明深化体制改革的意见。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20世纪一百年的工业文明时代，走向21世纪一个新的战略转型——生态文明时代。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背景下，我们成立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铁军对记者说，“我们的专业委员会与世界绿色设计组织的宗旨和理念是高度一致的。绿色设计是指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而我们在这个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成立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要明确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当我们强调生态文明时，就必须知道生态文明的内涵是多样性的；而乡土社会是最具有多样性的，不仅具有自然的多样性，而且具有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关注的是乡土文明的传承和乡土文化的复兴，以乡土文化的复兴作为载体来支撑我们今天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乡土社会正在被破坏，因乡土社会的多样性文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思想成果、文化成果也在遭受破坏，有很多文化遗产随着乡土社会的消失而被丢弃。总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从文化入手，就意味着我们治标不治本，因为文化乃是一个社会生存和精神家园的基础。
农业4.0是乡村生态文明的最好体现
对于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温铁军认为，从农业1.0到农业4.0，需要打造未来我们自己农业4.0版的绿色发展，要更大程度上利用互联网实现市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
“如果我们现在有意识地从高校的学生社团请一些愿意下乡支农的学生，到我们的镇、到我们的村来，让他们帮我们聚人气，让他们帮我们使用‘互联网+’。我们要关心这些能够下乡的年轻人，让他们扎得下来，待得住，把他们的能耐，把他们的优势跟我们的资源环境优势结合，构成聚人气的条件。用‘互联网+’的方式把人气聚起来，我们就有可能形成多样化的社会活动。”温铁军对记者侃侃而谈道。
CSA正在悄然影响着中国农业的变化，说到这个新名词，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指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能够提供有机食物的农民建立经济合作的关系。具体讲，CSA是社会化的安全农业，或者社会化的生态农业，本身体现的是生态化，生态化就是多样性，就包括着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合作联合，这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CSA的解释，更准确的说是中国现代条件下的创新，是中国生态化农业的一种创新方式。
温铁军组织和带领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农村搞的有机生产合作社，已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从最初的2003年到2006年，是帮助农民恢复有机生产，但是当时的很多合作社还不规范；2007年以后《农民合作社法》出台，因此像“绿盟”和“小毛驴”这样以农民联合为基础的销售网络的结合，才开始体现出市民和农民相连接的桥梁作用。
温铁军认为，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信用。一般来讲，是需要一套契约形成信用，建立一套维护契约的东西就需要法律，所有这些东西成本都需要提高。“有机农业的信用怎么建立？可以有几种方式，一是政府贴牌，但信用被很多假冒伪劣打掉了；二是企业自己做标准；三是靠打广告、宣传来取得所谓的信用；四是我们这种，社会参与式信用。靠广泛的市民参与劳动，消费者通过直接劳动与农场共同分担风险，形成最低成本的有机农业信用体系建设”。
在温铁军看来，农夫市集其实是一个在有机农业领域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全没有任何隔膜的见面，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怎么让有机农业做到透明，怎么能够让双方建立信用关系，社会农业最核心的、最可贵的就是社会参与式认证。
“三农”向国家的工业化作了巨大贡献
“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乡土文明，是农业社会。几千年养人的能力，包括涵养自然资源和维护环境生态的能力，都远大于工业文明，所以才维护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五千年文明史，才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文明。”温铁军说，“我们从宏观层面上看，三农问题绝不是微观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主流开始强调农业政策而几乎不提农民权益及乡土社会可持续的时候，就意识到对象搞错了，中国从来都是三农问题，而不能单纯讲农业政策，单讲农业政策要在西方才讲得通。”
“三农”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它承载的是国家工业化的代价，在向国家工业化作了巨大贡献的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如何正确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制度。温铁军在向记者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还拿出了实际的例证，“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与农业发展学院一位教授作了一个研究指出，建国60年城市和工业从三农拿走的计算其价值量的话，算出来结果是17.3万亿。此前，在1989年前后，建国40年时，我们院的一位老教授也算过一笔账，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总量9600亿元，从农业提取剩余达7000亿元至8000亿元。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工业资产大约80%来源于三农积累”。
“我现在讲的只是中国工业化和三农问题之间的本质相关，因为三农向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承载了工业化历次危机的代价，因此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工业化能够成功的比较制度优势。优势并不意味着好，只是没有这个优势，剩余就无从提取。”
温铁军进而举例说：“解释农村工业化时，我说中国农村工业化用15年时间不仅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且进入产业扩张，到1995年中国乡村工业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因为中国特色，也就是你们讨论的中国道路必须要收集的具体经验。就从这里讨论，即使很多地方乡村进入工业化了，但事实上也与西方道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记者对温铁军的采访还意犹未尽，但他却要赶往下午的课堂了。作为中国乡土文明复兴的积极推动者，或许这句“我们农村工业化没有那么多社会矛盾，是因为中国的乡土文化本身决定的。”才能从根本上解释温铁军执着地行走在乡土文化复兴路上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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