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金华滕先生因扶骑电动车摔倒的曹先生，结果被对方碰瓷。在由警方调取监控录像证明了滕先生清白后，滕先生提出反诉，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元。滕先生此举的本意是“震慑那些讹诈好人的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让违法的成本高于讹诈的成本，道德规范加之法律约束，才能让“扶不得”变成“讹不得”。
在2006年彭宇扶老人被讹诈后，“扶不扶”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频频进入人们的视线，甚至作为小品登上春晚的舞台。因为 “扶老人”成为了需要承担风险的事情。乐于助人和尊老爱幼本是中华民族承袭了五千年的传统美德，但是经由恶意碰瓷团队的再三“助力”，“扶不扶”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可即使“扶不起”“不敢扶”的声音从未停止，也依然有好心人坚守内心的底线和善良，将见义勇为进行到底，滕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相较于讹人者的安然无事，零违法风险，行善者往往要承担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重压。在此案中，因为被指认为肇事者，滕先生“损失的打车费，误工费和拖车费，共计2000多元”，还包括个人名誉等无形的损失。善举背后增加的诚惶诚恐的“利益考量”，也使得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诚信正义的匡扶。“扶老人”善意之举不应该被辜负，更不应该被污蔑。若是“扶老人反被讹”这种道德的滑坡无法在短期内靠“软性手段”来纠正，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之前“好人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敢扶”的担忧，但对于法律细则的欠缺还是为“讹人”的心理上留下了缝隙。西方一些国家在如何减轻善者责任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有一种“好撒马利亚人法则”，即在紧急状态下行善，即使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也可以减轻或免除行善者的民事责任。若能从法律上给行善者一定的支持与帮助，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伸出善良与正义之手，社会的善良之举也会越来越多，而更多的老人、弱者也因此会受到社会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用法律来保护行善者的权益无法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在救助别人之前要先找到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这样的善行还有多大的意义？当一个社会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当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人的诋毁，甚至做好事是也必须穿戴好盔甲，这个社会就不仅仅让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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