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五朵金花》和它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成功地展示了大理白族的生活风貌，成为了云南民族文化极其重要的名片。电影插曲《蝴蝶泉边》的流传，展现出勤劳、质朴、幸福、和谐美好的白族生活。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部电影和音乐的创作历程。
民族文化传播的典范
丨《五朵金花》的海报登在电影杂志《长春电影画报》上
1959年，文化部牵头摄制了《五朵金花》。这部电影由云南省委组织电影编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这部电影诞生时，正值建国十周年之际。当时，文艺界想用拍电影的方式来庆祝新中国的十岁生日，所以报了很多选题。
1958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到大理参加西南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亲身感受了大理的民风民俗和奇山异水，于是，他向云南省委提议，组织创作一部以大理为背景、歌颂社会主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剧本。
这个提议得到了云南省的积极响应。云南省立马组织人编写，但是写得都不满意。到1959年3月末，把下放到西双版纳的作家王公浦和赵季康夫妇紧急召集回昆明。宣传部要求王公浦和赵季康夫妇一个星期内出故事大纲，以便赶上国庆献礼。
丨王公浦（1922-），作家，代表作品：《绿色的底层》《边界上》(合作)等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还真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漂亮。王公浦提出到大理采风，但时间已来不及。他们只好先听滇剧团的席国珍讲述从大理搜集到的素材。席向他们介绍了好几个叫金花的姑娘的故事，季康和公浦一下子有了灵感。而公浦在勐海劳动时，与一位同样下放到当地的音乐学院教授相识，当时他就想编写一个音乐家采风的故事。听了席的介绍，他们觉得用金花的同名造成误会，用误会法编一个小伙子找金花的故事，应该有喜剧效果。又联想到他们夫妻1955年在大理看的三月街的情形，可以把它作为序幕和尾声，再用音乐家采风来串联故事，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后来，考虑到一个音乐家太孤单，又加上一个画家。就这样，他们用三天时间写了《十二朵金花》的剧本提纲，随后又按袁勃（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指示，将十二个金花减为七个。
丨夏衍（1900年10月-1995年2月），原名沈乃熙。著名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这个创作过程很精彩——就是听了几个“金花”的故事，加上以前有过大理旅行的经验，外加其他地方的生活体验，然后就拼出了一个经典的电影故事——这在今天来说依旧是很好的创意。
《七朵金花》的剧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后，这位剧作家出身的领导又提出了修改。他建议把七个“金花”的故事，删改为五个，这个建议被采纳，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五朵金花》。
电影正式拍摄是1959年5月底，拍摄历时3个多月，9月结束，正好赶上了国庆节。
抛开特定时代的政治主题，《五朵金花》的创作过程堪称云南民族文化创意转化的典范。如何讲好云南民族文化的故事，这是永恒的话题，王公浦和赵季康夫妇，作为经验丰富的剧作家，做了最好的示范。
把对白变成对歌
丨电影《五朵金花》的剧照
和很多新民歌一样，《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也是作曲家加工过的“二手”民歌，保留了大量的白族民歌元素。这首“新民歌”很符合人们对于云南民歌的想象。在电影里，通过这首歌模拟了一个在云南常见的生活场景——对山歌。对山歌，对出感情，然后就结婚——这是另类的浪漫。电影的男女主角（阿鹏和“金花”）的爱情，就是这样对出来的。
《蝴蝶泉边》这种对歌的形式，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一个创造。据说，这个主意是电影作曲者雷振邦提出的。雷振邦问电影编剧，能不能把对话改成对歌？电影导演王家乙也很赞同这个主意。于是编剧之一的赵季康马上即兴朗诵了一首歌词，接下来几天一口气写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歌词。
丨电影里另一首插曲《绣围裙》的歌片
把对话改成对歌，是非常大胆的创意。电影中有一类是“音乐电影”，类似音乐剧，剧情用音乐推动，里面的人一言不合就唱歌。他们的歌唱很刻意，跟《五朵金花》还不一样。《五朵金花》的音乐是很民族、很乡土的对歌。这种对歌有民俗的基础，很真实自然，让人以为电影之外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
雷振邦把对歌的方式在《五朵金花》中成功实践后，后来又做了一个作品——《刘三姐》。同样是少数民族题材，这回对歌的形式更是被推到极致。可见对歌这种形式，虽然源于生活，但进行适当的创新，还成了一种电影创意。
丨周恩来总理接见《五朵金花》中阿鹏的扮演者莫梓江
《五朵金花》的拍摄，赶上了一个好时代。1959年是中国电影大爆发的时代。这一年的国庆献礼片，仅故事片就有18部，而其中《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这样的电影，无论是从原著小说到电影，都堪称经典。
这是一个充满文艺电影氛围，也充满竞争的好时代。《五朵金花》没有今天所谓的“大IP”，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讲述祖国西南边疆一对白族小青年找寻爱情的故事，最后获得了极大成功，收获了从普通人到政治领袖、从国内到国外普遍的赞誉。
1959年11月2日，在国庆献礼片的庆功宴上，出席宴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到《五朵金花》时这样说：“《五朵金花》歌颂了我们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人，歌颂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丨1960年，长影代表团参加第二届亚非电影节，左四为金花的扮演者杨丽坤
周总理的意思是，这部电影把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美好，形象地描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大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好榜样。当然，不仅如此，讲述这个故事的电影《五朵金花》也成为新时代文艺片的典范。
在这个建设新社会的时代，国家急需树立各领域的标杆。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承载了当时国家的理想，因此当时的副总理陈毅每次出访国外，最喜欢带上这部电影。而这部电影，不仅通过外交渠道介绍给外国友人，还正式在40个国家放映。1960年，《五朵金花》获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艺术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五朵金花》所展示的新中国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五朵金花》对那个时代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影领域，成为当时的社会理想的一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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