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之為我，只在異人處，我是紹興希臘人
逆光，隔著香菸的氤氳，被那雙眼睛攫住。不見枯槁渾濁，黑白分明，清清爽爽，黑色部分如黑絲絨般。他說，用以衡人審世寫小說的，一隻是辯士的眼，另一隻是情郎的眼。
木心，那個戴禮帽、執洋傘、坐在大雪初霽紐約中央公園長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鄉，鬢髮已白，面容消瘦，不斷小聲地說著俏皮話：“有人看了照片講，恨不得把那頂帽子摘下來。我說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頭啊？”口語的木心是家常的，吳儂軟語略帶陰性的，有一股骨子裡透出來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發音一樣，沒有改。
我的祖先在紹興，我的精神傳統在古希臘
“我的童年，還可以聽到千年相傳的柝聲。”
30年代，浙江桐鄉烏鎮東柵財神灣。孫家雕樑畫棟的老宅，緊挨著孔家花園（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孃家）。清末的舉人穿過兩進廳堂，穿過傭人們的宿舍，面對私塾裡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爺大名喚作孫璞，鄉鄰有叫他仰中的，有叫他牧心的。
那時候的科舉狀元后來多半讀了大學，當了教授，中西兼修，學問深不可測。少年時讀到《詩經》，孫璞驚豔，繼而歡喜：“這就是我要的文體。”他有一位東吳大學的先生教英語，因為一口流利英語惹來殺身之禍，某年冬天斃於日本人槍下，孫璞大哭一場：“把我的英文也槍斃掉了。”
浙江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夏承燾先生曾與他是忘年交，來信啟首是：“木心仁兄大人閣下”；木心回信，則稱承燾先生“夏丈”。家人替他選定了志業，要麼做法官，要麼做醫生。他卻喜歡收來各種彩色紙頭，一看半天；他還喜歡逃學、看戲，看終場時值臺男子瀟灑地甩出條木牌，“明日請早”。那雙眼睛挑來揀去，只為色彩只為美，著迷。
多年以後他說：“人們已經不知道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南方的富貴之家幾乎全盤西化過。”逢年過節，才穿上考究的長袍馬褂。飲食西化，喝茶之外還留心飲用白開水。生了病吃西藥。他小時候吃過很多種魚肝油。
他的閱讀穿梭於東方和西方，古代和現代。“十四五歲就知道瓦格納跟尼采的那場爭論。‘文革’之前就看卡夫卡。”
美國一些讀者說，木心的作品裡彷彿總有一個深藍的背景，非常神秘，讓他們想到達•芬奇。9月末的這個黃昏，木心在烏鎮的客棧裡說：“人有兩套傳統，一套精神，一套肉體。我的祖先在紹興，我能講一口紹興話。我的精神傳統在古希臘，在意大利，在達•芬奇。所以我說我是紹興希臘人。”
真的到了歐洲，他說，我是來Check（檢驗）一下的，驗一驗跟童年少年的閱讀是否吻合。Check的結果是：“在巴黎，巴黎失去了巴黎；在漢堡，漢堡失去了漢堡。”世界文化的大船正在下沉。
從《哥倫比亞的倒影》開始，大陸識字界被木心的文字驚豔了一下。陳丹青的力薦和網上的不以為然引來文字紛爭，誰也說服不了誰。倒是木心一句話交待了自己的來路：“我的底子，小時候就打好了。”
我以不死殉道
烏鎮狹長小街，飯店隔壁是棺材店，棺材店隔壁是理髮店，理髮店隔壁是裁縫店；小街午後溼答答的，有點色情，有點宿命。少年木心愛穿制服，討厭雕花的窗欞，於是走出窄街住到杭州梅花碑，常對西湖楊柳，後來又去上海，細細品味亭子間裡民間社會那一派天真熱鬧。
20歲剛出頭，他參與學生運動，還曾是領導者，結果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又被國民黨通緝，於是走避臺灣。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回到大陸。
他是上海工藝美術製品廠的設計師，喜歡畫畫，熱衷寫作。從14歲起創作的100多個短篇和8箇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沒。因言論獲罪，他被關進廢棄的、漏雨積水的防空洞。半年後轉移到監牢時，關他的人想，該是爬著出來了吧。可他坐著。他從寫交待材料的紙裡剋扣下66張白紙，正反兩面寫滿密密麻麻的字，寫散文，還作曲，藏在棉襖夾層裡。墨水快要用光了摻點水進去，“不慎”打翻。看守兇巴巴又裝一滿瓶來：“老老實實寫，不深刻休想過關！”
勞動改造12年。人家都平反了，他遲遲沒有。後來才知道，有人擔心：“他平反了，誰來掃廁所呢？”平反那天，他還在掃地倒垃圾，食堂師傅衝他嚷：“哎，叫你裝紗窗裝紗窗到現在還不來裝！”他問：“個麼，到底要裝幾扇？”“十扇！明天來裝！”“噢，十扇。”這時有人告知大師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設計院做總設計師了呢！”第二天，他坐飛機去人民大會堂，負責修繕工作，因為他曾經參與50年代北京十大建築的室內設計。這種戲劇人生，他講起來笑嘻嘻的。
“我不喜歡哭哭啼啼，小女兒一樣，要麼就天地之間放聲大哭，要麼就悶聲不響。就怕吃一點苦啊，講不完地講。而且聰明的讀者能夠讀懂，我如此剋制悲傷，我有多悲傷。歷史在向前進，個人的悲喜禍福都化掉了。我對自己有一個約束：從前有信仰的人最後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間，多少人自殺，一死了之，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選難的。可以向死的機會很多，我都挺過來了。監獄裡面，飯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時候，家裡幾代傳下來的，是一種精緻的生活，後來那麼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筆下的史湘雲，後來要飯了，賈寶玉，敲更了。真正的貴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個意大利作家寫過，貴族到沒落的時候愈發顯得貴。”“您是悲觀主義者嗎？”
“其實悲觀主義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釋迦牟尼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可是他的大雄寶殿題了四個字——‘勇猛精進’。悲觀主義止步，繼而起舞，這就是悲劇精神。”
每天手寫1萬字
平了反，20本作品卻要不回來了，說是燒掉了。木心灰了心，決意從此只畫不寫。1982年自費留學到了紐約，55歲，沒有親戚朋友。朋友說，到紐約的華人裡他膽子算大的。
他也有房租無著的日子，聽到街頭冰淇淋售賣車的叮咚音樂，一樣泛起憂傷，當然，還要為居留身份煩惱。
1984年，一對法籍臺灣夫婦，男的是畫家，女的是音樂家，都兼批評家，驚歎於他的睿智與談吐，力勸他寫作。“那時我的畫已經被收藏家買了，生活比較穩定。有一次他們專程拜訪，說，今天來，就是請你答應，你還得寫作，專心寫作，我們幫你推介。不答應不走。我答應了。送走他們，我上樓，攤開紙就開始寫，然後寄給他們，介紹到臺灣。”第一篇文章《大西洋賭城之夜》一行標題斜斜佔了一整版，洪範、圓神、遠流、元尊文化等出版社一氣出了他12本書，臺灣讀者也像今天大陸讀者一樣，紛紛動問：“木心是誰？”
精緻華美的文字後面，是每天8000－10000字的工作量，全部手寫。有次為趕一篇稿，他買好牛奶麵包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三四天，稿子寄出，發現襯衫上一層白乎乎的小東西，原來蝨子前來造訪4天沒有洗澡的人。
《上海賦》大家似乎看懂了。“有一陣到處都在懷上海的舊，但不是電影裡那樣，一副餛飩擔，一部黃包車就是上海了。我看那些老洋房、大都市、車水馬龍，那種浩蕩溫情，好像君臨萬物，心懷慈悲，又嘲笑又喜歡。就這一念，我開始寫《上海賦》，好比一個悲劇演員在演小丑。”木心說，《上海賦》裡的旗袍面料全憑兒時記憶，沒有資料可查。據說給綢布店經理看到，吩咐手下：“記下來記下來，我們的料子還不夠，照這個進貨。”
他的畫作，那些被畫家陳丹青“第一眼看到就認了”的中國山水，在策展人Alexandra Munroe和巫鴻的推動下於2001年在紐約展出，隨後在全美作博物館級巡展，33幅畫作已被各大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在紐約呆過十多年的畫家李斌知道其中的含義：“對於一個華人畫家來說，差不多已經到頂了。”
自己留下的作品，打包在54件海運行李中，正在海上漂，不久將出現在烏鎮故居的新宅裡。
從前有科舉，有文人雅士的傳統，後來都沒有了
上世紀80年代末，木心在紐約華人圈子裡開了4年的世界文學史課，課後在中央公園散步談笑，一位學生說，“先生一路看過去，能不能即興寫俳句？”
話音才落，有位女子走來——“她圍著黎明的圍巾，牽了條黑夜的狗。” 一輛旅遊大巴開過，車身上塗料是紅色與銀色，好像救火車——“這個旅遊團多仁慈，一邊旅遊一邊救火。”
兩個男人——“靠在公園的石欄杆上，毫無作為地容光煥發。”……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這種瞬間？”
“長期的訓練，像中國武功。我喜歡那個傳說中用筷子夾蒼蠅的高手。”
從杭州高級中學開始，木心算算自己教過5代學生。後來都是朋友。“古人說天地君親師，沒有把朋友列進去，其實我始終覺得這世上朋友最要緊。就像西方的星相圖，本來只是幾顆星星，獨自放亮，星與星之間有了友情，就劃一條線，然後就連成了水瓶座、雙魚座。我們年紀大的人交朋友有點從前金蘭結義的意思，好像有契約的。”
李斌說：“我現在講給人家聽都不相信，到紐約去的人都忙得腳打後腦勺，哪裡可能堅持4年？哎，真是怪了，那時候，每兩週4小時這堂課，好像雷打不動一定要上的。”陳丹青手快，5大本筆記記得最全。
從另一方面看，這並不值得慶幸——查建英、劉索拉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說出了那代人剛出國門，頻頻“如遭雷擊”的原因：大部分人猛然發現這一代除了經歷胃的飢渴，更面臨斷層一代的文化飢渴。
“現在書店裡書那麼多，是文化昌明的表現嗎？不，正是斷的表現。大家不知道找什麼書看。‘五四’時期，書店裡，魯迅、巴金，一格一格，清清楚楚。有人勸我開書院，我想不行。文化斷層無法彌補。中國文藝復興，我是不大抱希望的。
“從前有科舉，有文人雅士的傳統，後來都沒有了。從前家裡有人寫錯別字，那是奇恥大辱，現在馬路上一走，三步一錯，五步一錯。一家店招寫：歐化西餐，也算講到底了。杭州街上有賣‘桂花糖牛（藕）’，一開始我想，牛肉跟糖桂花一起燒是什麼味道呢？後來問他是不是寧波人，說是的。而且那些廣告，天哪，那樣寫的。我看一個藥品廣告，看了半天沒有弄明白，人家等你救命哎。
“從前社交客氣而潤滑，現在不講客氣了。有人請我吃飯，從開頭講自己，到最後第二句還在講自己，把客人扔在一邊，末了想起來，啊，今天見到你很高興。我跟介紹的朋友講，哎，你這個朋友怎麼只管談自己，我連發言餘地都沒有的？朋友說，現在要找不談自己的人是沒有的。呵呵，倒是我錯了。”
“講話不好玩了，俏皮話也聽不來了。這些，使人感到寂寞。”
人類已經忘記了“靈魂”這個詞
某天，看到某報說，“木心先生回國的機票放在抽屜裡，時常拉開來看一下。”木心說，“哪裡是我，這神態是小姑娘哎。”記者的筆讓他有點吃不消，而他對文字對訪談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像《魚麗之宴》那樣，像詩一樣。”從此，只接受書面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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