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我是绍兴希腊人
逆光，隔着香烟的氤氲，被那双眼睛攫住。不见枯槁浑浊，黑白分明，清清爽爽，黑色部分如黑丝绒般。他说，用以衡人审世写小说的，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我的童年，还可以听到千年相传的柝声。”
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娘家）。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仰中的，有叫他牧心的。
那时候的科举状元后来多半读了大学，当了教授，中西兼修，学问深不可测。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他有一位东吴大学的先生教英语，因为一口流利英语惹来杀身之祸，某年冬天毙于日本人枪下，孙璞大哭一场：“把我的英文也枪毙掉了。”
浙江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承焘先生曾与他是忘年交，来信启首是：“木心仁兄大人阁下”；木心回信，则称承焘先生“夏丈”。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多年以后他说：“人们已经不知道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南方的富贵之家几乎全盘西化过。”逢年过节，才穿上考究的长袍马褂。饮食西化，喝茶之外还留心饮用白开水。生了病吃西药。他小时候吃过很多种鱼肝油。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文革’之前就看卡夫卡。”
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9月末的这个黄昏，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真的到了欧洲，他说，我是来Check（检验）一下的，验一验跟童年少年的阅读是否吻合。Check的结果是：“在巴黎，巴黎失去了巴黎；在汉堡，汉堡失去了汉堡。”世界文化的大船正在下沉。
从《哥伦比亚的倒影》开始，大陆识字界被木心的文字惊艳了一下。陈丹青的力荐和网上的不以为然引来文字纷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倒是木心一句话交待了自己的来路：“我的底子，小时候就打好了。”
我以不死殉道
乌镇狭长小街，饭店隔壁是棺材店，棺材店隔壁是理发店，理发店隔壁是裁缝店；小街午后湿答答的，有点色情，有点宿命。少年木心爱穿制服，讨厌雕花的窗棂，于是走出窄街住到杭州梅花碑，常对西湖杨柳，后来又去上海，细细品味亭子间里民间社会那一派天真热闹。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劳动改造12年。人家都平反了，他迟迟没有。后来才知道，有人担心：“他平反了，谁来扫厕所呢？”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就怕吃一点苦啊，讲不完地讲。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每天手写1万字
平了反，20本作品却要不回来了，说是烧掉了。木心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1982年自费留学到了纽约，55岁，没有亲戚朋友。朋友说，到纽约的华人里他胆子算大的。
他也有房租无着的日子，听到街头冰淇淋售卖车的叮咚音乐，一样泛起忧伤，当然，还要为居留身份烦恼。
1984年，一对法籍台湾夫妇，男的是画家，女的是音乐家，都兼批评家，惊叹于他的睿智与谈吐，力劝他写作。“那时我的画已经被收藏家买了，生活比较稳定。有一次他们专程拜访，说，今天来，就是请你答应，你还得写作，专心写作，我们帮你推介。不答应不走。我答应了。送走他们，我上楼，摊开纸就开始写，然后寄给他们，介绍到台湾。”第一篇文章《大西洋赌城之夜》一行标题斜斜占了一整版，洪范、圆神、远流、元尊文化等出版社一气出了他12本书，台湾读者也像今天大陆读者一样，纷纷动问：“木心是谁？”
精致华美的文字后面，是每天8000－10000字的工作量，全部手写。有次为赶一篇稿，他买好牛奶面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四天，稿子寄出，发现衬衫上一层白乎乎的小东西，原来虱子前来造访4天没有洗澡的人。
《上海赋》大家似乎看懂了。“有一阵到处都在怀上海的旧，但不是电影里那样，一副馄饨担，一部黄包车就是上海了。我看那些老洋房、大都市、车水马龙，那种浩荡温情，好像君临万物，心怀慈悲，又嘲笑又喜欢。就这一念，我开始写《上海赋》，好比一个悲剧演员在演小丑。”木心说，《上海赋》里的旗袍面料全凭儿时记忆，没有资料可查。据说给绸布店经理看到，吩咐手下：“记下来记下来，我们的料子还不够，照这个进货。”
他的画作，那些被画家陈丹青“第一眼看到就认了”的中国山水，在策展人Alexandra Munroe和巫鸿的推动下于2001年在纽约展出，随后在全美作博物馆级巡展，33幅画作已被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在纽约呆过十多年的画家李斌知道其中的含义：“对于一个华人画家来说，差不多已经到顶了。”
自己留下的作品，打包在54件海运行李中，正在海上漂，不久将出现在乌镇故居的新宅里。
从前有科举，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两个男人——“靠在公园的石栏杆上，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杭州高级中学开始，木心算算自己教过5代学生。后来都是朋友。“古人说天地君亲师，没有把朋友列进去，其实我始终觉得这世上朋友最要紧。就像西方的星相图，本来只是几颗星星，独自放亮，星与星之间有了友情，就划一条线，然后就连成了水瓶座、双鱼座。我们年纪大的人交朋友有点从前金兰结义的意思，好像有契约的。”
李斌说：“我现在讲给人家听都不相信，到纽约去的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哪里可能坚持4年？哎，真是怪了，那时候，每两周4小时这堂课，好像雷打不动一定要上的。”陈丹青手快，5大本笔记记得最全。
从另一方面看，这并不值得庆幸——查建英、刘索拉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出了那代人刚出国门，频频“如遭雷击”的原因：大部分人猛然发现这一代除了经历胃的饥渴，更面临断层一代的文化饥渴。
“现在书店里书那么多，是文化昌明的表现吗？不，正是断的表现。大家不知道找什么书看。‘五四’时期，书店里，鲁迅、巴金，一格一格，清清楚楚。有人劝我开书院，我想不行。文化断层无法弥补。中国文艺复兴，我是不大抱希望的。
“从前有科举，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一家店招写：欧化西餐，也算讲到底了。杭州街上有卖‘桂花糖牛（藕）’，一开始我想，牛肉跟糖桂花一起烧是什么味道呢？后来问他是不是宁波人，说是的。而且那些广告，天哪，那样写的。我看一个药品广告，看了半天没有弄明白，人家等你救命哎。
“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的？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
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
某天，看到某报说，“木心先生回国的机票放在抽屉里，时常拉开来看一下。”木心说，“哪里是我，这神态是小姑娘哎。”记者的笔让他有点吃不消，而他对文字对访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像《鱼丽之宴》那样，像诗一样。”从此，只接受书面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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