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外出务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表现在婚姻支付上，主要是彩礼和嫁妆，无论是种类还是价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婚姻支付物品种类越来越多，电脑、汽车、珠宝首饰、液晶电视等大件值钱的东西在婚嫁物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满足娱乐、生活、精神等多方面的需求为主:二是婚姻支付货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在彩礼方面，现在的彩礼费用动辄几万、十几万，而嫁妆费用也不低，给男女双方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
婚姻支付行为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并且是一种"超前消费"行为，具有求同和求异的双重特征。对于经济虽然独立，但是经济实力不强的农村青年来说，在彩礼和嫁妆费用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婚姻支付行为求同和求异的双重特征容易使他们陷入婚姻支付困境。
在农村社会语境与社会网络架构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互动或者做某些事情时，总是遵循着农村社会的规则，主动去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习惯于按"规矩"办事，模仿他人的行为方式，打破规矩的越轨行为甚少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按规矩办事可以在短时间内采取有效的行动，节省时间和精力，也比较不容易出错;另一方面，村庄成员的行为示范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只有参照他人的行为方式，甚至做得更好，才比较容易被认可、被接受。如果有人想打破规矩、使用不同的行为方式，必然会受到非议，有可能面临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风险。中国农村社会历来重视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别人的反应对自身行为选择有着深刻影响。这种文化状态对婚姻支付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注重婚姻习俗和规范，注重村庄成员对个人婚姻支付行为的反应，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农村青年及其家庭在婚姻支付方面重视求同，重视婚姻支付水平与其他村民保持一致。在农村，村民们对那些低于村庄认可范围的婚姻支付表示理解和宽容，但是对于那些超过认可范围的"越轨"支付行为则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进行谴责，而当事人自己也会表现出一种不好意思、遮遮掩掩的态度。
黄强将于年前结婚，因为他是家中的独子，所以村民们纷纷猜测他的父母给他准备了较高彩礼。但是他自己一直对具体数字避而不谈，只说也没多少，也就几万而己。但是，村民们大都不信他家只准备了化万元的彩礼。终于，有一个村民爆出了具体数字:199900元。接近20万的彩礼钱瞬间在"院子"里炸开了锅，之前结婚的，彩礼也就是在6万、8万的水平，他家一下就把标准提高到20万，就有村民直接向黄强表示:"你家这样搞，让到你后面结婚的年轻人怎么办人家婚都结不起了。"当时，黄强的反应甚是微妙，他先是一脸不高兴地一再追问是谁说的他家过了近20万的彩礼，然后又反驳道:"没那么多，真的只有几万，我家没得嘟(那么)多钱。"但是，他的父亲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大方地承认了他家确实过了20万的彩礼，但他也解释道:"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他这么大了才结婚，为家里也付出挺多，不好再亏待他了。"黄强也辩解称:"我们准备买个十几万左右的车，不就是只过了四五万的彩礼。"黄强的父亲还表示在办婚宴时，会请县城里的乐队来家里搭舞台演出。黄强对此很是无奈，"我爸这样做太扎眼了，以前人家结婚都没请过，他非要出众点，我讲不要弄了，但是他坚持要弄，我也不好和他为这个事情争执起来。"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发现，不仅是村庄其他村民，农村青年及其父母在婚姻支付上都保持着既想求同又想求异的矛盾也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当婚姻支付超出村庄成员认可范围时，他们会有一种微妙的触犯了群体规范的也虚感，促使他们以其他方式进行掩饰，以免自己成为异类，受到社会、尤其是同辈群体的指责甚至排挤。因此，农村青年及其父母在准备彩礼或者嫁妆时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自己能承受的、又为他人所理解认同的"价位"，即所谓的求同也理。目前，媒体报道很多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天价嫁妆"的现象，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但是，在农村，当下青年们在婚嫁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高价现象，但是远未至媒体报道的"百万、千万天价"彩礼或嫁妆的严峻地步。这与村民们的求同也理有一定的关系。在农村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在行为上基本保持相对一致，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既是避免伤害他人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旦谁打破惯例，就有可能受到村民们的责难。因为，村民们也有一种从众心理，一旦"有一家这样做了，别家也就跟着做了"彩礼嫁妆的价值不断攀升、内容不断丰富，无疑会给村民们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也理压力。所以，他们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致，不要有太大变化，压力自然也就没那么大。
前两年，村里支书嫁女儿时陪嫁送了一辆小轿车，虽然村民们背地里对村支书家的做法很是不满，但是之后村中其他人家嫁女儿时也纷纷陪送小车，到现在嫁女儿送小轿车己经成了标配之一，村民们都认为正是他家开了头，做出了不好的榜样才导致如此的。黄强给女方的彩礼大大超出了当前农村的平均水平，也隐隐引起了村民们的议论，认为他一旦开了个头，后面的年轻人在结婚时也得这么办，给整个村庄都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他不得不一再对此做出解释，"还要买一部15万左右的车又送回来，实际也就四五万"、"而且，她妈家准备的嫁妆还要多点，我那点彩礼不算多了。"表明自己其实是遵循本地水准的，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但是，与求同心理相随的还有父辈们在子女婚姻支付上表现出的较为强烈的求异心理。实际上，大部分农村青年在婚姻支付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求同意愿，他们对于自身经济能力和其他村民对自己的看法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在婚姻支付方面过于追求排场、阔气，会受到他人的指责和议论，因此，他们保持着较高的求同意愿，并不太愿意过分地与他人不同。但是，父辈们则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求异心态，他们在为子女进行婚姻支付时，追求彩礼金额、嫁妆丰厚等方面的阔气，同时还要标新立异、尽力彰显与他人的不同，如黄强的父亲在儿子婚姻上请乐队演出就是村庄里的头一遭，虽然很是引起了村民们的广泛讨论，但黄强的父亲依然坚持。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父母普遍将为子女完婚当成是自己的人生任务，为子女婚姻支付得越多，越能表明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为人父母的责任，同时也满足他们自己心理上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于是，在为子女婚姻进行支付的时候，他们不仅尽自己所能为儿子准备高昂的彩礼，也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以此向村庄成员表明自己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同时也表明自己对儿子和女儿一样的看重。此外，在农村社会语境下，在婚姻支付方面，村民们对子女和父母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农村青年结婚时的高额彩礼、丰厚嫁妆，即使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也会或多或少受到村庄舆论或明或暗的责备;而父母为子女准备这些则会受到村民们的称赞，认为他们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不管这些称赞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会让父母觉得这是一件让他们脸上"有光"、有面子的事情，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求异心理。总之，既想求同又想求异的也理，导致了农村青年在婚姻支付方面也陷入尴尬境地，使得他们在缔结婚姻过程中产生一些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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