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五星紅旗是一顆大星被四顆小星圍繞在左上角的紅旗，然而有這麼一面特殊的五星紅旗，模樣很特別，但所有人見到這面旗、瞭解背後的事蹟都為之感動。這面特殊的五星紅旗，是當年被關在重慶白公館的黨員所做。這些被關在白公館以及渣滓洞的勇士，沒有犧牲在戰鬥中，卻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殺害於獄中。
珍藏於博物館中的五星紅旗
1949年9月到11月末，敵人屠殺了超過300位被關押的我黨黨員與進步人士。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這些烈士熬過了最黑暗的日子，卻倒在了黎明到來之前。
1949年7月，川東特委在重慶渝中區天瑞公司召開會議，會議由劉兆豐主持。大家分析總結形勢後認為，在敵人崩潰前夕，極有可能對關押於白公館與渣滓洞的同志發動屠殺，因此“在不放棄通過個別上層人物或者個別社會關係，用賄賂和金條購買等方式營救個別被關押戰友的同時，還應積極做好準備，採用裡應外合的方法進行劫獄”。
渣滓洞監獄內部
1949年9月，上級向重慶地下黨傳達了“保存力量，保護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同時傳達了盡全力營救被關押同志的要求，必要時候可以花錢買。具體營救任務有特委委員林向北負責。
林向北起初一籌莫展，一時難以入手。但手下的徐榮恆告訴他，自己的中學老師賈佐在重慶交通警備旅第一中隊做中隊長，更重要的是賈佐也曾是黨員，但後來與組織失去了聯繫。得知這一情報，林向北決定打入一中隊。雖然賈佐很配合，但由於一中隊是個肥差，無數眼光聚焦於此，賈佐過去的經歷也招來許多非議，為了安全，賈佐不得不離開重慶。
江姐原型江竹筠
失去賈佐這條路徑後，林向北沒有放棄，利用警備旅招兵的機會安排了幾名同志進去，然而由於警備旅一名教官見過打入的地下黨，導致幾名同志無法繼續潛伏。僅剩的兩人處在不重要的崗位，無法救援。而之後對渣滓洞附近兵工廠保衛部隊的滲透，也因為該部隊被調往前線而流產。
眼見潛伏不成，林向北決定策反重慶的“反共保民軍”第一師師長廖開孝，林向北讓蔣仁風與之接觸。雖然廖開孝願意配合接管城市，卻藉口他的部隊沒有戰鬥力，拒絕營救被關押人員。而之後在接觸了當地各路要員後，要麼因為逃離重慶，要麼因為資金不夠，無法實施救援。
這邊積極營救，監獄內的同志也在努力自救。他們先後策反了渣滓洞獄醫劉石仁，看守黃茂才，警衛連連長鄔志聲，白公館看守楊欽典。他們都是在瞭解被關押的都是一些愛國志士後，要麼同情要麼欽佩，有的出於良知，有的是眼見敵人即將倒臺，為自己過去的惡行贖罪。他們有的幫助被關押人員改善條件，有的幫助傳遞信息。但因種種原因，僅有被關押在白公館的19名同志在楊欽典幫助下逃離監獄。
當日逃脫的人員裡包括小說《紅巖》作者的羅廣斌
外面的營救人員眼見無法通過打入內部營救，只好決定武裝劫獄。但第一次劫獄因準備不足以失敗告終。11月14日，敵人在大坪公開槍殺王樸等10名同志。獄中的胡其芬化名“吉祥”，通過黃茂才向外界傳遞了一封信。沙滋區工作組負責人收到信後決定單獨救援，遂抓緊準備武器，招募人員，並準備50兩黃金作為經費。然而還沒等行動開始，敵人便提前下手，殺害了所有同志。
後來據車耀先的女兒車育英描述“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此時車育英才知道，自己的父親也在這場大屠殺中犧牲。
難能可貴的是，在胡其芬向外傳遞的書信中，裡面包括了獄中人員向組織提出的建議：“(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鍊(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即“獄中八條”。這些建議是烈士們在長期與敵人鬥爭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在獄中，自己同志的叛變給大家帶來巨大打擊。
由羅廣斌手書的包括“獄中八條”的信件原文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當年烈士們所經歷的的折磨，但他們即使身陷囹圄仍堅持信念，敢於鬥爭，在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依然奮戰不止。是他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一個他們沒來得及看到的嶄新中國！烈士紀念日，向英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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