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被骂的张艺谋,真的一无是处吗?


屡屡被骂的张艺谋,真的一无是处吗?


“拓荒者”张艺谋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骂张艺谋为乐,而自己不努力起来建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未来很灰暗。

——@知乎用户 吕海

01

“我对不起我父亲。”

1997年,正在意大利导演歌剧的张艺谋,接到一通国内电话,“父亲去世了。”

在此之前,父亲曾一次次要求他回家,只为了把家族的故事说给他。

“老大时间紧,要不就说两天?”

“两天说不完,有很多细节。”

“要不写下来吧?”

“一定要当面说,有很多重要的细节。”

许是张父已知命数,无论老伴怎样劝,他一再坚持要花两周时间,跟长子详述家族的来龙去脉。

对于事业蒸蒸日上的张艺谋来说,回去待两周,啥也不干,简直要了他的命,这事儿就一再搁置了。

直到父亲的生命戛然而止,再也没人知道,他究竟带走了哪些家族的秘密。

这也给张艺谋带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从此,他的话更少了。

拍戏时,话少,新影片上映面对一水儿的谩骂,也话少。

很多人说,张艺谋像头老牛,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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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张艺谋父亲张秉钧是国民党军官,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让张家吃了不少苦。

父亲怕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度要和母亲张孝友离婚,后来婚没离成,倒给张艺谋留下了一生的阴影。

“我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

21岁的张艺谋,在结束了三年的插队生涯后,进入了咸阳国棉八厂。

本以为做了工人就能消除家庭成分的影响,谁知道每回开大会,全厂6百多人,主任例行公事问一句“非党员团员请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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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张艺谋一个人,尴尬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久而久之,主任都直接点名:“张艺谋,你出去一下。”

他光入团,一连申请了七年了,都没成功。后来,他也不执著这件事了了,因为他迷上了摄影。

在自学抄写了十几本摄影笔记后,他想要一台照相机,光省吃俭用远远不够,只能卖血了,一连5个月,换来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

张艺谋如愿以偿调离了车间,开始在工会出板报、拍照片了。

手里的照相机成了张艺谋立足在厂里的重要工具,他拍得照片灵动专业,还被人称为“大才子”。

有回,他画了幅秦始皇头像,又用火把纸烤黄,边缘烧出焦黑,竟像是从古墓里刨出来似的。

这下不光是才子了,同事都叫他“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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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恢复高考后,张艺谋已经28岁了。

他想报考北影,却超出了22岁的年龄上限,打心眼里自卑的他先在报名处蹲点,看别人的作品都不如他,他才敢报名。

老师看完,也很喜欢,得知他超龄后,又婉拒“你先回西安,我们会向学院反映你的情况。”

回去后,音信杳无,张艺谋来回找了好多人帮忙,都不行。

后来把厚厚一沓作品和求学信辗转到当时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同期还有画家白雪石、华君武联名推荐。

黄镇看后批复:“我看了实在高兴,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应加紧培养,可以作为特殊问题,叫进修生或其他适当名义,允他入学深造。

黄镇立马转达北影:“根据他的优异成绩,特殊处理。”

当时名额紧俏,电影学院不愿违规,再度上报,文化部只能二次发函“请立即招收张艺谋。”

就这样张艺谋成为了摄影系78班的一名学生,他的同学有陈凯歌、田壮壮,这群人后来成了中国第五代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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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北影,日子并不好过,有人贴大字报,影射张艺谋走后门,他就愈加谨小慎微,走路头低得都要埋到地上了。

同学陈凯歌回忆,有回张艺谋在看别人打球,球滚出来后,旁人踢了一脚,方向歪了,一下顶到他的膝盖窝,他也只是憨实地“哦哦”了两声。

除了上课,他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也因此成为了全学院借书最多的学生。

有年回家过暑假,他给自己用生铁铸了个摄影机,整天扛着练习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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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作品上了知名摄影展,同学们开始敬重他,因为年纪长,还选他做了学生会副主席。

但他的心始终悬着,生怕被人从学校里开除。

大二放假前,院里老师找他谈话,关怀他年纪大了,可以先去考虑找份工作先养活自己。

他以为自己要被开除了,还跟田壮壮说:“学院已经跟我谈了,哥儿们这一走,就可能回不来了。你们多保重,我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你们了。”

谁知虚惊一场,新学期回来,他还直感慨:“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假期我真是度日如年!”

在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中,张艺谋充实地煎熬过了四年,终于从北影毕业了。


04

刚跨入行的张艺谋,就拿了多个摄影大奖。

1984年,首次掌镜了电影《一个和八个》,就拿了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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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电影《黄土地》就包揽了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入行即跻身一线摄影师行业。

随后,参演电影《老井》,就拿了金鸡、百花、东京电影节三个影帝。

等到摄影、演员梦都做过后,他开始当导演了。

1987年,37岁的张艺谋在《人民文学》上看到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触动了心里想拍电影的那根弦。

就它了,揣着800块钱,张艺谋赶到莫言家,买下了《红高粱》的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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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还没送审,他就到山东高密种高粱了,每天蹲在地头浇水、除草,他对这些的高粱的感情,不亚于拍片。

同期,找到了正在中戏读大二的巩俐,22岁的巩俐与张艺谋的第一次会面,并没有擦出灵感的火花,他甚至觉得“与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

后来一接触,觉得这女孩很纯,但性格又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就选上了。

演员都找好了,高粱也都冒头了。为了赶在成熟前拍完所有镜头,他就在片场亲自搬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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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的老百姓原先都以为导演很威风,看了他之后却说:“不是个活!孩子不让他干这个!”

那一年,代表大陆出征柏林电影节的是陈凯歌《孩子王》,而他临时转战戛纳,这个名额就落到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上。

后来戏剧性的是,《红高粱》拿下了柏林金熊奖,《孩子王》在戛纳被冠上了当年“最差电影”。

仿佛是天生为电影而生,第一次当摄影师、第一次做男主演、第一次拍电影,张艺谋都是一举登顶,没什么悬念。

原本他拍照的初衷,只是为了逃避车间劳动,换个轻松点的活儿,后来却走到了第五代导演的前列,乃至走入了国际。

大器晚成,这话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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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这个时期,张艺谋的作品都聚焦在人性解放上。

1994年,他拍了执导生涯唯一一部被禁的作品《活着》。

起初,他看中了余华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因此拜读了余华的全部作品,《活着》当时还没刊印,余华把手里的清样也给了他。

张艺谋看完深受触动,光前期确定主题就讨论了半年。

看过《活着》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史诗级的作品,要将其浓缩成一部电影的程度,其难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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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艺谋决定:“我们这一次拍《活着》,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要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的,老老实实地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

朴实得近乎赤诚。

有一回,要用到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演员们刚拍完,张艺谋就将道具组的人找来,让他们翻开看看,里面全是空白页。

张艺谋第一次这么严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在电影中根本不会有人要打开这本红宝书,有个真的红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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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临时要增加一个翻毛主席语录的特定镜头,遇上了这种情况我要的特定怎么拍?所有跟着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东西必须是真的,而不能有应付。”

张艺谋在片场话很少,但凡触动了他的原则,是绝不原谅的。

《活着》拍完了,很多同行看完,都评价“这是一部垃圾片。”

这是他所没想到的。雪上加霜的是送审时,被毙了。

国内的反馈触底,台湾制片方将电影送到法国戛纳,影片却一连斩获三项大奖。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某些历史事件的阴影在人们心中消弭后,电影真正的意义才凸显出来。

所以一部《活着》能将张艺谋封神,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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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张艺谋转向了商业电影的探索,也是他的口碑毁誉参半的开始。

有人说,他和巩俐合作的八年,是彼此的黄金时代,后来他的电影,她的作品都不尽人意。

但张艺谋想要的电影并不是类型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有所突破才可以,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创新拍摄,同时也意味着风险。

他依然像头沉默的老牛,不解释。

2005年,低迷很久的国师即将迎来又一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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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导演组竞标开始了,对手有同学陈凯歌、好莱坞同僚李安。

从最初13个团队,直到5个,张艺谋凭借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精彩的中国八分钟赢得了选委会的青睐。

开始前,他就立下经典的flag“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同组的人还开玩笑,“要是失败,基本上张艺谋就要流亡海外了,都骂死你了,真有人喝醉酒拿酒瓶子往你脑袋上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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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张艺谋团队在一栋4层办公小楼里,每天工作到凌晨2、3点,持续了三年。睁眼闭眼都是奥运会的筹备细节。

有回,吃饭看到别人削苹果皮,一圈一圈地螺旋状,忽然给了他火炬塔的灵感。就是从下往上燃烧,直到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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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型晚会,都是歌舞开场,已经审美疲劳了,他要来点不一样的。

有人说扇子,他否掉了,力度不够,没有气韵;有人说要剁枪托,他否掉了,不够典雅。

最后有人提议用“祝”,了解之后,发现祝没有鼓面只能左右拍击,缺乏孔武有力的感觉。

这也给了他一个新方向,可以选古代乐器啊,就在第n+1回濒临崩溃时,他想到一个成语“击缶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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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算定下来乐器,当2008个缶排列在鸟巢中央倒计时,其技艺之精湛,气势之恢宏,令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中国场面,也记住了张艺谋导演排演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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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下了多项收视纪录,在美国高达18.6%,是非美国举办奥运会时最高收视纪录。

张艺谋后来说起自己接手奥运会的原因:

“你一生可以拍很多电影,你一生只有一次奥运会。”

他将每部作品都推陈出新,力求做到执导生涯的唯一,这是对自我的高要求,也是对电影艺术的尊重。

08

去年上映的《长城》,张艺谋又被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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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无数观众将矛头对准国师了。

当初这部电影找到张艺谋,他先是回绝了。

后来经纪公司开出诱人的条件,“《长城》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是第一部由你来做的一个大片。”

过去很多年,进驻好莱坞的中国演员也不少,但华人导演却屈指可数。

张艺谋想:“由中国导演作为创作核心,中国演员、中国故事作为构成,一个合作中美的大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成功,那《长城》系列拍下来10到15年,完全可以培养出来一个大话题和一个大观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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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本身不是他所喜欢的,但这背后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饱受诟病的选角问题,为什么要选择景甜,这么明显与他数任谋女郎形象出入太大的演员,张艺谋也给出了合理解释。

“坦率地说,20多岁的女演员,会讲英文的,要给拍摄组一年的时间,一个广告都不能接,一个活动不能接,而且要会跳舞,会打,方方面面,综合下来,反复测试,景甜是符合这个角色的。”

有人替他辩解,可能名导演也有话语权失落的时候。他不置可否。

09

张艺谋这一代人身上,对于中国电影,乃至整个文艺界,都有股民族使命感。

他们拍乡土,拍传统文化,拍草根命途,一切的一切都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息息相关。

不同于贾樟柯这类类型化明显的第六代导演,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延展性。

央视《第十放映室》曾评价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赞誉的背后,其实是后继无人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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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观众对他们有种据为己有的优越感,就像自己孩子般严格要求。

这种情绪累积到极点,忙完奥运会的国师拍了回归后的第一部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拿到了史上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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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山楂树之恋》,也持续着这种低迷。

那几年,骂张艺谋似乎成为了全民共识和狂欢。

被骂急了的张艺谋,有回说:“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着》,也会被人骂。”

知乎网友@吕海写得很中肯。

在电影界,恨张艺谋,骂张艺谋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取代张艺谋的人到目前为止零。

如果15年前,中国有合适的商业片导演,张艺谋可以继续拍他想拍的文艺题材。

如果现在中国有1、2个年轻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导演,那么长城也不至于还要靠张艺谋的老招牌 。

张艺谋这头老黄牛还能给中国电影犁多少年的地,不可而知。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骂张艺谋为乐,而自己不努力起来建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未来很灰暗。

所以,张艺谋不是失败者,他是拓荒者。

他有过失败,但他不是烂人,起码是个勤勤恳恳拍电影的工作者。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是好。

那么,中国电影的未来,只能从我们尊重作品,不再轻易捧杀一个名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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