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張藝謀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以罵張藝謀為樂，而自己不努力起來建設中國電影，中國電影未來很灰暗。
——@知乎用戶 呂海
01
“我對不起我父親。”
1997年，正在意大利導演歌劇的張藝謀，接到一通國內電話，“父親去世了。”
在此之前，父親曾一次次要求他回家，只為了把家族的故事說給他。
“老大時間緊，要不就說兩天？”
“兩天說不完，有很多細節。”
“要不寫下來吧？”
“一定要當面說，有很多重要的細節。”
許是張父已知命數，無論老伴怎樣勸，他一再堅持要花兩週時間，跟長子詳述家族的來龍去脈。
對於事業蒸蒸日上的張藝謀來說，回去待兩週，啥也不幹，簡直要了他的命，這事兒就一再擱置了。
直到父親的生命戛然而止，再也沒人知道，他究竟帶走了哪些家族的秘密。
這也給張藝謀帶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從此，他的話更少了。
拍戲時，話少，新影片上映面對一水兒的謾罵，也話少。
很多人說，張藝謀像頭老牛，幾十年如一日，在中國的電影市場拓荒。
02
張藝謀父親張秉鈞是國民黨軍官，文革時，因為出身問題，讓張家吃了不少苦。
父親怕給孩子帶來不好的影響，一度要和母親張孝友離婚，後來婚沒離成，倒給張藝謀留下了一生的陰影。
“我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即使現在，家庭問題平了反，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但仍舊活得很累。”
21歲的張藝謀，在結束了三年的插隊生涯後，進入了咸陽國棉八廠。
本以為做了工人就能消除家庭成分的影響，誰知道每回開大會，全廠6百多人，主任例行公事問一句“非黨員團員請離場”。
只有張藝謀一個人，尷尬地站起來走了出去。
久而久之，主任都直接點名：“張藝謀，你出去一下。”
他光入團，一連申請了七年了，都沒成功。後來，他也不執著這件事了了，因為他迷上了攝影。
在自學抄寫了十幾本攝影筆記後，他想要一臺照相機，光省吃儉用遠遠不夠，只能賣血了，一連5個月，換來了一臺海鷗牌照相機。
張藝謀如願以償調離了車間，開始在工會出板報、拍照片了。
手裡的照相機成了張藝謀立足在廠裡的重要工具，他拍得照片靈動專業，還被人稱為“大才子”。
有回，他畫了幅秦始皇頭像，又用火把紙烤黃，邊緣燒出焦黑，竟像是從古墓裡刨出來似的。
這下不光是才子了，同事都叫他“鬼才”。
03
恢復高考後，張藝謀已經28歲了。
他想報考北影，卻超出了22歲的年齡上限，打心眼裡自卑的他先在報名處蹲點，看別人的作品都不如他，他才敢報名。
老師看完，也很喜歡，得知他超齡後，又婉拒“你先回西安，我們會向學院反映你的情況。”
回去後，音信杳無，張藝謀來回找了好多人幫忙，都不行。
後來把厚厚一沓作品和求學信輾轉到當時文化部部長黃鎮手裡，同期還有畫家白雪石、華君武聯名推薦。
黃鎮看後批覆：“我看了實在高興，他的作品很有水平，應加緊培養，可以作為特殊問題，叫進修生或其他適當名義，允他入學深造。”
黃鎮立馬轉達北影：“根據他的優異成績，特殊處理。”
當時名額緊俏，電影學院不願違規，再度上報，文化部只能二次發函“請立即招收張藝謀。”
就這樣張藝謀成為了攝影系78班的一名學生，他的同學有陳凱歌、田壯壯，這群人後來成了中國第五代導演。
剛進北影，日子並不好過，有人貼大字報，影射張藝謀走後門，他就愈加謹小慎微，走路頭低得都要埋到地上了。
同學陳凱歌回憶，有回張藝謀在看別人打球，球滾出來後，旁人踢了一腳，方向歪了，一下頂到他的膝蓋窩，他也只是憨實地“哦哦”了兩聲。
除了上課，他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圖書館，也因此成為了全學院借書最多的學生。
有年回家過暑假，他給自己用生鐵鑄了個攝影機，整天扛著練習方位。
後來，他的作品上了知名攝影展，同學們開始敬重他，因為年紀長，還選他做了學生會副主席。
但他的心始終懸著，生怕被人從學校裡開除。
大二放假前，院裡老師找他談話，關懷他年紀大了，可以先去考慮找份工作先養活自己。
他以為自己要被開除了，還跟田壯壯說：“學院已經跟我談了，哥兒們這一走，就可能回不來了。你們多保重，我以後永遠也見不著你們了。”
誰知虛驚一場，新學期回來，他還直感慨：“真不是人過的日子，這個假期我真是度日如年！”
在這種不是人過的日子中，張藝謀充實地煎熬過了四年，終於從北影畢業了。
04
剛跨入行的張藝謀，就拿了多個攝影大獎。
1984年，首次掌鏡了電影《一個和八個》，就拿了中國電影優秀攝影師獎。
第二部電影《黃土地》就包攬了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入行即躋身一線攝影師行業。
隨後，參演電影《老井》，就拿了金雞、百花、東京電影節三個影帝。
等到攝影、演員夢都做過後，他開始當導演了。
1987年，37歲的張藝謀在《人民文學》上看到莫言的小說《紅高粱》，觸動了心裡想拍電影的那根弦。
就它了，揣著800塊錢，張藝謀趕到莫言家，買下了《紅高粱》的改編權。
劇本還沒送審，他就到山東高密種高粱了，每天蹲在地頭澆水、除草，他對這些的高粱的感情，不亞於拍片。
同期，找到了正在中戲讀大二的鞏俐，22歲的鞏俐與張藝謀的第一次會面，並沒有擦出靈感的火花，他甚至覺得“與想象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
後來一接觸，覺得這女孩很純，但性格又能很好地表現出來，就選上了。
演員都找好了，高粱也都冒頭了。為了趕在成熟前拍完所有鏡頭，他就在片場親自搬器材。
圍觀的老百姓原先都以為導演很威風，看了他之後卻說：“不是個活！孩子不讓他幹這個！”
那一年，代表大陸出征柏林電影節的是陳凱歌《孩子王》，而他臨時轉戰戛納，這個名額就落到了張藝謀的《紅高粱》上。
後來戲劇性的是，《紅高粱》拿下了柏林金熊獎，《孩子王》在戛納被冠上了當年“最差電影”。
彷彿是天生為電影而生，第一次當攝影師、第一次做男主演、第一次拍電影，張藝謀都是一舉登頂，沒什麼懸念。
原本他拍照的初衷，只是為了逃避車間勞動，換個輕鬆點的活兒，後來卻走到了第五代導演的前列，乃至走入了國際。
大器晚成，這話在他身上，最合適不過。
05
在這個時期，張藝謀的作品都聚焦在人性解放上。
1994年，他拍了執導生涯唯一一部被禁的作品《活著》。
起初，他看中了餘華另一篇小說《河邊的錯誤》，因此拜讀了餘華的全部作品，《活著》當時還沒刊印，餘華把手裡的清樣也給了他。
張藝謀看完深受觸動，光前期確定主題就討論了半年。
看過《活著》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部史詩級的作品，要將其濃縮成一部電影的程度，其難度之高。
最後張藝謀決定：“我們這一次拍《活著》，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紮實一點，要有意識地不玩技巧，不玩風格，假裝不會拍電影似的，老老實實地跟著人物走，跟著故事。”
樸實得近乎赤誠。
有一回，要用到毛主席語錄的小紅本，演員們剛拍完，張藝謀就將道具組的人找來，讓他們翻開看看，裡面全是空白頁。
張藝謀第一次這麼嚴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認為在電影中根本不會有人要打開這本紅寶書，有個真的紅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我臨時要增加一個翻毛主席語錄的特定鏡頭，遇上了這種情況我要的特定怎麼拍？所有跟著我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東西必須是真的，而不能有應付。”
張藝謀在片場話很少，但凡觸動了他的原則，是絕不原諒的。
《活著》拍完了，很多同行看完，都評價“這是一部垃圾片。”
這是他所沒想到的。雪上加霜的是送審時，被斃了。
國內的反饋觸底，臺灣製片方將電影送到法國戛納，影片卻一連斬獲三項大獎。
好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某些歷史事件的陰影在人們心中消弭後，電影真正的意義才凸顯出來。
所以一部《活著》能將張藝謀封神，一點也不為過。
06
這個階段過了之後，張藝謀轉向了商業電影的探索，也是他的口碑譭譽參半的開始。
有人說，他和鞏俐合作的八年，是彼此的黃金時代，後來他的電影，她的作品都不盡人意。
但張藝謀想要的電影並不是類型化，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要有所突破才可以，這種帶有實驗性質的創新拍攝，同時也意味著風險。
他依然像頭沉默的老牛，不解釋。
2005年，低迷很久的國師即將迎來又一次輝煌。
2008年北京奧運會導演組競標開始了，對手有同學陳凱歌、好萊塢同僚李安。
從最初13個團隊，直到5個，張藝謀憑藉2004年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精彩的中國八分鐘贏得了選委會的青睞。
開始前，他就立下經典的flag“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同組的人還開玩笑，“要是失敗，基本上張藝謀就要流亡海外了，都罵死你了，真有人喝醉酒拿酒瓶子往你腦袋上錘。”
07
張藝謀團隊在一棟4層辦公小樓裡，每天工作到凌晨2、3點，持續了三年。睜眼閉眼都是奧運會的籌備細節。
有回，吃飯看到別人削蘋果皮，一圈一圈地螺旋狀，忽然給了他火炬塔的靈感。就是從下往上燃燒，直到點燃。
傳統的大型晚會，都是歌舞開場，已經審美疲勞了，他要來點不一樣的。
有人說扇子，他否掉了，力度不夠，沒有氣韻；有人說要剁槍托，他否掉了，不夠典雅。
最後有人提議用“祝”，瞭解之後，發現祝沒有鼓面只能左右拍擊，缺乏孔武有力的感覺。
這也給了他一個新方向，可以選古代樂器啊，就在第n+1回瀕臨崩潰時，他想到一個成語“擊缶而歌”。
這才算定下來樂器，當2008個缶排列在鳥巢中央倒計時，其技藝之精湛，氣勢之恢宏，令全世界都記住了這個中國場面，也記住了張藝謀導演排演的大氣。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創下了多項收視紀錄，在美國高達18.6%，是非美國舉辦奧運會時最高收視紀錄。
張藝謀後來說起自己接手奧運會的原因：
“你一生可以拍很多電影，你一生只有一次奧運會。”他將每部作品都推陳出新，力求做到執導生涯的唯一，這是對自我的高要求，也是對電影藝術的尊重。
08
去年上映的《長城》，張藝謀又被罵了。
已經數不清這是第多少次，無數觀眾將矛頭對準國師了。
當初這部電影找到張藝謀，他先是回絕了。
後來經紀公司開出誘人的條件，“《長城》只有一個價值，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是第一部由你來做的一個大片。”
過去很多年，進駐好萊塢的中國演員也不少，但華人導演卻屈指可數。
張藝謀想：“由中國導演作為創作核心，中國演員、中國故事作為構成，一個合作中美的大片，也許很有意思。如果成功，那《長城》系列拍下來10到15年，完全可以培養出來一個大話題和一個大觀眾群。”
劇本本身不是他所喜歡的，但這背後對於中國電影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至於飽受詬病的選角問題，為什麼要選擇景甜，這麼明顯與他數任謀女郎形象出入太大的演員，張藝謀也給出了合理解釋。
“坦率地說，20多歲的女演員，會講英文的，要給拍攝組一年的時間，一個廣告都不能接，一個活動不能接，而且要會跳舞，會打，方方面面，綜合下來，反覆測試，景甜是符合這個角色的。”
有人替他辯解，可能名導演也有話語權失落的時候。他不置可否。
09
張藝謀這一代人身上，對於中國電影，乃至整個文藝界，都有股民族使命感。
他們拍鄉土，拍傳統文化，拍草根命途，一切的一切都跟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息息相關。
不同於賈樟柯這類類型化明顯的第六代導演，張藝謀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延展性。
央視《第十放映室》曾評價他是“中國電影的拓荒者”。
讚譽的背後，其實是後繼無人的尷尬。
也正因此，觀眾對他們有種據為己有的優越感，就像自己孩子般嚴格要求。
這種情緒累積到極點，忙完奧運會的國師拍了迴歸後的第一部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拿到了史上最低分。
隨後的《山楂樹之戀》，也持續著這種低迷。
那幾年，罵張藝謀似乎成為了全民共識和狂歡。
被罵急了的張藝謀，有回說：“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著》，也會被人罵。”
知乎網友@呂海寫得很中肯。
在電影界，恨張藝謀，罵張藝謀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取代張藝謀的人到目前為止零。
如果15年前，中國有合適的商業片導演，張藝謀可以繼續拍他想拍的文藝題材。
如果現在中國有1、2個年輕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導演，那麼長城也不至於還要靠張藝謀的老招牌 。
張藝謀這頭老黃牛還能給中國電影犁多少年的地，不可而知。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以罵張藝謀為樂，而自己不努力起來建設中國電影，中國電影未來很灰暗。
所以，張藝謀不是失敗者，他是拓荒者。
他有過失敗，但他不是爛人，起碼是個勤勤懇懇拍電影的工作者。如此，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才是好。
那麼，中國電影的未來，只能從我們尊重作品，不再輕易捧殺一個名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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