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志強，1958年10月16日出生於哈爾濱，1972年，他初中畢業時，長春電影製片廠招收演員，經老師推薦報名，通過層層篩選，他成為了長春電影製片廠培訓班的學員。
1973年，遲志強參加拍攝了電影《豔陽天。1974年，遲志強參演以反映大慶石油會戰為主題的電影《創業，在片中飾演技術員魏國華。該片在四屆全國人大閉幕式上放映。
那時遲志強顯示了其卓越的藝術天賦和表演才華，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作為長春電影製片廠的演員，他頻頻被借調到外廠主演電影，像廣西廠《顧此失彼《潛影、北影廠《夕照街、西影廠的彩橋、南京廠的《月到中秋
等，併為當年熱映的日本影片人證》配音。他成為在全國有影響力的知名影星，一次去哈爾濱秋林公司買東西，因為太多的影迷圍觀，需要交通警察幫著疏散他才離開。
1983年初，遲志強在南京拍《月到中秋的時候，因為借車去機場接人，認識了一位部隊領導的女兒，被邀請參加了家庭舞會，因為他是當紅影星所以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在遲志強後來寫的《我的“流氓罪”和情感軌跡》中有具體描述。
“有個姑娘，比我小一點，也是部隊領導的女兒，跳舞的時候，她借貼面在我耳朵邊說：明天上我們家去吧，我家沒人，就我自己。我到現在都記得當時聽到後面這句潛臺詞的感受，心突突突狂跳不止。我已經不是懵懂無知的少年了，知道這一去大概會發生什麼，心裡又渴望又害怕，一個晚上沒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坐立不安，盼著約定的中午時間趕緊到來。”
“揹著劇組的人，我像特務接頭一樣，來到約定的雞鳴寺附近的公交車站，她已經在那裡等著我了。一見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兩拐就往她家快走，一路上兩人一句話都沒說，我緊張得連她家是什麼樣的房子都不記得了，她的緊張程度也不亞於我，兩隻攥在一起的手，都在發抖。門一開，一進房，她就把我抱住了，當然，我也抱住了她。”
“是因為進入80年代了，風氣變了，各種流行多起來了，我才敢去跳這個家庭舞會。但是沒想到咣噹來個“嚴打”，我們這些人都定成了流氓罪，包括那個姑娘，判了她五年。據我所知，後來抓這些人是因為鄰居舉報，說是流氓窩，說是什麼裴多菲俱樂部，一天天的靡靡之音啊。比如放的鄧麗君的《甜蜜蜜，鄧麗君的歌曾經是禁止的。”
“公安機關本來經過調查，認為沒有受害人，頂多是生活作風問題，送回廠裡教育。長影廠已經派人千里迢迢來接我了，派的是保衛處長劉世龍，《英雄兒女裡演王成的。他在路上要兩天，就在他來接我的途中，一篇報道出來了，白紙黑字大標題：銀幕上的明星，生活中的罪犯。是中央級的報紙，把事情給誇大了，把這種朋友之間的行為，變成了獸性、強暴、猙獰的這麼一個面目。我們的百姓樸實，相信國家的報紙登的都是真的。”
“這個記者以不正常的手法採訪過我，他說是公安機關上級領導派來的，瞭解一下你的思想。我就極力檢討自己，貶低自己，說是追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追求奢華享受。儘量貶低自己，承認錯誤，為了能快點回單位呀。沒想到他利用我這種檢討，在報紙上說這個不要臉的演員，銀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敗類，寫我如何糾集一夥人，把姑娘們帶到紅旗轎車中，集體淫亂、輪姦等等。報紙一出，舉國譁然，這樣的人，還留著幹什麼？趕快槍斃！”
“不清楚情況的人從四面八方紛紛給公安機關寫信，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遲志強一定要嚴懲，太可恨了。公安局壓力很大，打電話到我們單位，說現在不行，不能再提放人的事了。還是我們廠長水平高，他打電話說，既然已經決定要放人，就說明事情不嚴重，怎麼能受輿論的左右呢？對方的回答是，不行，遲志強暫時不能放。後來又追加一條：遲志強的“紅旗轎車案”按流氓罪處理，要不然全國人民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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