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文聯機關有一個汽車庫，車庫上面加蓋了兩層。《莽原》草創之時，編輯部就設在那上層建築裡。
我帶著兵馬俑和三峽的氣息，興沖沖地歸來，被通知參加編輯部的會議。凸顯正式的會議破例地安排在河南省文聯正式的辦公樓裡。（記憶中是《奔流》編輯部旁邊的小會議室）。草創之後的《莽原》開始正規化了，也開始調入更正規一些的編輯。我走進小會議室，忽然發現河南省文聯領導的一位重要領導肅然在坐。尋常看不見的重要領導此時意外出現，不僅提高了這個小會的規格，而且平添了嚴肅隆重的氣氛。
小會開場，先談了些雞雞毛毛的事務工作。
重要領導講話了。
有的年輕人非常驕傲啊，簡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一年在全國發表六七篇小說有什麼了不起？我當年一個月就發表了七八篇戰地通訊！……這樣的人我們不需要，我的意見，人從哪兒來，就回哪兒去——
重要領導嚴肅地，甚至是憤怒地盯著我。
我忽然意識到，他說的是誰。我在出省漫遊約稿之前，把重要領導投給《莽原》編輯部的稿子退了。我當然請示過我的頭頭南丁，南丁笑著說，不行就退，把你的意見寫出來吧。於是，我很認真地寫了一張稿籤。
我還犯了其它很多的錯誤嗎？因為有人站起來說，楊東明已經認識錯誤了。
還有人幫襯著說，他已經認識了，他已經檢討了……
哇哇，他們堵住了我的嘴，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了。我想發作，我想辯解，卻無從談起。我實在不知道我犯的是什麼錯誤，對這些錯誤我是怎麼認識的，我又做了什麼檢討——
重要領導情緒發作完畢，起身離去前拋下一句話：那就這樣，你們大家批評幫助他吧，我還有重要事情處理。
重要領導一走，南丁立刻做了總結。今天這個會就開到這兒吧，年輕人嘛，有點兒缺點，有點毛病，都是難免的，認識了就好，改正了就好。
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只能默認：我的確已經認識錯誤，我的確已經下決心今後改正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從各種渠道得知了一些有關這次“批評幫助會”的原因和背景。
關於《莽原》創刊號你在外面煽風點火了吧，怪不得外面有輿論吶：編輯部四個人，發了其中三個人的中篇小說……
你說過，你要用你的小說攻克全國各大期刊吧？你說這個大院裡的老作家都不行了，今後要看你的了……
你說過，當官就當官嘛，還要發什麼小說吧？……
你——
重要領導確實動議要讓我“哪兒來哪兒去”的，是南丁先生堅持留下了我。
我慢慢就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那時我退了機關重要領導的稿子，還退了中國文學圈兒重要出版社重要負責人的夫人的稿子。依照文學期刊的通例，投稿者不可能知道退稿編輯的名字，也不可能看到退稿編輯撰寫的稿籤。
然而——
四年後河南省作家協會推薦我到京城上了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八期創作班。在一次文學活動中，我見到了這位中國文學圈兒重要出版社的重要負責人。他很不客氣地板著臉對我說，你就是楊東明啊，就是你退了我家那口子的稿子——
我只有陪笑。
我是新人，我是晚輩。這是他領導下的活動，況且我有小說稿在等他終審。
來而不往非禮也。我的小說也被退掉了。向我約稿的責編對我表示歉意，其實應該我向責編表示歉意，是我讓這位責編為難了。不明內裡的責編要我繼續“賜稿”，我當然識相，我當然知趣，我再也沒去碰釘子。
那些年我心裡的確有一個計劃，要讓自己的小說“攻克”全國各個重要的文學期刊。北京的《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中國作家》；上海的《收穫》、《上海文學》、《小說界》、《文匯月刊》；天津的《天津文學》、《小說家》；廣州的《花城》；還有那時在文壇活躍的《鴨綠江》、《作家》、《青春》、《小說林》……我在它們那裡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但是，我在這座山峰面前知難而退了。
回想我當年在《莽原》做小說編輯的時候，還做過一件挺有意義的事。張一弓交給《莽原》，的中篇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在《莽原》的創刊號上沒能發表。何時能發出去，尚在未定之天。據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在《收穫》發表的時候，《收穫》也曾斟酌再三。一是對作品內容的把握； 二是對作者本人的，“把握”。張一弓十六歲就做了《河南大眾日報》（後來改為《河南日報》）的記者，不久因為發表短篇小說《母親》，而受到錯誤批判，他就此擱下文學之筆，專心新聞事業。文人有才，大材堪用，他一路由處長提升上來，後來擔任了《河南日報》革委會副主任和黨的核心組副組長，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
中國的文人大抵逃不過政治風浪造成的悲劇，風浪把張一弓舉上潮頭，接著又把他拍到谷底。身處谷底的張一弓感慨之餘，重新拿起了文學之筆。他的諸多震撼人心的深刻之作，背後都隱藏著一顆對政治運動弄人和自己命運浮沉的憤懣之心。可惜諸多文學評論家都未能從作者自身命運的起伏對作品做出另一層理解和闡釋。
張一弓的中篇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在《莽原》遲遲難以娩出，恰好北京的《十月》編輯部來人到河南組稿，我向來人談到了張一弓和他的《《張鐵匠的羅曼史》。來人向我提出要看稿子，要見張一弓。
這部小說與《收穫》此前發表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堪稱姊妹篇，《十月》編輯部的來人看了讚賞不已。於是，我就陪著他一起去了河南登封縣蘆店鎮。“文革”後對張一弓的審查做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他從《河南日報》社被臨時下放到那裡工作。
記得我們當時坐的是一輛破舊的長途大巴車，下午的時候那輛汽車搖搖晃地抵達登封縣蘆店鎮。小鎮有一種雜亂的熱鬧和繁華，日後讀到張一弓的《黑娃照相》（這篇也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張一弓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有“得獎專業戶”之稱），我的眼前就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一個農村娃子在蘆店鎮的商業街上照相的情景。
記憶中張一弓棲身的斗室就在一個舞臺的後面（？），簡陋的小房間裡談不上有什麼傢俱，最顯眼的是一張單人硬床，鋪擺著必不可少的一點兒臥具。《十月》編輯的來訪令困頓中的張一弓情緒高漲，他詼諧幽默，談笑風生，盡顯了機敏和睿智。
張一弓出自書香門第，其父乃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張一弓腹有詩書，氣質自華，且能歌能舞，風度翩翩。或許是命運多舛的緣故，他待人接物十分謙恭。然而十分的謙恭中卻隱藏著一百分的傲骨。情緒發作之時，壓抑的謙恭便被突破，讓人愕然於他的神經質。
河南省作家協會在河南省教育學院舉辦大型改稿會（創作會），為《莽原》創刊籌稿。中篇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是張一弓帶到會上的稿子，他本人也被推舉為大家的班長。會議中途，張一弓被上級領導部門指為“不適宜參加”，而不得不離開鄭州，返回“下放”的登封縣蘆店鎮。
此時，從蘆店鎮上買來的燒雞、豬蹄之類的各式滷臘看上去光澤明亮，色彩豔麗；從蘆店鎮小店裡買來的白酒辣得幾近可疑。然而毫無疑問的是主人和客人的誠心，主人坦誠地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眼下的處境，表示不願給《十月》找麻煩。客人則毅然決然地回答，《收穫》已有前例，《十月》一定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作者，推出對社會有影響的力作。
張一弓好酒而不勝酒力，頰骨微紅，眼眶已溼。
……
在《莽原》難產的《張鐵匠的羅曼史》被來人帶到北京後，很快就在《十月》以頭條的位置予以發表，並且獲得了一九八二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此後又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改編為故事影片，在全國上映。
張一弓是新聞與文學的跨界才子，《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三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也獲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使他成為那個時期中國文壇上拿到此類大獎最多的作家。
張一弓以才華而自救，終於離開被“下放”的登封縣蘆店鎮，調任入河南省作家協會，做了駐會專業作家。數年後，他又擔任了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
張一弓調入河南省作家協會的時候，《莽原》已經完全“正規化”，配備了新領導和各類人手。當初領銜創辦《莽原》的專業作家何南丁和段荃法都離開了刊物，所謂“作家辦刊”，所謂“同人刊物”，猶如南柯一夢。
我焦灼地留在《莽原》，渴盼著早日離開編輯部，成為一個“實現時間自由”的人。
（作者楊東明，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河南省作家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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