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訴合一是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這項改革正在作為突破口，在推進新時代檢察機關改革方面起著突出的作用。
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兩項重要職能，捕訴合一亦或分離，都不違反法律。但由於擔心捕訴合一會導致逮捕與公訴標準混同，擠壓辯護空間，影響辦案質量等原因，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此十分關注。
江蘇蘇州檢察機關捕訴合一的實踐，突出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提升了辦案效率，二是對證據的要求更加嚴格，三是注重保障律師的辯護權益。記者深入採訪，以蘇州檢察機關的創新實踐揭示捕訴合一改革的深層原因。
所謂捕訴合一，即一個刑事案件的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都由同一名檢察官負責。
14年前，工業園區檢察院在建院之初，便實行了捕訴合一，理由很簡單：案多人少。那時候，捕訴分離是大趨勢，園區檢察院對捕訴合一“只做不說”。後來，應上級院要求等原因，園區檢察院實行了一段時間捕訴分離，由於“水土不服”，很快又悄悄改了回去。
如今，捕訴合一在蘇州9個基層檢察院已全面鋪開。
合好還是分好？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一直以來都有爭論。園區檢察院用14年的堅持，蘇州檢察系統以在全國率先全面鋪開的決心，給出了支持捕訴合一改革的答案。
辦案質量效率明顯提升
9月12日下午，陽光燦爛。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檢察院會議室窗明几淨。坐在記者對面，從事10多年檢察工作的員額檢察官羅娜，講述著一年多來，吳中區檢察院實行捕訴合一改革帶來的變化。羅娜的講述，是從她辦理的第一起捕訴合一案件說起的。
2017年4月，蘇州警方破獲了全國首例非法利用網絡平臺聚眾吸毒案，即“名流匯”案。這起案件犯罪手段新穎，大量不法分子聚集網絡平臺，在視頻前討論、吸食、買賣毒品，而網絡平臺的很多管理員本身並不吸毒販毒，無法用毒品罪將他們繩之以法。
如何定性？如何取證？辦案民警起初也很困惑。吳中區檢察院迅速介入，引導偵查。由於捕訴合一，原本長期從事審查起訴工作的羅娜，第一次這麼早就接觸到案件。
“這起案件在批准逮捕時，我們就充分考慮了它的可訴性，以起訴標準去要求和引導偵查，向公安機關發出補充偵查提綱，指導做好服務器數據、微信聊天記錄等大量電子證據的固定收集工作。”羅娜回憶說。
實際上，捕訴合一前，有個問題困擾了羅娜多年：有些證據為什麼之前不取證呢？比如她曾辦理的一起聚眾鬥毆案，審查起訴時被告人翻供，而相關電子證據卻沒有固定，重新調取時發現，因事隔3個月，一些數據已經丟失，最終花費了大量精力財力去恢復這些數據。
“捕訴合一後，檢察官會站在案件可訴性的角度，抓住取證的最佳時機，及時監督指導偵查機關全面取證，避免悔不當初。”羅娜說。
坐實證據後，2017年9月，羅娜作為公訴人出庭起訴“名流匯”案。最終，以梁某為首的犯罪分子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調查採訪中，吳中區檢察院檢察長陳飛告訴記者，推行捕訴合一，適應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構建以檢察機關為主導、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通過員額檢察官全程負責批捕和審查起訴，強化檢警合力，形成新型“大控方”格局，增強了刑事指控力度和精準度。
“名流匯”案從批捕到起訴，僅用時3個月，這樣的辦案速度，在以往也是不可想象的。羅娜解釋說，以往同等工作量的案件，公訴承辦人梳理證據可能就得花上十幾天，加上之後的證據審查和法律事實認定，基本上需要用足審查起訴期限的45天，而“名流匯”案審查起訴只用了30天。記者注意到，“名流匯”案辦案經驗被寫入了最高檢2018年“兩會”工作報告。“捕訴合一，提升了辦案質效。”羅娜說。
為進一步證實羅娜的評價，記者走進工業園區檢察院。在和這裡的檢察官談起14年前推行捕訴合一時，記者反覆聽到這樣一個詞“無奈之舉”。
“當時就是想把案子辦得快一些、再快一些。”工業園區檢察院檢察長林步東說，園區檢察院2004年建院時只有18名幹警，現在雖然增加至41人，但年受案量也增長了214.7%，案多人少的壓力始終存在。
捕訴合一可以減少承辦人閱卷、訊問、製作文書等重複性勞動，經工業園區檢察院測算，辦理多人多筆的疑難複雜案件，上述環節可節約50%左右時間，單人單筆的簡單案件，可以節約更多時間。
林步東說，實踐證明，捕訴合一避免“同質化”重複勞動，提高了辦案效率，同時，強化證據“主導性”地位，提升了辦案質量。
少捕慎捕理念得到貫徹
在工業園區檢察院調查採訪時，林步東向記者出示了這樣一組數據：14年來，工業園區檢察院逮捕率持續穩中有降，從2004年的95.9%降至2017年的60.5%，低於全市平均水平；審前羈押率從2013年的50.5%降至2017年的27.3%，低於全市平均水平，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有人擔心捕訴合一會導致濫捕現象，並造成高羈押率，理由是公訴具有懲治犯罪的積極性。實際上恰恰相反，捕訴合一後，檢察官在審查逮捕時會考慮今後能否訴出去的問題，對證據的要求更為嚴格，有疑問的肯定不會捕，少捕、慎捕理念將得到更好的貫徹。”林步東對記者說。
工業園區檢察院員額檢察官蘇雲姝舉例說，不久前，她辦理了一起故意傷害案，一男子因嫖資和賣淫女發生口角，後被多名男子打傷。被害人言行激烈，要求嚴懲賣淫女。公安機關兩次報捕賣淫女，但由於加害人全部在逃，賣淫女零口供，檢察機關堅持存疑不捕。
逮捕標準和不捕率的提高，是否會引發偵查機關的不滿和質疑呢？偵查機關怎麼看？
面對記者的提問，吳中公安分局法制大隊案件審理中隊副中隊長王一言回答：檢察機關實行捕訴合一，公安機關也是受益者。入警12年的他深有感觸地說，捕訴合一後，檢察機關對證據的要求更加嚴格了，特別是疑難複雜案件，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推動公安機關及時、準確地收集固定證據，助力更快更好偵破案件。
“捕訴合一模式下，檢察機關對批捕條件的把握較為準確，我們非常認可。少捕、慎捕也符合時代潮流，公安機關這些年已不考核批捕數了。”工業園區湖西派出所副所長曹震宇說。
據統計，2013年以來，工業園區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共1352人，工業園區公安機關僅對其中1人提請複議，遠低於蘇州其他轄區公安機關對不批准逮捕提出複議的數量。
針對社會上“捕訴合一可能會產生逮捕綁架起訴，引發濫訴風險導致上訴率升高”這一擔憂。工業園區檢察院數據顯示：近5年來，只有176起案件的被告人提出上訴，上訴率4.7%，低於全市5.2%的平均水平。
陳飛明顯感覺到，改革一年多來，檢察官的責任心增強了，“推行捕訴合一，適應了當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案隨人走、全程負責，責權明晰，有助於落實辦案責任制；加上我院實行‘捕訴合一+專業化辦案組’的辦案模式，提升了檢察官專業化辦案能力，確保了辦案質量。”
記者調查得知，捕訴合一後，吳中區檢察院捕後撤案和捕後無罪數為零。
推行配套措施完善改革
前不久，江蘇漫修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競超代理了一起盜竊案。偵查機關以嫌疑人取保候審期間書面傳喚拒不到案為由，提請逮捕。嫌疑人辯稱自己沒有收到傳喚。蘇雲姝主動聯繫周競超，耐心仔細地聽取律師意見，並最終採納其建議，決定不予逮捕。
這一經歷，讓周競超感慨萬千。她告訴記者，她支持捕訴合一，但又擔心這項改革會擠壓辯護權、進而侵害嫌疑人權益。如今，這一顧慮徹底打消了。
捕訴合一，絕非一合了之。
針對捕訴合一弱化訴訟環節、導致檢察官權力集中、內部監督程序減少等問題，蘇州檢察機關通過“硬約束”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建立檢察官聯席會議制度、推行人民評議員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確保司法公開、公平、公正。
會議室裡，正在進行一場辣味十足的檢察官聯席會議。嫌疑人基本情況、駕車逃逸路線、案發現場位置……承辦檢察官在會議室正中央的一塊黑板上，快速書寫並介紹案情後，其他檢察官開始各抒己見。這是記者到張家港市檢察院調查採訪時見到的一幕。
員額檢察官楊雪松說，捕訴合一後，一人辦案、一案到底，難免有侷限，針對疑難複雜案件或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張家港市檢察院通過檢察官聯席會議集思廣益，強化業務指導，讓聯席會議成為疑難複雜案件“會診室”、類案辦理“數據庫”、問題處理“研究所”。
今年以來，張家港市檢察院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170多次。
工業園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周永清告訴記者，為強化社會對檢察權力運行的監督，園區檢察院推行人民評議員制度，檢察機關面向社會公開選任人民群眾代表，以公開聽證、公開評議等方式直接參與檢察機關部分案件的處理。
對此，長期從事刑事辯護工作的江蘇德策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東鳴非常支持。他分析說，捕訴合一後，檢察官一旦作了逮捕的決定，很可能就要堅持訴下去，捕前辯護工作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檢察機關有必要對審查逮捕程序進行訴訟化改造，批捕前通過公開聽證等程序，避免律師辯護意見流於形式。
為進一步完善捕訴合一這項機制，陳飛把他的幾點建議告訴了記者：建立辦理訴訟案件和訴訟監督案件並重的評價機制，鼓勵承辦檢察官在辦好訴訟案件的同時開展訴訟監督。同時，在考核指標中引入容錯機制，促進樹立“慎捕敢訴”理念，彰顯法律監督成效。
“捕訴合一後，原偵監檢察官需提升語言表達、臨場應變、出庭技巧等能力，為從幕後走到臺前做好準備；原公訴檢察官需適應批捕辦案節奏，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把握最佳平衡點，提高依法快速審查的能力。”在蘇州市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閔正兵看來，這些困難只是暫時的，在司法責任制改革、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捕訴合一優勢將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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