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办公的生物焦虑
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年间，最早成立的公司们，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住宅楼里办公。除了卫生间和厨房保留原始功能，其余所有房间甚至包括阳台，都集中用来办公。每天住宅楼里的住户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住宅公司”里的老板和员工们就差不多到达单位。紧接着，伴随着隔壁的麻将声、楼下跳舞的歌曲声，最早的怀揣着梦想“下海”的那批勇者，就在这样奇怪的氛围里，奋斗在经济最前线。
工厂向来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刚开始的办公室，也都以相似的方式在运营。房间里一人一张办公桌，上面有必要的文件和纸笔，一台座机。很多年来，大家对于这样的开放式办公室习以为常，办公室的任务也多集中在联系业务、汇总资料、财务、开会等等基础业务，很少涉及研发和创造。
进入专用写字楼时代，流行过好长时间的格子间，又重新被开放式甚至共享式的办公室逐步取代。
现在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和几十年前有很大不同，研发工作和创意工作的比例增加，有海量专职创意的岗位。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高度专注，需要长时间连续的独立思考。开放办公的环境，来自周围同事的干扰、突然切入的其他事务、噪音和视觉污染、剥夺隐私等等问题，和创意岗位的要求严重相悖。
从生物本能方面说，人们身处开放环境会焦虑。一个能观察到四周，但仍然保持相对独立和私密的空间，就像旷野中的洞穴，既能保证流畅沟通、又能从物理上隔绝这种开放焦虑。说得夸张点，家里的宠物狗，不都喜欢那种只有一个小洞把头伸出来，整个身子藏住的狗窝。人也是动物，相同的本能和焦虑是可以类比的。
现在AI人工智能正在替代人类大量的岗位，被替代的岗位大多是可以重复的简单劳动。而创造和创意暂时还是人类专属的能力，创意岗位的劳动价值水涨船高，创造力往往是很多新创业企业的瓶颈。拓宽这个瓶颈，就要尽可能的发挥创意岗位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要尊重这种劳动的独特“毛病”。毕竟要找到一个能把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众人眼光下，还能保持高效创造力的员工，似乎是个悖论。
平衡协作办公和创意岗位的私密性，成为当代办公室的一个巨大挑战。每一个公司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不尽相同，思路也有很多。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从框架上提出开放办公的生物焦虑，读者们可以在评论里给出脑洞大开的具体解决方案。
建造社区
公共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让生活和工作的空间界限变得模糊；手机的飞速迭代，让生活和工作的时间界限变得模糊。公司办公室和SOHO的动态地点办公，灵活的办公时间，甚至是那些外包任务的平台和社区，都在共同打破工作和生活的时空界限。
年轻的创业者，创意工作者，经营“个人品牌”的自由职业者，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或者无论身处何方没在工作。工作方式的转变，让工作的核心地点写字楼，也要跟着适应，提供必要的服务和设施。
写字楼的适应过程，不是为了让公司们将员工们绑在写字楼里剥削。而是在工作和生活逐步融合时，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混合起来。因为让人不想回家的工作地点，绝对不会是一个“像家”的地方。
在这个维度上走得靠前的写字楼，都有个特点就是建造了综合体，比如和写字楼融为一体的购物中心、餐饮步行街、咖啡店、酒吧、电影院、绿色运动场等等。具备了城市功能的综合体，最终成为了社区，提供差异化的价值和独特的服务，吸引公司来进驻，吸引工作者不想回家。
社区所拥有的东西，在明天还是否有吸引力；核心竞争力是否已经被别的社区掌握；拥有的独特设施，是否正在成为基础设施。这些就是影响社区的价值和壁垒。5G万物互联的物联网、全球化等等巨大的潮流，下一次剧变不会太远。
潮水退去时，所有没能回到大海的鱼，都会死。
城中之城，城外有城
写字楼里的创意岗位比例升高，创意岗位的劳动价值升高，让写字楼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尤其凸显。
一方面，一个城市拥有写字楼的规模，常用来定义城市的实力。另一方面，一个城市想要脱颖而出，也常采取大量建设写字楼的方式。
网络上有一句玩笑“炒房兴邦、实业误国”，写字楼刚好是处在炒房和实业之间。既然难以阻止房地产巨擘们刷新地王记录，不如引导他们更多进入写字楼市场，稍微改善供求平衡稳定商业地产价格，降低创业成本，曲线救国振兴产业链上游。
社区型的写字楼综合体，是一种外向型的迷你城市，和从前内向型的单位体制企业园区截然不同。新型社区延伸了城市空间，补充了城市功能，尤其让产业链的垂直整合程度大幅加深。以前工厂时代都是衣服厂收购衣服厂，牛奶厂收购牛奶厂。现在坐在写字楼里那些大佬，尤其是互联网界的，“收购”这个行为本身都带着创意，在最终整合完成带来翻番盈利之前，确实没几个人能看懂那些收购。这样的垂直整合，质量和效果往往都能超过预期。当然也有收购失败的案例，收购这种无从借鉴的“试错”行为就无需抬杠了。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
建设写字楼和发展城市是典型的双赢，一线城市把核心地段和交通干道都倾斜规划给写字楼们，就可见一斑。
不过以前我们有西方可以借鉴，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水平很多方面已经超越西方，接下来的发展和升级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思考和策划。
写在最后
前段时间笔者去昆明最大的旅游公司谈一个定制旅游线路的合作，三环外那两座掩映在山水间的高层写字楼颇为醒目。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龄相仿的旅游线路设计负责人，西装革履，干练成熟。他对着云南省地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数家珍一般向我介绍着可以合作的方向。席间闲聊他有一番话听来很刺耳但相当有道理，引发我对于写字楼和其中创意工作者的诸多思考。
“我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办公室里，比外面跑的一万个导游都有用”
诚然，一整个云南省那么大的旅游资源，光凭一人一电脑就能想象和谋划出利润的人，确实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不过他看不起一线劳动者的态度让我费解，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我就试着去解读他的那份膨胀和骄傲。
如果当年昆明没有建设那么多写字楼，云南旅游可能就不会有产业升级。旅游开发，搞景点建设前要有政府和公司共同组成的智囊团的脑力投入，才能保证质量，科学的计算承载人数规模；给国家上报机场和高铁建设方案的时候，旅游公司们会提出大量建议，让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加合理；产业交叉方面，旅游公司会积极的把旅游产品和其他产业结合，用想象力碰撞出更多的盈利点。
紧接着，我就开始明白他那句话里的道理。不可避免的，我也只能承认，没有写字楼里的这些创意工作者，旅游市场根本不会开发到如此规模，也不会凭空产生那么多导游岗位。劳动价值的比较，确实赤裸裸的存在于市场经济，我们无法逃避。
写字楼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开始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里的缺点它也一定会有。财富的更快聚拢，贫富差距的加剧，甚至引起社会矛盾。
但是写字楼让个人价值和能力放到最大，充分的调动出创造的潜能。为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下生存，这种阵痛我们只能选择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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