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 | 文
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考察時強調，黨中央毫不動搖地支持、保護、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民營企業要進一步增強信心。這是一個積極而重要的表態。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民企的新聞頗多，要求善待民企的呼聲也不絕於耳。這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民企遇到了發展的難關，二是民營企業家有些心神不定。正視民企發展面臨的問題，傾聽民營企業家的心聲，才能更好應對當前穩中有變的國內外局勢，才能順利完成“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民企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40年成果的重要體現，為民企的發展排憂解難就是捍衛改革開放路線的具體體現，而善待民企就是珍惜改革開放的成果與紅利。
善待民企並不意味著要給予民企特殊政策。民企從無到有，靠的是民營企業家冒著種種不確定的市場、政策乃至法律風險，衝破種種制度藩籬殺開一條血路，他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創業史構成了改革開放的主流敘事。
這表明民企不需要特殊政策，更不需要傾斜性政策。當年它們在被目為“異類”的大環境下都能茁壯成長，如今坐擁數十年改革開放紅利，雖面臨逆全球化和中國經濟轉型等內外嚴峻挑戰，沒有理由不迎難而上再創輝煌。
相對於特殊政策和傾斜性政策，民企需要的是政治上充分的信任和發展環境尤其制度政策環境上的公平待遇。在當前的形勢下，這是對民企最大的“善待”。
十九大報告中“兩個毫不動搖”必須長期堅持的表示，給民營企業家吃了一顆定心丸。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不少部門的領導並沒有從“執政之基”的角度來看待和對待民企，不能像對待國企那樣對待民企。
這首先表現在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另眼相看”。當人們說到構建新型政商關係時，恐怕沒有人會認為這裡的“商”是指國企領導人。由此可見，在不少人心目中，民企先天就容易“拉攏腐蝕”官員。這真是天大的誤會：沒有比花自己錢進行投資的民營企業家更願意在穩定透明的政策環境中進行經營的了，以前之所以被迫拉關係走後門還不是因為種種歧視性的政策和制度待遇？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民營金融控股集團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一時間給人感覺好像民企更唯利是圖，民營金融控股集團更容易擾亂市場秩序。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對於出現的問題，應該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進行公開透明的處理，不宜任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所有制問題上大做文章。
反腐倡廉大快人心，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勢在必行，但如果因此而疏遠甚至防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就矯枉過正貽害無窮了。此外，不少地方和部門領導雖然看重民企在就業和稅收方面的作用，但認為民企更多隻能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真正要“集中力量辦大事”，還是要靠大國企尤其是大央企，比如像高鐵、航母、航空、航天等大科技攻關和大建設項目。
這顯然也屬於認知偏差。且不說就業和稅收作為執政之基的重要性，民企也從來不僅是拾遺補缺的角色。恰恰相反，民企是創新的主要源泉。如今馳騁在國際市場上的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新生力量都是民企，它們的出色表現，是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保障。
而在高鐵、大飛機和登月工程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中，民企也發揮了不太為人所知而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否則軍民融合豈非無根之萍？前蘇聯之所以在與美國的科技戰中敗北，就是因為過於迷信“集中資源打殲滅戰”的戰時體制的力量和效率，缺乏一大批市場觸角敏銳創新意識濃厚的民營企業。
民企更是中國加入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的首要力量，也是維繫全球化的基礎性力量。在全球經貿格局面臨重組挑戰的當下，發揮民企在對外開放中的關鍵作用實為重中之重。
在充分信任民企、充分重視民企作用的基礎上，重要的是為民企構建公平競爭的政策框架和制度環境。雖然近來民營企業家一直在呼籲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並要求適當削減稅費負擔，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求給予特殊關照，而更多意味著公平待遇，其中首當其衝的是破除金融資源配置的雙軌制。
當前面對諸多新問題新變化新挑戰，更需要強調“善待”民企。民企在解決中國問題，走好中國道路，完善中國模式方面將比過去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概言之，民企是真正意義上的執政之基。
（本文將刊發於2018年10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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