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清朝末年，在中国的北方（津冀鲁地区）发生过一场庚子事变，也就是大家在教科书里都熟悉的义和团运动。它作为近代最大规模的自发群众运动，必然存在种种可议之处，这来自于它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否定它的抗争，
是一次饱受压迫的民众不惜一切的反抗，其核心是一场正义的爱国运动，是瑕不掩瑜的。而对义和团运动最大的争议除了在这场运动中由于迅速扩大导致的鱼龙混杂，秩序混乱以外，恐怕是在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弱小的一方是不是该主动反抗。
这个答案此后争吵了三十年，抗日战争给了一个答案。抗战胜利后，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是清晰的，只是最近一些年多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我在这里还是可以给出这个中国人用鲜血证明的答案，中国是一个大国，他不怕鲸吞，他就怕蚕食。只要敢于去战斗，中国就能生存下去，而失去战斗的勇气，要比失败更可怕。义和团运动所应反思是方式方法而不是战斗本身。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是北方地区民间结社通过民教矛盾爆发出来，最后借着北方大旱形成的流民潮造成了总爆发。谈论义和团的人常常嘲笑它的盲目排外，但在清朝中后期这种民怨的爆发并不罕见，无论是五省白莲教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这些矛头都是对内的，然而到了庚子年这个矛盾迅速的转向对外。用教科书里的一句话，这就是典型的外部矛盾已经大于内部矛盾，是饱受欺凌的老百姓对外国侵略者的厌恶已经大于对无能的清廷的厌恶。
虽然近现代有很多国际友人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小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传教士确实是真诚的帮助中国人民的，但有无辜的个人没有无辜的阶级。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突破口民教矛盾也是当时已经如一堆炸药般积累多年的华洋矛盾的一部分。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列强自身，甚至这是他们有意识造成的局面。清代一直在试图压制民间秘密社会，列强的入侵迅速的加快了清政府的毁灭速度，社会秩序趋于崩解，民间结社也一发不可收拾。应该说八国联军试图扮演一个文明守卫者和惩罚者的角色，却就像德皇出征前的演讲一样，他们才是20世纪的匈奴人，是造成这个局面的元凶。
至于另一点也需要指出，义和团绝不是送死，这是对义和团运动极大的污名化。义和团运动由于影视作品和一些宣传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用大刀长矛和列强的排枪对抗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猎奇描述，就像西方人描写祖鲁战争一样。义和团运动实际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当时整个中国下层民众对列强乃至对朝廷的怒火。清廷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采取招抚之策，也是因为举国之怒，如果不引导这股力量必将粉身碎骨。这点实际上和日后西安事变中的国民政府很像，如果不能顺从这股民意，那么在被日本人毁灭之前，它们会被国民所抛弃，被体制内，乃至体制外的其他力量代替。
实际上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乃至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中，最能发挥作用的还是清军的基层士兵和一些爱国将领。比如围攻东交民巷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在大沽战死的是老将罗荣光，在天津战死的是名将聂士成，在北仓自杀的是南来勤王的李秉衡，在瑷珲死战不退的是副都统杨凤翔，在齐齐哈尔与城同亡的是黑龙江将军寿山。应该客观的说义和团虽然和八国联军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斗，甚至在清军溃败后仍然战斗了一段时间，但和八国联军战斗的主力还是清军的正规军。
在论述义和团问题时，常常出现一种倒因为果的逻辑。把近现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于义和团式的人民拒绝欧洲人送来的现代化。典型的如鸦片战争带来文明，乃是为贸易而战的理论。其最终的进化版本大约就是日本人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有趣的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在过去常常时欧洲人，而最近接过大棒的却大多数是中国人。
这种自虐式的史观只要我们看看非洲的例子就不难驳斥了。作为距离欧洲文明中心最近的存在，非洲的直接结果是被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地图上边界笔直的殖民地。列强的入侵虽然客观上带来了被动的技术进步，但其主观是要弱化，乃至消灭被征服者的。中国的幸存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距离的暴政使列强在技术条件可以达到之前无法投送太大的力量到达这里，而当技术水平足以使欧洲军队投送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浪潮，皇冠落地，殖民时代结束的狂飙时代了。可以说1840年到1914之间，是殖民主义最后的狂欢，这段时间任何微小的抵抗都值得我们重视，是这一点点看来或成或不成的抵抗延缓了毁灭的脚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这一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具备真正宝贵的价值。
我们过去把义和团运动的视角可能还放的悲观些了。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燃了整个北方地区对列强的不满，将数十年举国上下的积怨释放出来，乃至他的整个战场也遍布从东北，到华北，到山西的广大地区。同样它也是列强对华侵略的最高峰。列强从天津打到了山西，但是清政府可以逃亡到西安，列强可以占领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省份，而中国始终有着可以继续战斗的辽阔国土和广大人民，这场无尽头的征途不是区区数万外来侵略者能承受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日后日本人疯狂的侵华战争的翻版。
固然日后中国签订了空前耻辱的《辛丑条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验证了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由于列强间的矛盾，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深远的纵深，文化认同的高度一致性，既难以鲸吞，甚至也难以蚕食。在海边架起几门跑固然能吓唬无能的清政府，但那是建立在清政府还能维持其统治的基础上。此后列强的政策转而在中国倾向于经济手段，依托于中国本土的势力，实际上中国亡国的危机已然度过了。三十年后，作为距离中国最近的列强，不信邪的日本不惜一切发起的侵华战争，从三月亡华到扶植汪伪，最终仍然不免导致了使自己覆灭的太平洋战争，恰恰印证了这个判断。
閱讀更多 小魚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