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初期，欧洲各国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德国的残酷迫害，纷纷出逃，数万名犹大人庆幸自己得到中国政府签证，经过万里迢迢的海上颠簸，来到中国上海市，涌入租界。此时，日军已占领上海，租界已成为“孤岛”。
中、日两国都先后制定上海的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服务于战争需要，达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提升本国的国际政治形象。
庆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部门，在立法院长孙科的建议下，几经论证：拟定在云南与缅甸边界的腾冲、蒙自两地，建立犹太难民的集中寄居区域，这区域相对安全，地理环境理想——物产丰饶，自然气候适宜，人口相对较少，交通便利。如果”犹太人的安置计划”启动，不仅会得到美、英等国民众的好感，而且有可能获得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人商人、银行家、企业家对中国抗日战争事业的支持与帮助。同时，对犹太人难民撤离上海租界的线路进行了切实可行的的规划——先经海路到缅甸和泰国后，再转陆路进入中国云南境内；此外，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大批犹太人难民，可以先到缅甸再进入中国云南。为此，孙科专程拜访蒋介石，但蒋介石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
1939年初，日本海军大将杉山就如何利用犹太难民提出计划——以武力将租界内外的犹太难民运到东北，安置在铁岭一带“治安模范区”或者是从大连到沈阳的南满铁路两侧安置，给予“亲善友好”的对待，让他们安居乐业，组织犹太工匠、工程师为皇军修理军车、枪炮等，同时利用犹太难民的财力与技术，协助日本移民“垦殖团”开垦从当地中国农民手里掠夺来的土地，种植高产农作物，而且犹太人安置区也可以成为中国农民与他们仇视的日本移民之间的缓冲区……同时也要打好政治牌，只要做好与德国方面的协调沟通工作，说明只是在利用犹太人，肯定能取得德国方面的理解。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命令特务机关长柴祯吉利少将了解租界内外犹太难民的情况，为安置计划提供依据。柴祯吉利经过缜密的调研工作，否定了日本移民犹太人难民计划的可行性。同时命令上海和南京所有特务机关，不惜一切代价也绝不能让中国方面的计划取得成功。
1939年5月1日，上海犹太侨领艾尔克曼委托意大利籍犹太人万斯白和韩国籍人安恭根携带活动经费，专程来重庆游说活动建立犹太难民安置区的事宜。万斯白青年时代来到中国，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他利用侨民身份，勾结军阀、地方官员，走私军火贩卖鸦片，曾是张作霖的座上客。又因其精通日语，与日本浪人、政客乃至关东军上下都联系。“九·一八”以后，转而同情中国抗日分子，主动提供日本情报，参与策划了几次针对日本浪人、官员的暗杀，成为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重点通缉的“危险分子”。
安恭根是击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的胞弟。抗日战争爆发后，安恭根是流亡在中国的抗日组织大韩复兴党的情报部长，同时受聘于中统，专搞对日情报工作。
当万斯白和安恭根辗转来到重庆时，便被潜伏的日本特务盯上了。第二天，安恭根去复兴路一家韩桥开的牙医诊所治牙痛病，不料就此失踪。他的失踪成了山城内外广受关注的奇案，重庆的军警、中统、军统奉命行动起来，忙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安恭根的下落。
受此案惊吓，万斯白一连几天不敢外出，出门必带手枪、匕首，以作防卫之用，他知道，重庆政府高层有不少亲日分子。为了不负上海犹太同胞重托，万斯白在处处碰壁后，见到了重庆市长吴国祯，万斯白讲明了自己的来意，也说到同伴安恭根的不幸失踪，吴国桢为之动容，他告诉万斯白，外交部正在协同其他部门，务求实施安置计划，而又不给德国人找到抗议的口实。同时，又打电话给孔祥熙、宋子文介绍万斯白的来意。临别时，万斯白特意留下2000美元，说是给吴的三个孩子的见面礼，但被吴国祯严词拒绝。
万斯白顺利的见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态度热忱，表示将尽力说服蒋介石实施安置计划。万斯白颇受感动，高兴的等着好消息。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积极谋求与日本方面的停战。处心积虑的搞反共。尤其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打电话就安置犹太人计划提出抗议后。蒋介石明确的告诉孔祥熙、宋子文和孙科，安置犹太人的计划。以后再说——就此，安置滞留上海数万犹太人难民计划被迫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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