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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宇宙、李亦儒、谢丹丹（北京/香港）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值得纪念的时刻需要与兄弟在一起。
所以，2018年9月27日早晨，包凡选择与谢屹璟一起在港交所敲钟。
钟声响起，“华兴资本控股”（HK1911）就变成了上市公司。包凡募集了31亿港元，这笔钱很重要。
比起钱来，时间更重要。市场总会有好有坏，但机会却不会停在那里等人。
包凡在致辞中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经济的快速崛起，这两大时代潮流给了我们历史的舞台、翱翔的天空。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追梦的机会。”
在上市仪式现场，包凡将一座3D打印的独角兽作为礼物赠送给港交所，独角兽上的纹路由华兴Logo组成，未来感与科技感相融合的独角兽表达了华兴为港交所带来更多新经济独角兽公司的美好愿景。
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包凡和他的“兄弟”们亲历了很多“坏事情”，但也收获了更多“好消息”。
时代在往前走，天晓得会发生什么。
壹
包凡在2004年创立了华兴资本(招股书中显示的日期是2005年12月)。“创业之初，包凡在建国门外大街21号的国际俱乐部饭店借了一个房间做办公室。当时公司只有两个员工，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女生，身兼分析师和秘书二职。因为工作环境艰苦，包凡见客户大多约在饭店的大堂。”（薛芳，《一个中国投资银行家的诞生》）
2004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二次互联网浪潮。沈南鹏成为了头浪。2003年12月9日，他以董事局主席身份参与创办的携程网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日涨幅达到88.6%，路透社对其充满溢美之词。
沈看到了机会，他意识到，美国投资者正在为寻找新型的高增长投资标的苦恼，而中国企业却能够给他们提供机会。2005年，沈南鹏与红杉资本共同创办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沈南鹏今天以朋友与董事双重身份参加了华兴资本的上市活动。他是华兴的投资人，也与包凡一起，是这次浪潮的推动者。
那是新浪、搜狐、网易的时代，也是腾讯和阿里巴巴崛起的时代。2004年6月16日，腾讯在香港上市，“企鹅帝国”开始缔建；杭州的阿里巴巴正在赢得与eBay的“中国战争”，一步步将易趣送上绝路。
2005年，阿里巴巴收购了雅虎中国，而雅虎获得了阿里巴巴40%股权。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是一桩多赢的交易。阿里巴巴获得了10亿美金和一批优秀的工程师，以及来自雅虎的技术支持。《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力量，是一个象征事件。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百度的上市，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正式挂牌，当日上涨354%。李彦宏一下子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带头大哥”，BAT的称谓自此确定。在投资人看来，百度就如同一个谷歌的中国影子，一年前谷歌的上市，让百度在一年后收获了红利。
2000年的泡沫还没挤干，繁荣便再次出现。
这一次，包凡不想错过潮流。
贰
包凡1970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祖父曾经在1949年前做过银行家。一篇文章描述说，每逢周末，爷爷会带着包凡去淮海中路的红房子西餐厅吃牛扒，并把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许多逸闻往事讲给包凡听。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包凡对老上海的规矩懂得很多，“不要短期贪婪，只赚该赚的钱。”
这样的家庭背景，暗示了包凡的未来之路。1993年，他在挪威经济管理学院成为经济学硕士。一个聪明好学的中国人，面前一片坦途。
包凡先是在摩根斯坦利和瑞士信贷工作了七年。
“那7年里，包凡做过多家跨国公司的财务顾问，包括加拿大贝尔、瑞士诺华制药、挪威RPR等公司。他帮这些公司进行资金募集、银行借贷、并购以及重组工作，为客户融资超过70亿美元，进行国际并购超过600亿美元。” （薛芳，《一个中国投资银行家的诞生》）
饱满丰盈的银行家经历。
那七年中，流淌“摩根之血”的人里，最有名的一个不是他，甚至不是将摩根斯坦利变成上市公司的帕克·吉尔伯特。那个人是尼克·李森。
1995年，包凡目睹尼克·李森搞垮了巴林银行。在此之前，1987年，摩根斯坦利也曾给尼克·李森提供过一份清算部的工作。这份工作是尼克·李森在金融界的“启蒙工作”。
在摩根斯坦利位于纽约的总部里，有一幅J.P.摩根的画像。包凡和尼克·李森都可能从J.P.摩根的画像前走过，但他们却收获了不同的东西。
尼克·李森得到的是教训，他声名狼藉之后反省说：“我现在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人不能没有底线。”包凡得到的是经验，
“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某种程度上，J.P.摩根是包凡的启蒙恩师。
1912年摩根在国会作证时，有人问他“商业信誉是否主要依赖于金钱和财产”时，摩根回答说：“不，先生。最重要的是性格。”前者追问说：“比金钱和财产还重要？”摩根说：“比金钱、比一切都重要。金钱买不来性格。”
一年后，1913年3月31日摩根去世，他的遗嘱中丝毫没有提到生意，而是带着强烈的宗教启示，语气是典型的“摩根语气”——
“我将自己的灵魂奉到救世主的手中，深信主用他最宝贵的鲜血洗涤、拯救这颗灵魂之后，就会把它纯洁无污地奉献给天上的父。主将他的鲜血献给人们，通过他的血，也只有通过他的血，才可以完全赎罪。我恳求我的子女，要不避一切风险，不计一切个人代价，坚信并保卫这一神圣的教义。”
在摩根斯坦利和瑞士信贷的七年，包凡目睹了金融世界的巨变。尼克·李森结束了巴林银行的历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整个亚洲哀鸿遍野，香港人对索罗斯充满了刻骨仇恨，以致于拍摄《大时代2世纪之战》时，要把“赛斯”弄去泰国整死——香港于1993年废除了死刑。
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在到达5132点后开始掉头向下，终至百年不遇的崩盘。纳斯达克总市值在18个月内缩水近四分之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9·11”发生时已接近1200点。80%的股票跌幅超过80%，近40%的股票被迫或自愿退市。中概股搜狐、新浪、网易相继跌破一元，搜狐股价从17美元左右跌到0.80美元时，公司的总市值甚至远低于账面的净现金。互联网泡沫破了。
包凡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踏入了互联网。他在2000年加入亚信，担任首席战略官。亚信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启蒙者”，由田溯宁和丁健在1993年在美国创立，1995年中国公司成立， 2000年“亚信联创”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包凡，是亚信纳斯达克上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14年，“亚信联创”完成私有化。离开15年后，田溯宁回归亚信出任董事长。包凡是田溯宁的独家财务顾问。他在朋友圈中说：“13年前我参与了亚信的上市，13年后的今天我又有幸参与亚信的私有化……”
2018年8月，“亚信科技”发布了在港上市的招股说明书。转了四年一圈后，亚信又回来了，只是此时的互联网已是BAT和TMD的天下，而一个H（华兴）几乎连接了全部。
叁
包凡在亚信干了四年。那是全球互联网都极为痛苦的四年。
凛冬。
在那四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新浪网CEO王志东被“因个人原因辞职”，茅道临接任；丁磊的网易因为“假账风波”被纳斯达克宣布暂停股票交易；张朝阳的搜狐，因为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差一点被纳斯达克摘牌。
后来的互联网“雄主”马云在二环边上孤独踟蹰了一圈后，放弃了阿里巴巴的国际化，裁撤了阿里在硅谷的办公室。他回到了杭州，回到了现实当中，筹备一场与易趣的战事。他知道，只有中国这块“根据地”建设好了，阿里巴巴才能放心地“国际化”。
苦日子从2003年开始结束，新浪时任董事长姜丰年“几年前过的那种不敢见人的日子终于熬到头儿了”。包凡也陪伴着亚信和丁健走出了互联网的凛冬。
包凡对亚信的不离不弃，毫无疑问给丁健留下了“讲义气”的印象。2004年，包凡决定创立华兴资本之后，第一单生意便是丁健介绍来的。
中星微。
2004年8月，丁健把中星微的邓中翰介绍给了包凡。为了赢得第一个客户，包凡在中星微兼职干了一年CFO，直到2005年10月13日，中星微完成了3393万美元融资——
包凡拿到了“第一桶金”，而华兴的“官方历史”，以及招股书上包凡与谢屹璟的“入职时间”，都变成了2015年12月。
也正是在亚信的四年当中，包凡与那些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们建立起了友谊。包凡告诉“商业人物”，他在投行工作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刚起步，他觉得那些互联网创业者很有意思。“他们特别有意思，人也很有意思，做的事也很有意思，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些人未来可以走出来。”
到了亚信之后，包凡负责的还是得心应手的投资和并购，他可以更近距离地与他觉得“有意思”的那些人接触。“在创业公司的四年里面，我接触了更多创业者，深深地被他们所打动了，更加坚定了我的理念——这帮人可能未来会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新经济未来的缔造者。我们成立华兴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跟这拨人一起成长，具体说和他们走到哪，能成多大的事情，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对于包凡来说，华兴是一件有趣又有价值的事。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干投资，只不过中间变换了下赛道。跟投资相关的，“肯定是我喜欢做的事，自己擅长做的事”。
至为关键的是，他看到了机会。他告诉“商业人物”：“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经济机构，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你得看清楚时代最主要的脉搏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脉搏就是新经济的崛起。我们这个愿景那时候是比较强烈的。”
包凡之所以看好“新经济”，毫无疑问得益于他在摩根斯坦利的经历。J.P.摩根是美国工业时代“新经济”的缔造者和受益者。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铁路是新经济、钢铁是新经济、石油是新经济、电力是新经济、电报电话是新经济、汽车是新经济。
“新经济”一定会有泡沫伴随。187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费城著名投行杰伊·库克破产。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经理范德比尔特认为库克是自作自受。他说：“我国有许多毫无价值的铁路开工了，开工后却无竣工的能力……”
然而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摩根帮助投资并改组了美国一系列的重要工业——铁路、钢铁、电报、电话、电力、银行、保险，他的努力常常和爱迪生、卡内基、汤姆森以及其他美国建设者的努力相交叉。这些人对商业企业的发展和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在19世纪末已是四处可见。到1890年，美国钢铁产量已超过英国，铁路长度超过欧洲和俄国的总和。”
“威严冷峻的J.P.摩根是典型的金融资本家。他在向扩展中的美国的事业提供资助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索贝尔·西西利亚，《企业家》）
美国成功地完成了扩展并赢得了崛起，而J.P.摩根则成为了传奇，在19世纪末，他的信誉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
“今天的新经济，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生活中各行各业，新经济本质上的一件事是数字化，把我们以前模拟化的系统进行数字化，加上超强的运算能力、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对行业产生本质性的颠覆和改变，或者是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改变。”
如果把“数字化”剔除，包凡对于“新经济”的定义同样适用于J.P.摩根的时代。美国工业革命也是技术创新的驱动，钢铁驱动了铁路，铁路相当于那时候的互联网；铁路驱动了石油勘探，石油就是当时的“新能源”；石油变成了汽油后又驱动了汽车工业。时代被技术却动驱动着往前走，直到人们发现它“换了人间”。
肆
包凡位于北京朝阳区盈科中心B座的办公室，带有强烈的“包凡”色彩——
办公桌背后书架顶上放了一幅装饰画，上面写着“fan-f**king-tastic”。这是一个双关，既有“真棒”之意，也因为“fan”在其中，使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隐喻。
靠窗的空地，是他的立式拳击沙袋、一个椭圆仪、一个瑜伽球、一个划船机。
书架上摆了不少家人的照片。
会客区茶几下面有一些大本的杂志和摄影集，其中一本文艺复兴的画册，封面写着Renaissance，文艺复兴，华兴的英文名则是China Renaissance。
华兴公司内景（谢丹丹 摄）
欧洲文艺复兴不是一个人所形成的，也不仅仅是号称三杰的但丁、达芬奇和莎士比亚所缔造的。他们是潮头，在他们身后是无数的浪头。一个连一个的浪头，将历史从中世纪推向了现代文明。
同样的无数个浪头推波助澜，才使华兴成为了潮流，才使包凡屹立在了潮头。在这些浪头里面，有曾经离开的合伙人，他们最终在华兴的潮流中归于平寂；也有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卷起的细浪。这些细浪有一天汇到杜永波那儿，汇到林家昌那儿，汇到王力行那儿，汇到谢屹璟那儿，汇到王新卫那儿，汇到邹涓那儿，汇到姜山那儿，最终形成一道道巨浪，将包凡推上了浪尖。
华兴初创的时候，包凡给谢屹璟打了个电话，“很简单，就是谈了想法，谈了愿景”，谢屹璟就放下了香港的高薪，加入了华兴。他说：“以后跟定你了，能成事是我们的运气，不成大不了兄弟一场。”
包凡说：“生活当中你会发觉，真正志同道合的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pitch（说教）。你花很多时间追一个人，其实效果也一般。对眼的人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华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边要的人都是believer（相信者），你先相信才会有现实，而不是看到了现实再去相信。”
先是谢屹璟，后来是杜永波，包凡身边的believer慢慢多了起来。
杜永波是2006年加入华兴的，此前他在联想集团做投资。联想集团2004年底收购IBM的PC业务后，先是整合，接下来就是裁减跟PC业务没关系的投资。杜永波觉得没事可干，就想换个工作。他有个朋友认识包凡，听包凡讲华兴正在扩张，到处招兵买马，就居间撮合他们认识。他们在国际俱乐部大堂吧里见了面聊了聊。
在见包凡之前，杜永波做了下功课，向身边朋友打听了一下。以前有同事曾经跟亚信时代的包凡有过接触，对他评价不错；他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包凡的信息，做了点儿“研究”。
杜永波见包凡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儿虚。他那时候对FA行业没什么了解，了解更多的是VC。跟包凡见上面，包凡就忽悠他说，公司面临着大好形势，项目特别多，单子做不过来，需要有很多人一起来干这些活儿。
“我当时对包凡的印象非常好，这也是我在那几个选项里决定来华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包老大非常聪明。见面的时候，我们相对又是处在一个面试和被面试的状态。他讲到一些事，开始想一些问题，我在想怎样组织语言来问才更合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讲答案了。他就知道我想问什么，我还没问他就知道，每一次都是。你和他交流的时候，你对他的业务、行业、任务、人都很好奇，有很多的问题，经常就是你在组织措词的时候，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所以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包凡开玩笑说，“杜总有老农的狡黠”。“表面看很老实憨厚，实际上脑子比谁都聪明，比谁都明白，他比较善于利用表面的这种憨厚‘欺骗’别人。”
“狡黠”的杜永波以前一直觉得，很多海龟回国后不接地气，上海人又容易斤斤计较，但跟包凡一接触，觉得他人情世故门儿清，做事也大气。
但他还是不大放心，又在行业里对包凡做了个“尽调”，找了一些认识包凡的人打听：他做的这事靠不靠谱儿？这个人怎么样？大家对包凡评价都挺高，有能力，还愿意分享。杜永波这下放了心。
他告诉“商业人物”：“我对人看得还是比较重。一个人想做成事，要有能力，要有vision（愿景），还要愿意去分享，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做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也不能说一定成功，但最基本的成功要素你要具备。大家经常讲一个公司的老大就是1，到底这个后面可以带多少零，是由这个1来决定的，没有这个1，多少的零都没有用，有了这个1多了一个零就是十倍的效果。”
反复调研之后，杜永波找到了这个“1”，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华兴早期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0”。饶是如此，杜永波最初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
“当时觉得大的方向是做和互联网相关的方向，听上去这事还有价值，公司的业务发展也不错，包凡这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人当老大的能力口碑还是不错的，我跟着他一起至少有一个成长，这个也是不错的，如果是实在不行，也可以找其他机会。”
包凡没有给他“找其他机会”的机会，他也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两年后，杜永波成为了华兴内部提拔的第一个合伙人。
杜永波给华兴带来了新的气息，也带来了“内部管理”，尽管那时候包凡的队伍刚开张，手里不过“七八个人、十来条枪”，后来的一个重要人物周翔，那时候也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
杜永波一到华兴，就开始参与几个项目，一个是当当的C轮融资，还有一个是奇虎360的B轮融资。包凡到处带着他开会，去跟各家公司不停地聊。
“奇虎这个项目，当时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人都参与到中间，在不同的层面，包总、Kevin（谢屹璟）、我，还有下面的其他同事都参与在里面。”
有一天，包凡给大家都群发了一条短信，说是很开心地告诉你，奇虎项目我们成功拿下来了，感谢你的付出。
杜永波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接着到来的是金融海啸。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倒闭、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被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五大投行，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踯躅挣扎。
尽管有延后效应，但冲撞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2009年成为华兴的亏损年，那一年华兴只做了4个项目，其中有个项目持续了18个月，跨了三个年头。“活还在干，就是没钱进账。”
那个项目是神州租车的融资项目。杜永波2008年底开始帮神州租车做融资，大势不好，整个项目进展就很缓慢，一直持续到2010年上半年才做完。联想控股最终12亿元战略投资了神州租车。
18个月的“漫长婚约”，让华兴这个“媒婆”赢得了客户的尊重。他们开始相信，华兴这群人真诚、讲义气，愿意与他们共进退。当市场变好之后，曾经终止的、停滞的项目，全回来了。
华兴的招股书中披露，“ 截至2018年3月31日，我们自成立以来为574笔私募融资交易提供建议，累计筹集410 亿美元”。其中代表性的案例如下：
伍
2012年夏天，包凡、谢屹璟、杜永波和Krzys几个人，到杭州富阳的富春山居度假酒店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对华兴的未来至为关键，包凡因此选择了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僻静之处。
“我觉得一定要去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这次会对于我们太重要了，要脱离日常，去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你若去过那个地方，你也知道，开车过去都要两个多小时，在那天天饮茶、看水。”
包凡告诉“商业人物”，那次会其实就是要做一个选择——华兴是小富即安还是要更上一个台阶？
“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选择，是继续做私募融资顾问业务，还是要做一个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市场会有风险，可能这个平台将来未必属于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自己能力未必能承载，因为超过了我们，一切充满了未知。”
他们分析了系统风险，进行了逐一的计算，最后投票的时候，两分钟就过了——干。
包凡说，如果连风险都不了解就干，那叫鲁莽，干成了也只是运气。言外之意，华兴之所以决定开始做证券业务，不是鲁莽而是计算的结果；如今干成了，也不是靠运气，而是系统分析后的延展。
关于那场决定华兴未来的战略会，在杜永波的记忆中，并没有那么轻松。
“客观上说，我心里面还是抱有更坏打算，我们原来是小公司，一直积累积累，那是一个那么大的舞台，上面都是巨头林立，人的成本也很高，也有很多系统，不是找一两个人干就可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是只有牌照的事，要做就是一个最小的配套，对于我们这个创业的公司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压力，万一进展不顺利，养了很多人，带来了亏损，持续地投了很多的钱，最后现金流出现问题，还是有挺大的风险了。”
杜永波的担心最终没有出现，尽管做了更坏的打算，准备与巨头们打一场“持久战”，但一切顺利得出人意料，就好像他们是“天选之子”一般。
2012年中的战略会后，华兴资本开始申请牌照介入证券业务，它一下子从轻量级晋级到了中量级的拳台上。对手很多，个个都比它块头大、力量足、经验多。
包凡没什么可畏惧的。
他喜欢打拳。
“打拳和做投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动作稍微慢一点就会被打到，这个时候你不能退缩必须马上打回去，遇到困难只能迎难而上，坚决顶上去。”
陆
金融危机结束后，2009年底，杜永波被提前提升为合伙人。稍早前做路演，包凡说“我们下一代的合伙人已经成长起来了”。杜永波故意跟那些分析师们开玩笑说，他在华兴干了十几年，刚来的时候是“下一代合伙人”，后来是“这一代合伙人”，现在变成了“上一代合伙人”。
如今新一代合伙人的代表是周翔，是杜永波刚加入公司时的实习生。他们年轻、朝气蓬勃，充满了对未来的野心。他们相信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也相信华兴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年间，华兴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无可回避的词汇，几乎所有大的互联网并购案，都是华兴操办的。
华兴的招股书披露说，“截至2018年3月31日，我们自成立以来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并购交易累计价值共计492亿美元”。
关于这些大交易的细节，有很多版本，大都是情节夸张但却流传甚广的异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2015年初，包凡确信，产业并购的机遇已经出现，而中国新经济也迫切需要通过并购来完成一次转身——如何彼此包容、相互妥协往前走，而不是在相互厮杀中沉寂。
每一场并购谈判都极为艰难，涉及了太多投资人，涉及了太多利益攸关方。杨浩涌曾经告诉“商业人物”，58与赶集的合并谈判，他们当时好几次都快谈不下去了；姚劲波干脆直接抱怨“看到了人性”。
滴滴与快的的谈判同样如此；美团与大众点评的合并同样是艰难周旋后的石破天惊。
中国互联网最大的3宗合并案，最终牵线的“红娘”都是华兴，都是包凡。他们选择华兴，固然因为华兴已属出类拔萃，更为重要的原因，确切无疑，他们相信华兴、相信包凡，可以照顾各方利益，进行公平裁决——他们相信这个天秤座的小个子。
柒
林家昌2013年加入华兴，此前一直在外资投行工作。他与包凡是老相识，1997年便认识了，他们都有瑞士信贷的经历。林家昌在瑞信工作的时候，包凡还给他推荐过几个项目，“合作得挺开心”。
2013年，包凡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华兴想做“华兴国际”。他的目标很明确，中国新经济的IPO里，要有华兴的一个位置，去帮助这些创始人。林家昌理解说，中国新经济IPO主要是在境外，当时也主要是高盛、摩根、瑞信这些国际大投行在做。包凡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把这个客户养大了以后，就送给一些大投行，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弄？”林家昌“完全同意”包凡的想法。
他们对外说是“只考虑了十分钟”，事实上公司定位明确之后，他已经不需要考虑了。
项威在2015年才加入华兴，此前他曾在香港、美国和中国内地做了七年跟投融资相关的律师。早在2008年他就已经服务高瓴，对国内的PE、VC很熟悉；但他却从未听说过华兴，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加盟华兴。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个朋友介绍他与包凡认识。“我见到他之后，很快就决定，再来一个转身，正好试一下不同的工作方式，然后就来了华兴。”
项威不是那种计划很严密的人，而是比较随性。当他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看重的不是钱，“更看重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当朋友将包凡介绍给他之后，他俩一直在微信上约见面的时间，结果阴差阳错，总是凑不到一起。有一次包凡去上海，他们在虹桥机场的咖啡厅里见了面。原本打算聊上一个钟头，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只聊了十分钟。
“对的人”不需要聊很久，十分钟就足够了。项威说，“聊完之后，大家互相感觉都挺好的，就很快就敲定了来华兴。”
那次见面的时候，项威觉得包凡也是一个随性的、真性情的人，很和蔼可以轻松聊天，工作之后才知道包凡的严苛。包凡则开玩笑说，项威是万金油，百搭，什么都能干，还能干好。“项总人挺好的。项总会装大人，其实还是小孩儿。”
带着童心的项威，是带着使命来到华兴的。
他的使命就是“华菁证券”。
起初华菁证券的任务并没有着落到他的头上。他刚来的时候，华兴的人民币基金刚设立不久，他和同事一起迅速做了几个大案子，其中包括对链家的投资——华兴迄今最大的投资案，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项威做投资做得很快乐，也很有成就感，但包凡在申请华菁证券牌照的时候想到了他。他以前在交易所工作过，也曾被证监会借调过，话语体系上能跟监管机构衔接起来，做比较通畅的交流。再加上项威人在上海，华菁证券又设立在上海，这事就自然着落到了他头上。
项威一边做着投资，一边协助申请牌照。虽然证监会差不多十年没发新创立券商牌照了，但华菁却很顺利地过了关。牌照拿下来后，包凡找他聊，说是投资的事你继续看着，但华菁证券更需要你。项威不是没有犹豫，他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才答应包凡。
他终究是想清楚了，如果自己去做华菁证券，对整个集团来说，贡献会更大一些。他转去做了华菁证券的董秘，帮助把华菁从0到1建立起来，终至今天两百多人的规模；他还做了华菁的第一次对外融资，建立起了华兴CEO Office。
包凡要做华菁证券，是受了刺激。2014、2015年，A股“政策牛”，计划推出战略新兴板，很多海外上市或计划上市公司拆了VIE结构，准备回归A股。360完成了私有化，华兴是独家财务顾问，但是要上A股，华兴却没A股牌照。
没有牌照就意味着你前面做的所有工作都是白做，一场宴席里，你所有糕点零食都尝了一遍，餐前酒也饮了几杯，可是真正开席了，却被请了出去。真令人沮丧。
包凡想补上A股牌照，想让华兴能够享受到中国资本市场红利；更重要的是，华兴从此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再也不会“被缺席”了。
从2012年夏天那场战略会算起，六年过去了，华兴在美国、香港和大陆分别拥有了证券业务牌照。招股书中披露说：“自开设股票承销服务起，我们已担任28宗香港及美国股权发售的承销商，筹资共计 141亿美元（包括行使超额配股权）。根据灼识咨询报告，在中国所有的中外资投资银行中， 按2013年至2017年承销中国新经济公司境外首次公开发售的交易数量计，我们名列第三， 并在所有中资投资银行中排名第一。”
华兴的第一单IPO承销，是2014年的“兰亭集势”赴美IPO。兰亭集势创始人郭去疾与包凡是好友，彼此非常了解信任。创立华兴前，包凡在亚信，郭去疾在谷歌中国。他们经常碰面闲聊，探讨中国互联网未来。
包凡回忆称：“我当时总问郭去疾，他为何非要为谷歌工作，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他当时并没有回答我，只是会心地一笑。我在那一刻就明白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总有一天会创立属于自己的初创企业。”
2007年，郭去疾创立在线零售平台兰亭集势，而包凡则成为他的财务顾问；当2014年郭去疾决定IPO时，这对好朋友再次选择了握手。
捌
华兴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中国的高盛。
最终它没有成为中国的高盛，而只是成为了华兴。
华兴与高盛不同的是，华兴是一群有趣的人聚集到了一起，啸聚江湖。在包凡眼里，杜永波有趣，有着老农的狡黠；项威有趣，是万金油，装大人；林家昌有趣，爱养猫，特仗义……
多年前，包凡在摩根斯坦利学到“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时至今日，他很清楚，“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只是手段，真正要做的是“与一流的人同行”。
为了与“一流的人同行”，包凡为华兴确立了十六字的价值观，“善良正直、分享开放、创业精神、追求卓越”。
包凡说：“我们历史上也犯过很多错误，能够走到今天，我们总结下来，核心就是要有信念。创业过程中会有很多起点，今天想的事，明天也不一定成功，但是你时间轴拉得够长，就一定能兑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勇气。”
勇气来自于“初心”，来自于为什么出发和走什么样的道路，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勇气来自他将“善良正直”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
“金融是一个名利场，干金融的人逃不出名利，做金融就想赚钱，所以干金融的本质是贪婪。但是纵观金融史，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翻船都是因为贪婪，控制不了自己的贪婪，被对手搞死的很少，都是自己作死，每一个都是自己作死的，因为贪婪，赚不该赚的钱。那我们想，这个事既然想做长久，首先要控制自己的贪婪，走正道，这个想明白了，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清楚了。”
“第二，作为金融从业者，行业里的地位越高、越重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就越大。金融具有公共属性，实际上是公共财富，因为金融出了事，是大家买单，我们从历届金融风暴里看出来，其实最终买单的是社会；而且金融市场还扮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作用，就是资源的分配，所以说一个做金融的人，必须要有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的想法。”
“为什么把正直善良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自身的选择。正直善良是最基本的东西，没什么奇怪的。觉得能够接受这条的就到我这里，不能接受的就不要来，那也挺好。”
玖
在华兴路演的宣传片结尾，当初的那个实习生周翔说：“十年前，我们说华兴要做中国的高盛。今天我们不会再说华兴要做中国的高盛，因为华兴就是华兴。”
在上市前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包凡写道：“2005年我们创立了华兴资本，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更有幸成为创业者雄心的倾听者。我们按其需求订制协助创业者成长并达致发展目标的方案。我们寻求创业者的信任，而非他们对我们的依赖。借用史蒂夫•乔布斯的说法，‘你是谁，往往取决于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对于华兴资本而言，我们一贯尊崇为中国经济长期变革带来动力的创业者。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我们是他们的拥戴者和代言人。”
他的这段文字让人想起一部小说中的几句话：
“世界上最徒劳无益的事情，也许就是企图给性格下个正确的定义。每一个人都是一包矛盾——最能干的人最是如此。”
“物以类聚。情随性迁。教条可能束缚某些人的思想；恐惧可能束缚另外一些人。但是也总有些人，他们的生命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特别大，教条和恐惧对他们都不能起作用。”
这部小说叫《金融家》，是德莱塞“欲望三部曲”的开篇之作。1912年，J.P.摩根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德莱塞发表了《金融家》。
潮流已至，你只能选择随波逐流，或是屹立潮头。
【索引】
包 凡：华兴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谢屹璟：华兴资本联合创始人兼医疗行业团队主管
杜永波：华兴新经济基金管理合伙人
王力行：华兴资本顾问业务主管
姜 山：华兴资本联席首席财务官
王新卫：华兴资本联席首席财务官
邹 涓： 华兴资本首席人才官
林家昌： 华兴资本国际业务总裁
项 威： 华兴资本战略发展部主管、Krzysztof Werkun华兴资本跨境并购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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