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的江湖，杜月笙是青帮的江湖，算是“武”的，上海还有文人的江湖。
1941年6月5日 星期四，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轰动上海滩甚至轰动全中国的大事件！
什么时间，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被人给绑架了！
张伯驹
张伯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特别是最近故宫的一些文物展览，更使张伯驹有一次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人说现在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国宝，有一半都是张伯驹先生捐赠的。
在当时的民国时期，张伯驹与张学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道光皇帝的重孙子爱新觉罗-溥侗 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学良咱们不用多做介绍了，那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公子，也是后来东北军的统帅，蒋介石的把兄弟，西安事变名扬天下。
袁克文呢是袁世凯的二儿子，本来是袁世凯的朝鲜籍夫人金氏所生，但是因为大姨太沈氏没有孩子，就把袁克文过继给了沈氏，所以沈氏对袁克文特别的宠爱，甚至于是溺爱，让袁克文变得也是非常的任性不羁。袁克文跟他哥哥袁克定不一样，不太喜欢过问政治，他也极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所以跟家闹翻了，自己跑到上海加入的“青帮”，成为青帮“大字辈”的一员，杜月笙是青帮“悟”字辈，黄金荣和张啸林都是青帮“通字辈”，按照青帮的字辈“大通悟学”论起来，杜月笙要喊袁克文师爷，黄金荣、张啸林也要喊师叔了。但是袁克文平时喜欢写字和唱戏，最后病死在天津。成为天津青帮最大辈分的“祖师爷”，天津最有名的袁文会是白云生的徒弟，白云生的历大森的徒弟，袁文会是“悟”字辈，也喊袁克文师爷的。
袁克文
爱新觉罗-溥侗 号称“红豆馆主”，因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天赋甚高，其所以能学啥像啥，还与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他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红豆馆主还精于文物赏鉴，实乃才艺俱佳，冠盖绝伦，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1952年6月病故于上海，当时梅兰芳先生冒雨赶来上海，此时棺椁已上盖，后应梅先生恳切要求，开棺让梅先生与溥侗先生见了最后一面;梅先生悲痛万分，含泪与其悼别。
那么张伯驹呢？他本是河南项城人。一说河南项城，大家肯定马上想到袁世凯，袁项城嘛。 张伯驹跟袁世凯什么关系？
张伯驹的父亲叫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同时张镇芳的姐姐也就是张伯驹的姑姑还是袁世凯大哥的老婆，也就是表兄妹结婚了。 这样算起来张伯驹跟袁克文也算远房的表兄弟了！
其实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六弟张锦芳的儿子，因为张镇芳没有儿子，才把张伯驹过继给了大爷家张镇芳做儿子，7岁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他80多年的传奇人生。
都是到张伯驹好收藏，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从来不问价钱，拿起来就走，告诉人家到家里去取钱，要多少都给。现在收藏也是如此啊，没钱不行啊。张伯驹怎么来的这么多钱啊？
还得说他的父亲张镇芳，跟着袁世凯那还了得嘛？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啊，也是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后来到了民国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开银行的，能没钱吗？ 而且是盐业银行。当时来说盐业是最大的实业。人不吃盐不行啊，其实过去的青帮主要也是盐运行业啊。只有帮里行业才有黑帮啊，卖瓜子的没有黑帮，本身就不赚钱，谁搭理你啊？
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上海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1941年6月5日 星期四，早上8点刚过。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168弄，培福里16号洋房门前。一个身穿灰色长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手拎黑色公文包，步态悠闲地进入车牌号为6010号的黑色汽车。这位男子正是盐业银行总稽核张伯驹。此刻，他要去法租界外滩罗斯福码头（今十六铺码头）迎接从北平来的河南同乡好友卢先生，然后再去盐业银行例行公事。张伯驹与卢先生素有来往，感情深厚。老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张伯驹的心情甭提多高兴了。
司机孔庆和，三十来岁，扬州人，机灵能干。他说：“公子，等会接到卢先生后，您去银行办公。我来陪卢先生逛逛外滩，晚上夫人说了她还会烧几个苏州小菜，供大家品尝”。张伯驹听后，非常高兴，说“那感情好”。孔庆和一边说，一边轻踩油门，汽车缓缓地向弄堂口开去。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突然由路旁跃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汽车拦住，跃登车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孔庆和赶下车去。然后，歹徒自行驾驶张伯驹的座驾，疾驶而去，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司机孔庆和大惊失色，急忙回家告诉张伯驹的夫人潘妃；同时，向法国巡捕房报案。法国巡捕迅速出动，四处侦查。直到上午10时45分，才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508号门口发现张伯驹的汽车，当即通知孔庆和前往认领。但是，张伯驹仍然下落不明。
当潘妃得知张伯驹被绑架后，一时下得六神无主。这个潘妃是外号，她的名字叫潘素。其实张伯驹在认识潘素之前已经有三房夫人了，大夫人李氏是家长包办的，没有什恶魔感情也没有孩子，第二夫人是北京唱京韵大鼓的红角儿叫邓韵绮，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本来是盐业银行的职员介绍的，嫁给了张伯驹，住在北池子。后来去到天津照顾张镇芳夫妇，并且给张伯驹生了儿子张柳溪。
天津盐业银行1935年搬到上海，张伯驹来上海本来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潘素原名潘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艺名 潘妃。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头等的妓女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的二等流氓。
这时候潘妃遇到了张伯驹。后来，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了历史。这也是 潘素名字的来历！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这次绑架是还没离开上海的时候。潘妃赶紧找张伯驹的好朋友孙曜东，想他或许有办法营救张伯驹。当时，孙曜东正担任汪伪政权灵魂人物周佛海所管辖的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并兼任周佛海的秘书。说时迟那时快，潘妃急匆匆赶到孙曜东的宅邸，正巧孙的夫人吴嫣在家。问明来历之后，吴嫣立即拨通复兴银行行长孙曜东的办公室电话，说“伯驹出事了！张太太正在我们家，哭得泪人似的，快快想想办法吧”。
放下电话，孙曜东立即赶回家。潘妃一见面，就立即跪下来，哀求说：“孙先生，求求你设法救救我家伯驹吧”。孙说：“别着急，容我想想法子”。中饭后，孙曜东分析了一下形势，对潘妃说：“我想来想去，伯驹刚来上海不久，本无什么仇人。如果有，只能是他在盐业银行的同事李祖莱。因为伯驹来上海担任盐业银行分行经理， 阻挠了李某的仕途，或许是他恼羞成怒，来加害伯驹的”。
于是，孙曜东拨通盐业银行电话。巧的是，接电话的正是盐业银行襄理李祖莱。李祖莱做贼心虚，在电话里主动提起“张伯驹被绑事情”，还装着很着急的样子。电话中，孙曜东严肃地告诉李祖莱说：“祖莱兄，伯驹是我的把兄弟，这件事我不得不管，请行里也配合一下”。李祖莱连声说：“要的，要的”。因为，李祖莱深知，孙曜东来者不善，他的后台是直接管辖76号特工总部的汪伪政权“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随后，孙曜东又从其他渠道打探，确认绑架张伯驹的就是76号特工所为，而幕后主使人正是李祖莱。
抗战爆发之后，处于上海“孤岛”的盐业银行失去了政治安全保障。李祖莱与76号的头子李士群和杀人魔王吴世宝沆瀣一气。76号也急需“办公经费”，而李士群和吴世宝，一个是特务，一个原来是汽车司机，对于做生意赚钱的事，一窍不通。于是，李祖莱毛遂自荐，成为了他们的“财务顾问”，平日里帮助李、吴二人管理商业买卖。76号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开设的“美华酒家”，就请李祖莱当经理。现在，随蒋介石政府抗战西迁的盐业银行老总吴鼎昌突然请张伯驹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这让觊觎此一位置许久的李祖莱嫉恨在心，决心报复张伯驹。
一天，李祖莱在“美华酒家”与李士群和吴世宝喝酒。酒过三巡之后，李祖莱唉声叹气。李、吴二人虽是人渣，但也讲些“江湖义气”，就问：“祖莱兄，因何闷闷不乐？”于是，李祖莱透露了张伯驹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挡住了他的升官之路，真可恨。吴世宝拍着胸脯说：“这事好办，我让几个兄弟把他给绑了，做掉他。不就解决了吗”。一旁的李士群赶紧插话说：“蠢货，你知道张伯驹是谁吗，是轻易绑架的吗？”这话把吴世宝给问愣住了，于是反问说：“他张伯驹是谁啊？”李士群说：“这张伯驹是大名鼎鼎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是已故大总统袁世凯的表侄”。
吴世宝本是大老粗一个，生性粗鲁野蛮，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升。他除了会开车，枪法准之外，没有读过几天书，对于文化名人张伯驹，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李士群说，“绑架张伯驹，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敲诈他一笔，为兄弟们弄点零花钱。再让他离开这个地方，为祖莱的仕途扫清障碍即可”。吴世宝，连连点头称是。
随后，就上演吴世宝指挥手下绑架张伯驹的一幕。张伯驹毕竟是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绑架他还用不着吴世宝出面。那天早上，吴世宝就坐在位于巨籁达路的自家宅中（今天的巨鹿路211弄6号），遥控指挥，亲自带队行凶的是其得力干将张国震。吴世宝是76号行动大队长，而张国震是中队长。可怜张伯驹就这样乖乖地成为他们的“肉票”。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即1941年6月7日。孙曜东急匆匆地赶到外滩15号南京汪伪政权新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上海办公总部，敲响了中储总裁周佛海的办公室大门。周佛海是昨天上午10点半从南京匆忙飞抵上海的，此刻的周佛海家里出了大事，急得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
四天前，即1941年6月3日。周佛海正在南京出席行政院会议以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时，突然接到他在上海家中的夫人杨淑惠的紧急电报，说“湖南老家来电，他的母亲以及妹妹夫妇于5月27日被蒋介石的人逮捕入狱！”最后，周佛海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已经避居香港的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他知道杜月笙与重庆政府“时有往来”，或许有说话分量。于是，周佛海立即致电香港，请人备一份厚礼，请杜月笙帮忙，搭救其母亲和妹妹一家人。做汉奸真不容易！不但自己整日里提心吊胆，家人也跟着受累。
就在张伯驹被绑架的同时，大汉奸周佛海的家人也被蒋介石的人绑架了，急得他“肝胆俱裂”。当然这时候孙耀东也不知道，孙曜东来到周佛海办公室，告知他的结拜兄弟张伯驹被绑架事情。周佛海听后，先是一愣，忙问：“谁干的？”孙曜东直截了当地说：“是76号的人干的”。随后，又说，此事与盐业银行的襄理李祖莱有关，是他串通76号特工绑架的张伯驹。
如果是在以前，周佛海对于“绑架案”是没有切身体会的，今天可与往日不同了。昨天晚上，他的夫人杨淑惠告诉他，香港的杜月笙已经回电，愿意出面，请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放过他的家人。闻讯之后，周佛海的心情“稍安”。故而，今天早上周佛海的心情还可以，他听了孙曜东的汇报之后，颇有同情之理解！他皱着眉头，以领导惯有的口吻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随后，周佛海拨通李士群的电话，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士群知道这下惹了麻烦，赶紧讨好地说：“请您放心，此事我一定严查，一定抓紧解决！”
既然76号的后台周佛海发了话，如同有了尚方宝剑，营救张伯驹的事情就好办了。不过最后还是花了20根金条通过李祖莱把人“救”了出来。就知道是他，现在也只能花钱免灾了，只要人能平安回来就行。这就是江湖。
为了感谢孙曜东，张伯驹拿出他收藏的绝世珍宝《蔡襄自书诗册》，作为报答，送给孙曜东。这部诗册原是清宫秘藏，被张伯驹花45000元买下。此乃一份千年瑰宝，伯驹爱之尤深。孙曜东不能夺人之爱，婉言谢绝。几天后，张伯驹与夫人潘妃匆匆忙忙逃离上海滩这片“歹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伯驹先到西安后来回到北京，自己出巨资为国家抢救了一大批国宝文物，以免落到外国人的手里。解放后全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微博)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微博)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晚年 张伯驹
1982年张伯驹去世于北京。
1990年，孙曜东来到阔别40多年的北京城，首先拜访张伯驹的夫人潘妃。此时的潘妃已非昨日“吴下之阿蒙”，其身份也高贵了起来。她因嫁于大才子张伯驹，而“脱胎换骨”。张伯驹平生自比为明末清初“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1611-1693）。而冒辟疆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为他与苏州艺妓潘妃的结合，找到了历史的榜样。
张伯驹一直把潘妃当成“董小宛”来培养，他不惜重金聘请张大千、齐白石、陈半古等书画大师教潘妃画画。潘妃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她临摹的宋元山水，得其神韵。到了晚年，居然自成一家。
解放之后，潘妃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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