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东京118.2度，北纬39.6度的中国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地震强度达里氏7.8级，它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当量，造成24万人死亡，16.4万人受伤，为20世纪世界地震史之最。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解放军10万大军昼夜兼程，仅沈阳军区就派出陆军总院，202，207，121，222等28支医疗队。在这些医疗队中有许多后勤八一小学的同学。
几天前，我收拾物品时发现了四十年前我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奖励证书和抗震救灾记念册。望着这泛了黄色的证书，我心情难以平静，不禁让我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
1976年我刚满20岁，在沈阳军区第121野战医院任护士。医院驻地在辽宁省凤城县鸡冠山公社所在地，那里山青水秀，是十足的山沟。医院300人左右。由院部，医务处，政治处，院务处和3个医疗所组成。每个医疗所有50-60人。每所有2个战备库。其中一个是装有几十个医疗战备箱{内有外出执行任务时展开工作用的医疗物品}。另一个是个人物品库，每人只能放一个旅行袋，袋上标有姓名，家庭住址，已备牺牲时单位给你寄回家。那时的生活也很简单，10人住一个宿舍，一人一套军用被褥，换洗衣服用包裹皮裹起来当枕头。一个军用水壶，一个夸包挂在床头。大家每天听着军号声起床， 出操，吃饭，学习，工作，营建，熄灯睡觉，生活的很有激情。因为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物质乏馈，单身干部和战士们在食堂每天吃高粱米饭。大家都想借战友探亲回来带些好吃的东西打打牙祭。
记得76年7月下旬的一天，院里的马药剂师从河南探亲回来，大家一窝蜂地跑到马药剂师那里。我到他那以后，一把抢过一个煮鸡蛋。我看着手中的鸡蛋，暗想久违了鸡蛋，我已经很久没吃到了。一口就吞进去了，虽然感觉蛋清有些异味，但也没有多想。晚间熄灯后，刚进入梦幻中就觉得肚子一阵阵疼痛，而且越来越重，我咬着牙艰难地向值班医生办公室走去。我向医生介绍了病情，医生看后诊断说，我是食用了腐败的鸡蛋造成了食物中毒。明确诊断后，立刻对我进行处置，口服痢特灵，又挂了两瓶生理盐水，留我在病房观察。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下楼去“方便”。走到一楼护士站，刚和护士说一句话眼前就一黑，眩晕倒下，护士急忙扶住我。忙让战士喊来正在操场出早操的刘维勇主任，刘主任把我快速地抱起跑到急救室，我隐约听到护士说，高压50低压30，大家都在为我忙碌着。我眼前看到了几位医生穿着白大衣的身影，很快变成白团晃动，又由白团变成黑团。而后我就出现了幻觉，我躺在床上盖着白布单，像被魔术师驱使一样，飘飘然然腾空而起，但到顶棚时又被弹了下来，紧接着又升起又被弹回，反复多次，最后被重重地摔在病床上。我感觉我的身体在剧烈的跳动，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几个人拼命按住我的全身，渐渐地我眼里的黑团变成白团，白团又变成了身影晃动的医务人员，我听到主任说用镇静药，我才渐渐平静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是休克了，为升高血压，大量的快速输液，又发生了输液反应。但我却暗暗庆幸是天棚挡住了我的灵魂，挽回了我的生命。也许休克时魂飞了，输液反应使我神经强烈兴奋。飞出的魂又附体了。我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呀，请相信这是真正的体会。
大病初癒后我身体虚弱，十分想家。经领导同意我回沈阳休病假。傍晚返回沈阳仅和家人寒暄几句后便倒床而睡。没睡一会就觉得床在晃动，顷刻全楼的人跑出来，都说发生地震了，当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第二天一早。得到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那天正好是1976年7月28日，我立刻想到我们121野战医院是全军的战备值班医院极有可能要执行抗震救灾任务，而且我又刚刚填写完入党自愿书，于是我立刻拨通了沈后战备值班室的电话，说明我的身份，寻问我们医院的动态。贝科长听后非常支持我积极请战的想法，当即就表扬了我，并告诉我121野战医院的专列即日出发，傍晚到苏家屯装运物资后，立即奔赴唐山。你可到苏家屯火车站等专列归队。当时院里在沈阳配属部队执行任务的林东平同志和我一同前往苏家屯火车站。傍晚我和林东平在车站军代表的帮助下蹬上了开往唐山的军用列车。上车后，我马上找到教导员申请归队。各党支部正在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精神……。同志们都涌跃的写请战书，要求组织考验自己，我也不例外。车厢内十分拥挤，就连行李架上和过道上都躺着人。我只有在厕所门前那个空地，找个地方坐下了。列车在黑暗中行驶，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坐在厕所旁边，不时地起身给方便的战友腾地方。
29日下午，列车到了河北谷野，因铁路受到地震破坏不能行进了。全院医护人员立刻下车，换乘从丹东汽车15团开来的的汽车继续前行。上汽车后，男女同志自然分开，站在两侧的车厢板旁。在乘车途中渐渐飘来一阵阵臭味，旁人说，肯定是那边男的“跑的风”。但臭味始终不散，大家议论纷纷，突然一个有经验的老医生大声说；“可能是天热尸体腐烂的臭味！”话音刚落，大家鸦雀无声，毛骨悚然。紧张的情绪、复杂的心情载满车箱。
汽车继续行驶，夜幕降临，为保证行车安全，汽车连长下令停车，让已经连续开车十几个小时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盹10分钟。也让我们大家下车“放水”，在卡车的两侧男左女右解小便。这下肚子可舒服了。
越接近唐山越是难行。记的那天晚上特黑，车队借着卡车近光灯的照亮，一台接一台缓慢行进着。车队在一座石桥前停下来，由于地震的破坏，桥面发生了地裂，公路连接桥面有几十米长，宽约10-50厘米，深约几尺的地面大裂缝。桥墩也有大裂缝，车队无法顺利通过。怎么办？如果绕行还没有人熟悉路线，时间紧迫，灾区的百姓等待我们去救援。院长和汽车连长商量后，果断决定强行通过。汽车连长下车指挥，车辆拉开距离一台台的，缓慢通过。我们在车上感觉桥在晃晃悠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听说车队里有翻车的，好像我们随时也都有牺牲的可能。最后我们还是通过了险桥，为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回想当年那位汽车连长挺拔的身材，健壮的臂膀，指挥着每一台车辆通过。他那英勇果敢的神态吸引了我们年轻姑娘们的爱慕眼神。
经过一夜的行军，我们121野战医院在7月30日到达昌黎开平的一所中学，医院就在学校的操场展开。这时，由于救援任务紧迫，没有人安排睡觉，也不允许睡觉，医院马上组织医护人员展开救治伤员的工作。
记得那时，一天只吃两小块压缩饼干，震后供水管道供电系统均遭到破坏，我们做饭没有水，当地的灾民告诉我们食堂的同志，两里以外有一个水泡子，于是食堂的同志就到那里去拉水。拉回来的水是黄泥汤一样的水，简单沉淀一下就倒入锅里。当时是不掏米的，因为米都比水干净。就这样，一天下来医护人员排着队到食堂，每人给打半碗呈黄色的大米粥冲饥。但也不饿，可能是天气炎热，精神高度紧张所致。
到灾区的第一天晚宿营就是在操场上，每人一张军用钢丝床，男同志安置在一片区域，女同志在另一片区域，床挨床的摆下，天当房盖，地当床。一天的烈日暴晒，脸都脱了皮，汗碱浸渍面颊，火灼一样疼痛。入夜，和我一个组的护士，实在受不了，就到伙房讨了小半盆浑水，那时水是非常珍贵的，一般情况下是不给的。她打来水后，就在我们钢丝床边，从头洗到脚，洗过后盆里水变成黄色的粘稠状，她刚要倒掉，我一把抢了过来，那护士见状说，不行太脏了！我说没事你就给我吧！拿到这盆“干净水”后，我就在我们女同志露天钢丝床边，趁着夜色在露天又用这盆水从头到脚擦了一遍。洗过之后，我的脸果真不疼了，清凉了许多。再看看那盆水，已经彻底变成粥样的黄泥汤。擦过后，我舒舒服服地躺在钢丝床上，满天繁星挂眼上。几天的行程紧张的救治工作加之我才大病初愈的身体，此时的床是那么的亲，抻抻腰，看着满天的星星很快进入了梦乡。清晨，当我挣开眼，发现被子湿了并大叫“下雨了！”旁边的一位大姐说，“傻丫头，没下雨，是露水！”。那一刻，我感觉我离大自然是那么的贴近，大自然生活是那么美好！一周以后，一个灾民慌慌张张跑到食堂说，那个水泡子不能去了，它的上游有许多腐烂的尸体。听了他的话，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尸体！原来我们做饭的那珍贵的水里含有腐烂尸体的血水？于是大家欲吐不能，苦不堪言，难怪粥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我们医院是大的临时救治站，每天在我们的救治帐篷里有大量的灾民来救治，有些相识的灾民见面后，第一句话都是：‘你还活着呢，你们家死几个呀？’回答都是死了。。。他们都有身体多处外伤，骨折。但都很坚强，没有眼泪，相比之下比起死亡的人们他们是幸运的。我们给伤员进行伤口清创处理包扎后再按国家统一安排转送到其它城市的大医院去救治。救治所旁边有一片草坪空地，做临时机场。每天有多架直升机，起飞，降落，向各城市转送伤员。我们还接待军区就近医疗小分队送来的伤员，帮助他们完成转送任务。一天，我在门诊收治帐篷里正在处置伤员。门口有人喊；‘谁接伤员’？我抬头看到一位身高1、65米左右，军装有些肥大，袖口和裤脚卷得老高，听诊器在她的军装兜里露出半截，但也能看出她是一位苗条淑女，英姿飒爽脸颊红扑扑的向我走来。我定神一看“哇！”这不是八一小学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孟瑛瑛吗？她家住18工区，我们参军后就没见面了。它乡遇知己，分外惊喜。她说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到今天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洗脸没换内衣了，看她微笑着说着，她的笑容有点腼腆，红脸蛋上有黑花印，也有浅脱薄皮，{是出汗，暴晒所致}但眼睛有神，仍然是那么美丽灿烂。那年，孟瑛瑛她刚好21岁已经从医校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军医了。送来伤员后，我们没有时间多聊，她便闪身消失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上。一晃38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由于地震破坏了水和电力系统，不能及时恢复。我们也是一周后才能打点水洗脸，当时我留了两条长辩子，不舍得剪，为了工作方便，只好高高的盘在后脑勺上。大概一个月后才打了盆凉水洗头，由于出汗和长时间没洗，满头的长发黏在一起，梳不开。哈哈，那时真的好不讲究。也没有条件讲究。
灾民知道我们医院来到以后，纷纷到学校操场救护所请求救助。一时间，我们的救护所变成了救济所。为救助灾民，医院为他们煮粥，到开饭的时间，我们和灾民一块排队打粥。有一天，我们帐篷门前，出现一位20多岁的男人，怀里抱了一个六个月大的男婴，眼里含着泪水对我说，请您救一救这个孩子吧！我见状立刻上前，发现孩子的哭声已经很微弱了，寻问得知婴儿的母亲被无情的地震夺走了生命。几天来，孩子爸爸只能给婴儿喂些水。当他听说这儿有解放军的医院，他怀着一线希望抱着孩子就来了。听完他的述说，我的鼻子有些酸楚，我马上跑到食堂请炊事班的同志赶快给婴儿煮些米汤，米汤煮好后，我又亲自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那个婴儿。一会儿，婴儿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他爸爸脸上的愁容才舒展开。喂完婴儿后，我立刻跑到政治处向领导反映灾区急需奶粉，并要求在空投救灾物质中增加奶粉。果然，两天后在空投物质中就出现了奶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救灾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为婴儿服务的项目。当时，我们做人民之所须。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鱼水之情。
到灾区后的两天，我们边救治伤员边搭建帐篷，我们的宿舍是几顶帐篷连建一起的，由于天热，将两侧的帐篷卷起一半，男女宿舍之间就仅隔一层蓬布。由于是在中学，院里就地取材，将两张书桌并在一起，然后再横上一个书桌，这样就变成一张双人床。当然睡两人很挤，睡觉时要背靠背，不然的话很容易掉床。男同志体形高大，我们经常在夜里听到“扑通“的掉床声，一人掉床，男女帐篷几十人都能听到，人们就一阵议论，笑声，吵醒大家。然后每人下意识地靠一靠同桌上的同志。那时真是苦中有乐，没有一人有怨言。一周后，后勤保障物质陆续空投下来，后勤保障人员将山东水蜜桃分发在每人睡觉的书桌里。每天救治伤员忙累一天，连吃饭时间都很紧，更没有时间吃水果，只有晚上倒在书桌上，才闭着眼从书桌里摸出水蜜桃，顺手将桃子在褥子上蹭两下，就闭目合眼地吃几口，有时桃子没吃完，人就睡着了。我的两颗龋齿，就是那时留下的
震后两周的唐山，天气炎热，环境空前污染，尸体和生活垃圾开始腐败。苍蝇大量繁殖。我们帐篷蓬顶本来是白颜色的，苍蝇一个落一个落满棚顶，棚顶变成黑颜色的。电灯线它们也不放过，密密麻麻也布满了苍蝇，严然变成一个黑色的柱状。最讨厌的是，它们还跟我们抢饭吃。有一位护士，平时很讲究的，落一只苍蝇，她就扔一小块米饭，苍蝇边落她边扔，还没吃饭，一碗饭瞬间就扔光了。刚开始，我也像那个护士一样，一边吃一边赶着苍蝇，我发现苍蝇落的比你吃得快，后来索性赶着苍蝇，赶着吃饭。落上了苍蝇赶走后饭也不扔了也吃肚了。因你赶走一个又落上几个，干脆快吃，和苍蝇抢饭，吃的快，苍蝇落的次数就能少些。后来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都是落苍蝇满碗，赶赶就吃。粮食紧张也不容许扔。灾区需要我们，而我们必须要填饱肚子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苍蝇的泛滥、水质污染，人们开始拉肚子，几乎人人都拉肚子，厕所门口永远是排着长队，看着她们你会发现她们的双脚来回踩着鼓点，其实她们每人都憋得够呛。厕所就是旱厕，地上埋四口大缸，每口大缸铺上两块木板，然后用席子一围，就是厕所。我胃肠本来就不好，就更难逃拉肚的厄运，一有便意就马上往厕所跑，到那儿还得先排队。有时，实在憋不住了，就进里面看看有没有一个组的特别熟悉的人，如果有就和她背靠背，踩着一块木板，便在一口缸里，那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便在裤子里吧。这时，灾区的环境污染越来越重，以致大面积发生痢疾、还有霍乱，破伤风等疾病。为控制疫情，政府派来直升机隔天向空中撒消**。那时七十年代防护装备比较缺乏，我们天天闻66粉的味道，呛得直咳嗽。几天后就发现身旁的绿树叶子也被熏得变黄而枯萎了。
唐山是7.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时是三伏天，又是凌晨。情形惨不忍睹，唐山市内就没有看到一座楼房，到处是成片的瓦砾。所不同的是，高楼就是一大堆，矮楼就是一小堆。听灾民说，地震是先左右晃，然后上下颠，之后再左右晃。再结实的房子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唐山市有个驻军医院几百号人却只有两个人幸存，一个是副院长到外地开会，一个是在一楼门诊值班的护士，地震发生时，她急忙钻到治疗车下，靠喝葡萄糖和生理盐水维持生命。她在那里一直撑了七天才被战士们救出。
我们驻扎的中学属于唐山市郊，学校院内有几栋三层楼倒塌半壁。每天余震不断，从倒塌楼房的断壁残垣中，还能看见尸体的胳膊和大腿，我们每天来回走都能看到，但是那都没有人去处理，因为当时急需的最要紧的是抢救活着的人，或者有希望活着的人。震后的一周，路边多了许多小坟包，那是活着的人将亲人的遗体扒出后就地掩埋，由于时间紧迫大都没有木棺，只用土掩埋，而且葬得不深，所以那些遗体常常被无人照料饥饿难耐的生畜拱开，使遗体暴露在外。后期中央从沈阳等地调配了大量的白色大塑料袋，由部队战士将从废墟中扒出的尸体装入袋中，很多尸体都是‘’白条‘’，看来有些人是，出生光着身子来，死了光着身子走。很潇洒。开始是一个尸体装一个袋。完整的尸体还好装，后期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变成尸体残块，战士们就用手将许多腐烂尸体残块装入一个个袋子里，然后装车运走。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救治的有两个群体，一个是被救助的唐山灾民。另一个是参加救灾的解放军干部战士。抢险救灾的战士们人人双手十指都流着血。那个年代救灾战士们没有手套和口罩，而且救助废墟下的伤者不能用机械，只能用手一点一点抠，工作不到2小时，手指全都抠破了，有的战士由于治疗不及时患上了破伤风，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他们的年龄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看到他们过早地离开人间，我们都难过地哭了。还有我们的护士姐妹，因患中毒性痢疾发高烧命悬一线，看到后我们都难过地忍不住落下眼泪。但政委在全院军人大会上严厉批评了我们，现在是灾区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刻，你们为这点事还哭哭涕涕，还像个革命军人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听了政委的话，我们又振作起来。
由于抗震救灾前，我食物中毒休克以后，身体极为虚弱，紧接着又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工作，曾经连续六整天没有正儿八经地睡觉，加上长时间紧张地抢救伤员工作，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每分钟在100次左右，时常出现心慌气短现象，加之每天拉肚十几次，但我仍然工作在岗位上。救灾工作期间，政治处领导找我谈话，并通知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为正式党员。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在第一次交纳党费时，我交了标准十倍的党费。两个月后，我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工作中险些晕倒，黄凤兰医生看到说，你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于是在治疗室的帐篷里，给我打了50mg的杜冷丁，几分钟后我就说不行了，两脚像踩棉花套子一样，于是在黄医生和护士的搀扶下回到了宿舍帐篷里，然后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那一觉是抗震救灾以来睡得最死、睡得最长、睡得最香的一觉。
救灾后期，上级通令嘉奖，授予我院集体三等功。由于名额有限，全院仅有几位荣立个人三等功，部份同志受到嘉奖，我也在其中。还有部份同志没有受到嘉奖。但是，医院能圆满完成救灾任务是跟每一位同志的付出，废寝忘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
不久，军区各个医疗队相继撤出唐山。121医院撤的晚一些，但医院的领导对我很关心，考虑我的身体情况，杨荣科院长让我第一批撤离唐山，并直接把我送到沈阳202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我已经患上了心肌炎，而且这个疾病它伴随了我的一生。入院不久，121医院的谢德利院长专程来医院看望我，给我送来了慰问品罐头。那时看病人，罐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我也感谢领导对我的关怀。
如今我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尤其是经历了海城和唐山地震的抗震救灾，虽然岁月流逝，但很多往事记忆犹新。当年的环境有些艰苦，但对人也是种磨练，人生的经历是材富，它会给你以后的生活奠定基础。有了那些不平凡的经历，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中更能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
有生之年，真的很想有机会和当年共同救灾的战友们。一起回新唐山去看看。
听完王军的回忆，让我深受感动！人民军队在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刻必须挺身而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当年的沈阳军区121野战医院早已改编为沈阳军区总医院北方医院，但是那段历史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作者照片
王军供稿
（王军系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閱讀更多 紅色傳人徐文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