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野派知識分子 VS 官方派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古老國家，中國的發展歷史中不缺少知識分子的身影。
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秦漢時期的文化與制度一統、經學興起以及文官制度建立，隋朝開始延續至清末的科舉制度和文官體系運行，“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及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以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知識分子都發揮了獨特作用，成為中國社會經濟、歷史文化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社會空間的分佈層面來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分為鄉野派和官方派，而在兩派知識分子當中，官方知識分子的影響和作用獨樹一幟，尤其是在輿論（包括傳世的史冊）之中，在中國歷史中似乎存在一個共識，對於鄉野派知識分子的作用基本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和立場。而在歷史上，官方知識分子挾廟堂之威，也不乏打壓鄉野派知識分子的例子。
出現這種情況是有原因的，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大都追求通過仕途來實現“致君堯舜上”、“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說白了，就是各個都是“官迷”，再不濟事，也要謀個“師爺”來乾乾，而能做“帝王師”，則是傳統知識分子普遍的追求和理想。
不過從知識分子的整體來看，廟堂上的知識分子往往隨著權力和政治變化而沉浮，也並非都能發揮顯著作用。
在上個世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造成了嚴重打擊。此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幾乎不曾擁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甚至在下降（人文科學領域要比自然科學與技術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社會，不是隻有皇權、城市和廟堂，還有更為廣泛的民間、鄉村和江湖，從更廣的維度來看，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只在廟堂之上輔助皇權和統治者，也不只存在於太學、國子監和現代大學擔任精英教育者，他們還以更大的規模存在於廣大的鄉村社會，對中國基層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產生了現實的、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中國的鄉村社會是在另一類鄉野派的知識分子影響下，展現出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軌跡和獨特內涵，作為社會組織的核心力量，支撐著社會發展。
在中國傳統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中，知識分子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曾有一批知識分子志不在當官，志不在成為所謂的“大學者”，而在於教化平民。
他們以鄉村建設為己任，以清晰而堅定的家國意識、以教化民眾移風易俗的歷史使命感、以切實簡易粗樸直接的平民風格和學術風範，深入民間，廣施化育，對中國的傳統鄉村治理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這些知識分子群體中，明中晚期逐漸壯大的泰州學派堪稱典型代表。
中國的傳統鄉村組織體系是非常獨特的，而維繫者主要就是鄉野派知識分子。他們具體通過族譜、祠堂、義莊、義田、社倉、鄉約、義學等方式來加強治理，提供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加強鄉村的教化和道德倫理約束，使中國在傳統上“皇權不下縣”的前提下，實現了對基層農村社區的有效治理，提高了大面積鄉村的社會黏合度和凝聚力。
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和實踐者們，就廣泛參與了鄉村治理的具體實踐，把儒家的傳統思想精髓滲透到具體的鄉村治理機制中，對鄉土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泰州學派知識分子的鄉村講學實踐，對於民國時期的梁漱溟等人的影響非常大。
民國時期，內生性的傳統鄉村治理坍塌了，梁漱溟、晏陽初等人開始了篳路藍縷的鄉村建設實踐。他們搞鄉村建設，目標是從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挽救凋敝的鄉村。
不過，他們的個人努力難以扭轉時局，不能挽救民國時期鄉村逐漸凋敝的現實。
那麼，中國的鄉野派知識分子與官方派知識分子究竟哪個才算真正的主體和主流呢？真正的答案可能出乎社會大眾的意料，安邦諮詢的追蹤研究表明，鄉野派知識分子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主流和主體。
以明朝為例，鄉試、會試的競爭激烈，遠遠超過現今的高考。明朝秀才中舉的比例多為30：1，中舉率約為3.3%，也就是說有高達96.7%的中國知識分子處於在野狀態。而舉人中進士的比例，多為20：1，錄取率約為5%，在野的知識分子也有95%。
官方派知識分子的特權
既然鄉野派知識分子是主體，為什麼輿論、史冊及名望卻由官方派知識分子基本獨佔？
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識分子的特權。
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秀才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優待。每年有廩膳支取，勉強供家庭生計，還可免除徭役。
在社會地位上，秀才是讀書識禮之人，受到普遍尊敬。小民不可以與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
在明朝，即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以便服見秀才。秀才見上官，俱用名揭，長揖而已。秀才與知縣交際，用治下門生名貼，稱老師為尊，分賓抗禮。
更遑論史冊均由官方派知識分子所掌控，一支筆寫天下，鄉野派知識分子雖然做的都是實事，但除了“野史”地位之外，也基本無可奈何。
左宗棠與曾國藩實際也是清代鄉野派知識分子的一例，左宗棠直到晚期還在因為沒有得到進士這一官方派知識分子地位而耿耿於懷，也在現實中遭遇到官方派知識分子的打擊，最後御賜“同進士出身”，了結此事。曾國藩的情況稍微比左宗棠好了一點，但也僅僅是“同進士”。
“鄉野村夫”在鄉村治理中的重大作用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兩派之爭，自古皆然，關鍵在於當今的現實意義尤顯重要。中國的鄉野治理現在已然是個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政治動員能力，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實現了兩千年以來未實現的東西——最大限度地動員了中國最基層的農民，使他們的國家意識和集體意識空前覺醒。
北京大學王曙光教授認為，國家動員能力的增強，反過來也瓦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固有的鄉土社會治理機制，這也導致在1978年之後，當國家政治動員能力減弱、國家制度滲透程度降低之後，農村又出現了大量鄉村治理的真空地帶，面臨著“雙重消解”：一方面內生性的、鄉土社會治理體系沒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賴國家動員能力的鄉村治理也沒有了。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業進程的來臨和快速膨脹，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更加陷入被動局面。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希望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
實際現在的鄉村振興戰略有多重目標，一是希望解決“不完全城市化”（如戶籍限制）帶來的種種問題，縮小城鄉差別；二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實現全面小康，扎穩中國政治穩定的農村盤；三是通過農村建設和全面發展，擴大中國國內市場空間。
面對鄉村治理體系瓦解和鄉村凋敝，鄉村振興面臨著從政策到手段、從人才到資源、從技術到金融各方面的缺失，其中的關鍵則是人的缺失。
安邦諮詢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有一個特殊群體對於鄉村發展、穩定和繁榮起到了獨特作用，這個群體依然是中國的鄉野派知識分子。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三營鎮有一個自然村叫鄭家莊，全村共125戶525人，居然住著漢、藏、白、傣、納西、傈僳、彝7個民族，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
鄭家莊經濟收入主要以中草藥材營銷和生豬、乳牛養殖及烤煙、水稻、蠶豆、大麥等農作物種植為主。
這裡的村民忙時為農、閒時為商，宗教信仰各異、民族習俗不同，卻能和睦共處，和諧發展。現在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口穩定、鄉村社會穩定、2015年，鄭家莊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授予第四屆“全國文明村鎮”稱號。
鄭家莊的發展與該村村支書何國祥的帶領有很大關係。何國祥是藏族人，懂得藏藥，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就開始從事中草藥材營銷，率先致富。
此後，作為黨支部書記的他，秉持“一個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富”的理念，幫助鄉親們儘快掌握中草藥材的營銷知識，在他的帶動下，營銷隊伍逐漸壯大，一部分村民逐漸實現富裕。
同時，他積極參與村事組織，在其帶動下，全村實行新型農村垃圾管理模式，群眾繳費率和垃圾及時處理率均達到100%。
在國內對鄭家莊的許多報道中，都將村支書何國祥歸類為有辦法的“基層能人”。
不過，“能人”遠不能解釋何國祥的角色和作用，實際上，何國祥是有能力的鄉野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作為鄉村知識分子一員，何國祥有知識——藏藥知識、營銷知識、對鄉村治理與管理的思考能力。
鄭家莊的例子顯示，作為鄉村知識分子，如果他們的知識能充分應用於鄉村發展，往往比中央和地方上級政府的嵌入式干預和管理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鄉村知識分子不只是推動發展了鄉村經濟，而且改善了鄉村治理，穩定了鄉村社會，保留了鄉村形態，最終促進了鄉村社會向和諧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不正是鄉村振興戰略所期望達到的目標嗎？
所以，現在的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群體的認識，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廟堂之上，不應該僅僅存在於網絡的清談之輩，要充分認識鄉野派知識分子的力量，他們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即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孔子，在大多數時候他也僅僅是個奔波於四野的鄉野派知識分子。
從對中國基層社會發展的作用來看，唯有面向鄉村的知識分子往往才會對中國廣大的鄉村社會的發展起著更為重要的現實作用。因此發揮鄉村知識分子的作用、培養鄉村知識分子，應該成為中國“鄉村振興”戰略中最為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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