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要介绍的这个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可是，当你翻阅六七十年前的那段全民族抗战史时，却会发现，这个人，为保护无数国宝免落倭寇之手，免遭战火之害，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他，就是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先谈一些背景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到中国，除了杀人，还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抢。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高达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九一八事变开始，随着东北沦陷，北京城越来越无险可守。而作为前朝故都的京城，大量皇宫珍宝，收藏品如不转移，那么对于中国文物历史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早已预见到了这个危险性，于是他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授权，与故宫博物院其他同事一同开始着手准备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最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移。
装箱准备迁移的文物
在这个过程中，国宝必须用最苛刻的方式得到保护。集中装箱的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
尤其是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11箱石鼓(含1箱石碑)，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
马衡深知石鼓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亲自负责石鼓的迁运工作。事后，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的石鼓
1933年2月，故宫文物大迁移正式开始。截止到5月15日，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而在这个过程中，马衡亲自督导数量最巨大的一批故宫文物（共计4635箱余）转运到上海，保障了国宝的安全。
这些文物有多著名？说几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米芾的书法真迹……
后来随着上海战事告急，国宝必须有安全保证，于是第二次迁移从上海到西部内地又开始了。马院长不放心文物安全，甚至亲自带着自己的下属押运国宝。谢天谢地，在南京沦陷前，国宝分三批依次运出，途中遭遇各种轰炸，但在转运人员极大表现出了不畏日军轰炸、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幸甚幸甚，文物们又安全地到达了西南腹地。“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文物迁移路线示意图
抗日战争结束后，文物随着马衡院长等人的有序调动，又有条不紊地回到了它们的家——北平。也许有人不知道，在傅作义将军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前，马衡为避免故宫文物不受战火破坏，四处游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些，很少有人知道。在故宫博物院里，当我看着那些弥足珍贵的精美鼎器、绝妙书画、玲珑剔透的红釉瓶时，不但有对艺术品的欣赏感叹，更有一分对民国那个时代，那些像马衡这样的长辈对于后代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敬仰。
小人物，也可以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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