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时年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为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
，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现代翻译家、学者。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朱梅馥，女，1913年出生于上海。她是近代中国文学家傅雷之妻。杨绛称其集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于一身。
1956年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寓所
1964年冬天，傅雷夫妇合影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 ，时年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次日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起床准备为他打扫卧房的时候，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傅雷夫妇自尽之处（身后钢窗）
当时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傅雷留一封遗书给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后事，都是细琐的"财务问题"。
傅雷夫妇遗书原文：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此系父母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九月三日凌晨父母就从从容容、坦坦荡荡的含恨弃世。那时家兄远在英国，我虽在北京，但犹如泥菩萨过河。故遗书是写给我舅舅朱人秀的。
——傅敏
1970年代，傅聪傅敏与众亲友在骨灰堂前的合影
十多年后的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并且宣布1958年把傅打成"右派"是错误的，"文革"中傅雷夫妇所受的诬陷迫害也应平反昭雪，并彻底恢复其政治名誉。而饶有趣味的是，主持为傅雷"平反"的正是当年整他、"打"他的机构——上海市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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