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制片人于菲:记录通往生死之途

治与不治,经常是医生面对的一个问题。

“给我一个舒舒服服死,别让我受罪。给我弄点安眠药,吃完第二天完了就完了。”53岁的直肠癌患者穆凤起曾经觉得死比活好,但他想在2018年春节前,再复诊一次。而顾晋就是给他带来希望的人。顾晋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肠胃肿瘤中心的主任医师,在他的工作里,时常要面对这样治与不治的抉择。

遇到顾晋前,穆凤起曾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女儿今年高考,如果爸爸放弃治疗,她几乎无法再参加高考。而妻子,曾几次藏起了安眠药。 通往生的道路或者是迈向死亡之途,于菲,观察、记录着种种。由她策划并负责的全国首部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医者》正在播出。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于菲说,希望用这些珍贵的影像,还原当代中国新闻背后的医者群像。

《医者》制片人于菲:记录通往生死之途

于菲

顾晋是于菲的拍摄对象之一。顾晋有一个病人,是一名只有22岁的年轻女孩。而肛肠外科癌症的麻烦和痛苦程度在各类癌症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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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拍针形恐惧症开始

这不是顾晋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例。在《医者》纪录片里,他讲述了自己曾经诊治过的另外一位患者,也是个只有22岁的年轻女孩。这位患有直肠癌的年轻女孩,手术后一年就复发了,癌细胞扩散到了卵巢。如果再做手术,卵巢和肛门都需要切除。明明知道治不好,还要受很多罪,太残忍了。最后,顾晋做了一个决定,他告诉女孩,不做手术了,并送给她了一个小熊,“最后,她就拿着那个小熊走了……”说到这里,顾晋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

自从《医者》这部纪录片拍摄以来,于菲一直在寻找、跟踪、拍摄这些医生、医生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顾晋是她镜头纪录中的其中一位“医者”。

《医者》制片人于菲:记录通往生死之途

于菲在拍摄。

这并不是于菲第一次接触医疗题材。从2011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毕业,进入北京电视台后,她就陆续在做健康类节目。而医疗类题材,最早对她的震动,是在做了一个心理健康类的栏目后。

在那个节目中,她认识了很多有精神障碍的采访对象,有些人的遭遇至今仍盘旋在她的脑际。

“比如,我曾经联络过的一个女孩,她有严重对拐角、针以及与拐角和针类似形状的恐惧症。严重到会晕倒。她甚至不能看冲马桶时,水形成的针状的漩涡。”于菲说,为了更好的和女孩沟通,她去向心理专家求教,还读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心理障碍和女孩童年遭遇有直接关系。“她从小和母亲、继父一起生活,经过一次次的沟通,我猜想她幼小时,一定是遭遇过非常难以启齿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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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死亡才能教会生活

后来,于菲拍摄的一个题材是关注厌食症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严重的强迫症。一般人想要减肥,可能很难坚持严格的节食计划。但是这些厌食症患者不同,他们真的会常年不吃饭或者是肉。即使你当面强迫他们吃下一片肉,他们转身就会想尽办法吐出来。还有一些人,会狂吃狂吐。”于菲说,她曾采访过一个女孩,能够一个人一整天不停的吃东西,一顿中午饭就能沿着北京王府井的各家餐馆吃掉2000块钱,但在进食后,又会想方设法的把食物呕吐出来。“到最后,这个女孩形成条件反射,她甚至不用抠喉咙,一弯腰就可以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当年,我曾经拍摄过的三个女孩,一个因为厌食症而大把脱发,一个牙齿已经被胃酸严重腐蚀,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伴有重度的抑郁或者严重的焦虑。

中国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实际上很高,很多人只是没有去就医而已。当时,我们拍摄这样的题材,就是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她说,如果你不曾了解,永远不会理解。

再上溯到少年时期的经历,于菲接受过的最早的生死教育,是奶奶的过世。于菲至今无法平静,“在奶奶要被推进火化炉火化的那一刹那,我再也忍不住了,扑上去大哭起来,拼命拦着他们,不让把奶奶推进火化炉。”她说,“现在想起来,那样的举动太不应该了,其实是没让老人走的安心,可那时候根本就不懂。生和死都需要去学习,现在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最终会走上这条路,真正能教会你死亡的人才能教会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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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透支生命领悟来拍摄

拍一部这样主题的纪录片,注定会很辛苦,于菲用“透支”来形容。透支的不但是心血、体力、精神,还有你对世界和生命的领悟。“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比如,外科手术被形容为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很复杂。很多时候,还掺杂着伦理和道德。拍这样的纪录片也是如此。”于菲说,“拍摄医疗类的纪录片,一半是情怀,一半是专业,当中都逃不过的是对人性的直视和对生死之途的旁观。越想拍得好,走得越深,越容易走不出来。”

于菲一直在拍摄一个关于器官捐献题材的纪录片,希望呼吁更多的人来了解、关注,促进病人和家属来主动捐献器官。

“但是,很难。”她停顿了一下说,北京过去10年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并不算多,也曾经有人尝试过这个题材,但能采访到的受访者太少而放弃。

《医者》制片人于菲:记录通往生死之途

于菲

有的人答应后拒绝采访,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联络,沟通,被拒绝,再等待,终于等到有家属或病人愿意进入采访和拍摄当中,看到家属日夜无眠的悲戚,垂危的病人,面临生命如枯木落叶般的最后时光,作为一个记录者,也是旁观的另一个生命,不知是该为进展感到高兴,还是该为目睹另一个生命可能离世而揪心和悲伤。

器官捐献是需要尽可能最有活力的器官,我们想要跟踪拍摄一个人的器官是如何进入另一个生命的体内,继续存活。但是,站在手术室外,你会不断的经历内心一轮又一轮的斗争和纠结。我想,医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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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还原医生内心生活

于菲说,即使到了器官捐献最实质性的拍摄阶段,站在太平间内,手术台上,亲眼目睹一个刚离世的人,被迅速打开胸腹,飞速取出器官后缝合的过程,“看到那瞬间瘪下去的遗体,你无法仅仅是记录者和旁观者。它对你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动和冲击。”

尽管拍摄这些医疗类的纪录片并非刻意而为,但确实让她的心态有了巨大改变。“人,和天地间的任何生物都没有区别,踏上归途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医者》制片人于菲:记录通往生死之途

于菲

这部纪录片目前是边拍边播出,“压力非常大”。但是,在拍摄和播出以来,她得到了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员会、医院和医生、患者等各方支持。于菲说,尤其是医生们,在现在的医疗制度下,压力其实非常大,科研,临床、教学、论文、评职称等,一样都不能少。从社会层面来说,有时候,医生这个群体其实并不被人们充分了解。

“我们希望能够还原这些医生不同的样子,除了他们的职业,工作还有他们的内心和生活。”

记者手记:受父亲影响独立思考

“刻苦学习,热爱运动,保持独立的思考,这些是我从爸爸身上学到的宝贵优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要保持独立人格,有思考,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这些来自父亲的影响,在于菲身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拍摄纪录片《医者》的过程中,无论是医生、病人,还是拍摄团队的同事,看到的是一个“慢”的于菲。

“我不着急。”于菲说, “故事,冲突,张力,悬念,在这样一部纪录片里,除了记录,还表现了我们的真诚和思考。”

医疗题材的纪录片,废片率很高。“大家其实都不愿意拍。比如,拍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进退两难的境地”。于菲说,因为“慢”,她会充分和医院、医生、病人沟通,从不勉强,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因为想要尽可能拍摄出高水准的纪录片,她也有坚持,会通过大量的前期工作和先期预案来解决类似难题。

比如,采访医生前,需要阅读大量关于医生研究领域的文献、论文和研究最新动态,只有这样才有底气对话,赢得对方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拍摄者永远都不能只看到医生穿上白大褂的那一面。比如,一个与拍摄团队不好打交道的医生,说话从来不好听,很少看到有好脸色,可面对病人,会看到他的温柔和细心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出来。为了能看到这一面,于菲可能在像隐形人一样一天跟拍8个小时,却和他说不上三句话。”

于菲说,每一个人物的每一个主题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这些所有的人物和故事,共同讲述了这部系列纪录片的主题:希望还原当代中国新闻背后的医者群像。

“见识了崩溃,也捕捉到了人性,信仰……我们希望探索生命的意义,思考医学的本源。”

广州日报机动记者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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