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則新聞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一個是“少年強姦嫌犯獲諒解返校”：魯山縣16歲的小趙，與17歲女孩小花強行發生了性關係，當地檢方批捕後，促成雙方簽訂和解協議書，又趕在9月初開學之前，將小趙的強制措施由逮捕變更為取保候審，使其得以在開學時回到了學校。為此，小趙母親給檢察院送來了錦旗，上書“執法為民、盡職盡責、情繫少年、傾心相助”。
另一個則是“小學生被同學家長刺傷致死”。瑞安犯罪嫌疑人林某某因女兒與10歲男童葉某發生口角，被打致眼部疼痛，雖然傷勢輕微未就醫，還能正常上學，但心生怨氣，所以攜水果刀到學校尋找男童報復，致其搶救無效身亡。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前者是引發爭議的“正劇”，後者是不折不扣的“悲劇”，相同的是——都不應該發生。
強姦刑案，真能“冰釋前嫌”？
先看前一起“冰釋前嫌”的強姦案。
雖然，我國法律倡導保護未成年人，但並不代表可以漠視，甚至“包庇”違法犯罪。究竟什麼樣的案件適用和解，刑訴法規定得再明白不過，就是“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
一起涉嫌強姦的故意犯罪案件，縱然有未成年人牽涉在內，又如何能強行適用和解？
退一步說， 就算是雙方簽訂了和解協議，也得看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誠悔罪”。為了讓小趙認識錯誤，當地未檢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最後的“真誠悔罪”，有沒有迫於壓力、敷衍應對的成份？
八萬元的經濟賠償，固然是一種積極的補救態度，但離雙方“冰釋前嫌”，恐怕還有不小的距離。如果真的“前嫌盡釋”，為什麼送錦旗的只有小趙家人呢？這似乎說明了，受害人及其家人還有不小的心結。
不僅如此，在司法實踐中，取保候審也有嚴格的限定條件。至少，被取保候審的對象“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小趙雖然才16歲，但所涉嫌的是強姦犯罪，這是一種性質惡劣的暴力犯罪，難道還不夠危險？
據平頂山市檢察院此前文章稱，“小花更是因為這次侵害染上了傳染性疾病，急需治療”。誰能打包票，重新回到校園的小趙，已經“洗心革面”，不會對他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該冰釋前嫌的小事，卻釀成血案
再看家長刺死孩子同學一事。弔詭的是，不該“和解”的和解了，應有“和解”（而且是大人與小孩之間），卻未見蹤影。
孩子生性好動，也不排除個別比較調皮，在學校難免會有糾紛。這是免不了的。關鍵是，無心的衝突也好，校園霸凌也罷，校方必須第一時間做出處置：處罰犯錯誤的學生、安撫受傷害的學生，及時通報雙方家長……做好這些，方能讓孩子之間、家長之間冰釋前嫌。
女兒在學校被同學欺負，向學校、對方家長討說法，心情可以理解，但攜水果刀到學校行兇報復、釀成血案，絕不該是一個成年人所為。梳理這起悲劇，行兇的家長自然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學校的責任也不能忽視。
根據《義務教育法》，學校“應當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應急機制，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加強管理，及時消除隱患，預防發生事故”。根據《侵權責任法》，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上述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責任”。這些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明確指向了校方，教育管理責任不能缺位。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起血案中，孩子在學校發生糾紛，人身受到傷害，卻遲遲未見校方和老師介入處理、承擔責任。該家長持刀入校行兇，也有如入無人之境。如果在孩子發生糾紛時，校方或其他職能部門即出面主動擔責，對雙方家長進行“調解”，促成雙方“和解”，還會有血案發生嗎？
不該和解的卻“冰釋前嫌”，該和解的卻矛盾升級、釀成血案，不應是法治社會的常態。這兩起事件引發的司法、教育話題，值得全社會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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