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傍晚，各個公園、小區的廣場都會聚集起一群人跳集體舞，這些人以中老年女性為主，所選的曲目也多為當下最洗腦的“神曲”。（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26日《南方週末》）
每到傍晚，各個公園、小區的廣場都會聚集起一群人跳集體舞，這些人以中老年女性為主，所選的曲目也多為當下最洗腦的“神曲”。這就是所謂的廣場舞，其在我國的興起，引起了許多的關注。然而，你是否想過，這種現象和我國文化傳統的變遷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繫？
隨著經濟的發展，都會區的形成和職場結構的蛻變，社會大眾的生活形態，正在經歷一場悄然無聲的革命。在二十一世紀前葉，中華大地上各地蓬勃生猛的廣場舞，可以說是最引人注意的新鮮事物之一。然而，雖然衍生的商機（服裝道具、音樂設備、歌曲舞技等等）已經引發許多關注；廣場舞的另一種深層意義，卻似乎一直沒有得到該有的重視。
這個故事，最好由稍遠的時空說起。眾所周知，從遙遠的漢武帝（公元前134年）開始，雖然間有起伏，但是儒家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殆無異議。儒家思想成為歷朝歷代的正朔，一脈相承，照耀古今。然而，儒家只是眾多學派之一，為什麼能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競爭裡脫穎而出呢？這個問題，事實上隱含著兩部分：一方面，法家道家墨家等其他學派，有哪些弱點，終被揚棄？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哪些優點，能夠先勝出而後定於一尊？
首先，考慮法家。以（依）法治國，當然是個好主意。目前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社會，通常也是高度法治的社會。然而，對於古代的中華帝國而言，面積遼闊人口眾多，不容易有足夠能識法知法而用法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是真正的依法治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對於各朝各代的封建統治者而言，這是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做不得。
其次，考慮道家。崇尚自然，清靜無為，當然是好事，也是諸多現代都市人的夢想。然而，對於廣大的帝國而言，如果道家成為主流，大家都崇尚自然，誰來從事生產性活動，維持帝國的賦稅由何而來？道家不會成為主流，合情合理。
再次，是墨家。兼愛非攻，摩頂放踵，愛人如己。這種教誨，在小範圍裡，也許能夠出現；範圍一旦擴大，不容易操作，也無法持久。墨家不會成為主流，幾乎是必然！
剩下的，就是儒家。相對於法道墨，儒家至少有兩個特色值得推崇。
一方面，儒家的核心教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長幼有序等等），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幾千年來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自然而然發展出以倫常為主的風俗習慣。儒家的學說，可以說是一般人生活經驗的歸納和精煉。另一方面，儒家思想通常是道德性的原理原則，在運用和闡釋上很有彈性。一旦作為治理和政事的依據，可以因地制宜，靈活運用。對於一個面積遼闊的帝國而言，官員們都是熟讀四書五經，經過科舉篩選而出的精英；他們可以巧妙靈活地讓理論（四書五經）和現實結合。儒家會成為華人文化的主流，為歷代奉為圭臬，其實並不是偶然。
幾千年的華人歷史，和儒家的傳統密不可分。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初，儒家思想和道統，卻似乎在華人社會里銷聲匿跡；無論在日常生活裡或大眾傳媒上，很少看到儒家的身影。新儒家的著作（唐君毅、牟宗三等），似乎只有在香港或臺北的舊書店裡，偶爾能找到幾本陳年舊作。可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千百年來的思想主流，華人文化引以為傲的思想傳統，卻在現代社會里悄然無蹤？
對於這個大哉問，也許現代的社會科學能稍稍解惑。具體而言，由社會科學的角度著眼，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義禮智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是刻畫了一套人際相處的遊戲規則。透過這套遊戲規則，大家行為有所依據，可以大幅降低人際互動的成本。這套規則的最主要特色，是隱含了人際之間的尊卑從屬；五倫界定和所規範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都有相對的高下主從。
在傳統農業社會里，這套遊戲規則世世代代正常運作；然而，在現代工商業社會里，人際互動是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透過交換（交易）而互惠。都會區裡的人際互動，不再是農村裡的人情網絡，而是在彼此不認識的基礎上，共存共榮。也就是，傳統的華人社會，是人情式交往（personal relations）；而現代社會，是非人情式交往（im-personal relations）或契約性交往（contractual relations）。儒家的尊卑從屬，適合農業社會；而在現代工商業社會里，卻顯得蒼白無語！
這幅歷史帷幕，剛好襯托出當下廣場上的大媽大叔們。他們彼此沒有血緣或尊卑從屬的關係，是純粹基於共同的愛好而相聚的。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他們一起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借場地、定時間、準備音樂、安排曲目、決定服裝配備等等。他們所依恃的，不是傳統儒家的倫常關係；而是由平等互惠中，慢慢琢磨出非人情式交往的遊戲規則。
這麼看來，廣場上的大媽大叔們在不知不覺中，承擔了“維新”儒家文化的“歷史責任”。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