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位喜欢用“香草美人”喻人喻己的诗人——屈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也有一位以“美妇人”为主要象征手法的诗人——勃洛克，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叫《美人诗草》。勃洛克还有一个爱好也跟屈原“撞车”，就是在写诗之外还有那么一些政治抱负，因而在十月革命之后风起云涌的苏联文坛，勃洛克也曾作为弄潮儿风光过一阵，但不久之后就陷入了沉默，直到去世。
勃洛克出身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喜欢写诗，不但长得帅而且还有才华，年纪轻轻就能混迹于彼得堡最热门的贵族文人沙龙，并与沙龙主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夫妇相交甚好，一度还传出与那对夫妻“三人行”。在吉皮乌斯的书有大量描写勃洛克的内容，经常提到他们俩一起散步，谈论诗艺。吉皮乌斯会拿出自己新写的诗让勃洛克随便挑，然后赠他，当时沙龙文人之间最流行的高雅礼物是互相赠诗，所谓赠的标志就是会在出版时在诗的标题下注明这是给某某的，或是干脆就用赠某某做标题。
勃洛克写给阿赫玛托娃和吉皮乌斯的诗
吉皮乌斯写给勃洛克的诗
吉皮乌斯总结她与勃洛克的谈话特点是“即便是进行最简单的谈话，也总能不由自主地找到一种特殊的语言：词语之间和词语之外蕴含的东西远远多于词语本身及其本义。主要的、重要的东西从不说出来，认为它是‘不可言说’的。”有一次吉皮乌斯试探地问勃洛克“会结婚吗？”勃洛克非常干脆地说他会，而且很想结婚。那时勃洛克已经有了结婚对象，就是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门捷列夫的女儿门捷列娃——一个貌美惊人的高个子女演员。勃洛克婚后，吉皮乌斯曾多次问勃洛克，他诗中的那个“她”是否是现实中的女性？”勃洛克承认那一定不是，到后来，他干脆回答：要知道她吗，美妇人，就是俄罗斯。
勃洛克跟大多数愤怒所出的诗人不同，高富帅的他几乎是一路坦途，要风的风要雨得雨。所以当他对吉皮乌斯听到他说更支持布尔什维克时，吉皮乌斯形容差点把她的耳朵炸开。之前，在吉皮乌斯眼中，勃洛克一直是一个单纯、不设防，永远“未成年”，并有着强烈心灵痛苦的诗人。俄罗斯的一些贵族知识分子很容易得上一种“吃饱喝得了，偏要为他们想象中穷苦的，没吃饱喝得的人操心”的毛病。勃洛克也是其中一员。俄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崇尚西方式冷漠的公正，对他们来说，怜悯同情被欺辱与被损害人群高于所有制原则。所以在这样的群体中才会出现那么多革命的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他们才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然而革命的受益者穷苦大众似乎也不那么领他们的情。
一位农民诗人曾写信给勃洛克直言： “我们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见你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羡慕你们、仇视你们，如果能容忍你们在他近旁，只是因为从你们那儿看到了某种利益。”在更多时候，贵族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拯救”，在穷苦民众眼中只不过是贵族老爷们习惯的一种“为所欲为”，而他们永远是服从的一方。所以也并没有多少感激可言。已经作为勃洛克对立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更是直指：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勃洛克回击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某些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他们对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药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种厌恶感。”
梅列日科夫斯基
后来，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妻离开了苏联，在遥远的巴黎吉皮乌斯也时刻关注着勃洛克的命运。一直为新政权工作的勃洛克最终还是失宠了，他的诗作遭到了很多抨击，他本人甚至曾因被怀疑“意图推翻政权”而遭到秘密警察逮捕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抱怨道： “我们要窒息了，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84周年准备的发言中，勃洛克提到：杀死普希金的不是乔治·丹特士的子弹，而是没有自由喘息的空气。很多人都明白他是在借普希金影射自己的境遇。这时的勃洛克已经是当时全苏联名气最大的诗人。
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勃洛克已经不写诗了，他选择了完全的沉默，性情变得古怪，甚至出现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高尔基曾向列宁争取让勃洛克出国治疗的机会，列宁记得勃洛克曾对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表示过同情因此拒绝了高尔基的提议。勃洛克只能在自家静静地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来临。相信“死亡是每个人都无需征得政府同意的出国行程”的他最终“得偿所愿”了。对于自己这样的结局，勃洛克一早就有过类似的预见，他经常跟朋友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浮士德的儿子欧浮良”。他觉得，他去“革命”也有可能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但他去追求的这个过程将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为崇高的正义而斗争的呼唤。也许一切就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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