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相当一部分都有宋代情结，梦想着大宋王朝就是文人的天堂。甚至台湾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公然宣称，如果能够选择，他最愿意活在宋代。当然，宋代对于文人们来说，有宋太祖“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的漂亮话，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温柔屋，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浪漫曲，但是，详细考察宋代主要书法家苦涩辛酸的人生命运，与后人美好的想象确实大相径庭，差了十万八千里。“宋四家”其他三位从年龄上讲比蔡襄晚了一辈，书法艺术成就远高于蔡氏，但人生遭遇却远没有蔡襄那么幸运。苏东坡是“宋四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虽然他名满天下，广受万民敬爱；虽然他受太后垂爱，身居高位，但他没有逃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的命运；他生命的最后七年是在打击接踵而来、迫害如影随身中度过的，如果不是神宗皇后向太后摄政，一代文豪兼书法巨擘肯定会在当年瘴气弥漫、荒草丛生的海南岛上死而瞑目了。
历史的巧合十分惊人。“宋四家”中除了蔡襄，其他三位有幸一度与宋代书法成就最高的徽宗皇帝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不幸的是他们能够感动全世界的艺术才子并没有感动同样艺术才华卓越的徽宗皇帝，而得到丝毫的公正与眷顾。苏轼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摆脱命运的谷底，被平反昭雪，虽然这事发生在宋哲宗元符三年（原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经去世，应该是徽宗赵佶登基之后的事）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但这事与徽宗本人毫无关系。好事是向太后做下的，这期间她曾摄政了九个月，只可惜不久她也去世了。所幸的是，不久苏东坡也离开了人世。如其不然，这个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想死得同样从容、同样平凡、同样有起码的尊严，都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这种假设，可以从另外一个物身上得到印证。建中靖国元年，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被宋徽宗的哥哥哲宗皇帝贬到永州三年，最后双目失明，怆然辞世。范氏一生正统恬淡，信奉“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是北宋著名的忠厚君子，后人评价其书法有乃父之风。
宋徽宗开始独自行使权力之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他那优雅脱俗的书艺，两次亲手书写了杀气腾腾的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所谓元祐党，集结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文化精英，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大理学家程颐等，共数百人之多，其目的是要将这些人打入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宋徽宗的大马仔、同样书艺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立碑，先将他们搞臭再说。据说，直到今天，某些僻远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崇宁、大观年间，徽宗皇帝发布一系列诏书：天下碑、碣、榜、额，凡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将三苏、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印版悉数焚毁；朝廷甚至悬赏重金禁止苏东坡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人民币。外行整内行远没有内行整内行来得阴毒、彻底。崇宁年间，由于大多数元祐党人已经作古，宋徽宗多次下诏，凡上述“奸党”子弟，不论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进京，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升等方面也颇多限制和歧视。五服之内的亲属尚且如此，作为元祐党重要分子之一的黄庭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崇宁四年，这位天才的书法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迫害潮中，凄凉地病死于酷热破败的广西宜州城楼。因为这个岭外荒陋之地，没有亭驿，又租借不到民居，此前他便将就住在这里。如果这次不死，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深重的苦难和更加肆无忌惮的羞辱，因为他的下一个流放地已经内定为更加偏远的永州。尽管这位风流俊雅的皇帝对黄氏书法推崇有加，称之“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斜高下，无不如意”。尽管举世共知，宋徽宗的瘦金体从黄氏书法获益良多，比如清代书法家王澍在《跋宋黄庭坚〈夷齐庙碑〉》时就明确指出：“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开徽庙瘦金之先。”尽管这位叫黄庭坚的老人已经风烛残年，在生活的最底层苟延残喘而已，也绝无可能伤害到任何人，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锦衣玉食、风花雪月的皇帝陛下产生丝毫的怜悯之心，他爱的是黄庭坚的字，要消灭的是黄庭坚的肉体，权力往往使人理性，使人冷酷，使人对许多事情都厘得很清。多年以后，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漂亮、不再优雅、不再拥有权力、甚至不再拥有一个人最起码尊严的前皇帝赵佶，在五国城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不知可否想到当年有个名叫黄庭坚的人，赤着污浊的双脚，在南方滚烫的空气中热得大口喘气，最终也没有喘过那一口气。
米芾因为远离政治，惯会在徽宗面前卖傻讨巧，再加上有发小权相蔡京罩着，还过得算衣食丰足、风雅倜傥。但是重用和尊重是谈不上的。张知甫《可书》记载：“徽宗召（米芾）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使人押赐银十八笏。元章对中使（太监）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归奏，上大笑，盖十八笏为九百也。”宋代的“九百”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二百五。宋徽宗此举如同把米芾当伶人戏子一样捉弄。米芾是个官迷，恰巧又遭上同样迷恋书画的宋徽宗，但是米芾两次做京官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三年，最后一次人尽其才还是当担任对他再适合不过的书画两博士。因此，宋徽宗对他的“恩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米芾一生从政府享受到的待遇，大致勉强好于在“倚红偎翠”中“浅斟低唱”的柳永，皇帝一句“且去填词”，就让这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几乎在花街柳巷中厮混了一生。
比较吊诡的是，像章惇这样对元祐党人斩尽杀绝、心狠手辣的人，也被宋徽宗残酷打击、无情迫害，最后被打入元祐党籍碑。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清代著名的《三希堂法帖》收录有其书作。《宋史·章惇传》说：“惇豪俊，博学善文。”但是，今天的人们知道他的名字，绝大多数是因为该人曾经丧心病狂地把苏东坡流放海南。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所云：“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挚）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时相就是当时担任副宰相的章惇，章惇在神宗皇帝治下官拜参知政事。不仅如此，这个铁腕悍吏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幸亏被众官员阻止。同时，章惇也是个学问很好的书法家。黄庭坚素不妄许，却对章惇赞叹不止，他在《书圣庚家藏楚辞》中说：“章子厚尝为余言：‘《楚辞》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谓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诸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经》盖取诸颂。’余闻斯言也，归而考之，信然。顾尝叹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于翰墨之林千载也，但颇以世故废学耳，惜哉！”章惇对待书法，也像对待政敌那样，有股狠劲，有每天闻鸡练字、每天临《兰亭序》一本的记录。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苏轼虽然对其书法评价不高，但又不能不承认他练得用心，临得逼真。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只收章氏的一件《屏居帖》。跋云：“公才伟矣，而用之者背驰，使英迈之姿与翰墨俱郁，悲夫！欲后之世因其迹识其人，犹不可弗录也。”这位岳飞的孙子，评价章惇显然结合了其人品和社会道德评判，明摆着说，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章惇才获得了收录的资格，可对章惇的书法极口称赞。北宋学问家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书六条》之六云：“近世书人，惟章申公能传笔意，虽精巧不迨唐，而笔势超超，意出褚、薛上矣。”章申公即章惇，因为跳出来反对徽宗皇帝继承大统，站错了立场，犯了大忌，宋徽宗掌权后，先封了他个申国公的虚名，夺了实权，然后一步步贬谪岭南，最后卒于浙江睦州，至死再未被召回京师。到了南宋，高宗皇帝进一步严格规定章惇的“子孙不得仕于朝”。因为罪恶昭彰，老百姓普遍不待见，章惇书迹到南宋时已很稀有。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会稽帖》老健谨严，应是晚年手笔。此帖行书六行，凡四十三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宋代皇帝们对书法家的态度，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代皇帝们对书法家的礼遇与厚爱简直有别天壤，甚至比只识弯弓射雕的元代诸帝也相去甚远。这确实是令人惊愕和感叹的事情。关于唐朝那档子事，见于拙作《法度唐代》。封建社会一个皇帝的好恶对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着社会优秀人才的流向。宋徽宗还没死南宋就开始了。而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再没出过像样的书法大家。
当然从宋徽宗那里讨得好处的书法家也有，这便是蔡京、蔡卞二兄弟。但是他们的当红受宠主要是他们作为奴才把主子伺候得舒服，这与他们的书艺的好坏优劣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况且后来蔡卞因为不能完全让蔡京满意，尤其是他更坚决反对用宦官童贯为西北边帅时，就让蔡京和宋徽宗双双不能完全满意，这位宋代一流的书法家也被灰溜溜地打发出京，从徽宗皇帝的视线里消失了。对于此事，《宋史》轻描淡写解释说蔡卞因“兄晚达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时有不合”。蔡卞卒于徽宗政和七年，享年60岁，比他奸诈的哥哥少活了二十多年。
摘自
张珂《意造宋代——宋代书法研究》
作者以书法为魂魄勾勒出了宋代人文画卷，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时尚，小到吃喝玩乐、文人雅趣、官场陋习。从整个王朝兴衰，到个体命运跌宕，再到世态人心的炎凉。内容包括宋代书法、文人的书法；皇帝爱书法，不爱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徽宗，宋高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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