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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任秋任國民黨新五軍第四師副師長時的留影。
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一直處於國民黨特務搜捕、監視、圈套之中。他一生歷經的險境難以勝數，遭遇抓捕就有五次，其中兩次被捕入獄。然而，他不僅保持了自己的氣節，而且成功解脫。他更以非凡的膽識，成功策動五起國民黨高級將領率部起義。他就是中共隱蔽戰線上功勳卓著的“策反專家”——靖任秋。
奉命說服孫殿英
靖任秋，1905年生於江蘇徐州銅山縣東南鄉棠梨張集一個地主家庭。他從小讀書，1924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1925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當旁聽生，時值五卅運動，20歲的靖任秋由陳子堅（東大學生、黨支部負責人）、華少峰（時任中共南京地委書記，解放後曾任山東大學校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和另兩個新黨員在南京清涼山掃葉樓舉行了宣誓儀式。
1926年4月，靖任秋由中共南京地委介紹，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一同介紹去的還有兩個同志，都是中共黨員。靖任秋錄取後被編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科入伍生第一團第一連。翌年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黨務股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此間他介紹第五期炮科學生廖運周加入中國共產黨（廖曾為國民黨師長，1955年被授予解放軍少將軍銜）。並結識了黃埔軍校女學員、中共黨員彭文，後來他們結為伉儷。軍校每個星期一般都要召開一次黨員的全體會，地點就是在毛澤東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和中山大學。靖任秋後調葉挺部隊二十四師政治部任組織部長，他和彭文一起參加北伐和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後，受黨的委派，在西安、北平等地從事地下工作，為黨收集情報，策動反蔣鬥爭。
利用自己的國民黨身份，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成為靖任秋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靖任秋曾先後在楊虎城部與孫殿英部從事秘密的兵運工作。與絕大多數的中共“臥底”不同，靖任秋不搞情報，不搞策反，不搞暗殺，而是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具體說，就是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對某個軍閥施加政治影響，給予適當的幫助，使之能與共產黨合作，從而配合蘇區的土地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7年9月，在保定失守前夕，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在山西太和嶺約見靖任秋。他們一起進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總也在那裡，還有北方局成員南漢宸。作為挺進敵後的主要基地華北，中共非常重視各派武裝力量，對孫殿英這支力量也很關注。周恩來指示靖任秋，要他利用舊日關係，到孫殿英部隊去工作，主要還是做爭取的工作，爭取孫殿英堅持華北抗戰，建立跟八路軍的友好合作統戰關係。
◆1981年4月，靖任秋在黃埔軍校故地重遊，距1926年北伐時離校已時隔55年。
靖任秋也將掌握的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孫殿英想利用華北抗日的混亂局面東山再起，但孫參加過反蔣戰爭，和蔣介石的關係惡劣；蔣介石給孫部一個冀察遊擊司令的名義，實屬萬不得已，對孫還是極不放心的，就把孫的部隊交給軍統戴笠負責控制，指定孫和戴笠建立經常聯繫。軍統派了一個特務工作組帶著電臺到了孫部，長住在孫的司令部，實際代表蔣介石，負責監視孫殿英的活動，附帶作軍隊的情報工作。周恩來說：“一定要和他們來往，能打進去更好。”
不久，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正式編成新五軍，移防到林縣以西佈防。孫殿英任軍長兼第4師師長，靖任秋任少將副師長。林縣以北直到涉縣都是共產黨的根據地，日益壯大的八路軍就在新五軍的周圍。孫殿英懂得，蔣介石是不會要他過黃河以南的，而要留在華北敵後就不能不和共產黨搞好關係。他採取保存實力的方針，對日本不主動出擊，對八路軍也不得罪。在這段時間，靖任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底，蔣介石悍然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當時國民黨在太行山以西，黃河以北，只有三個軍：最北面是朱懷冰的97軍，當中是孫殿英的新五軍，西南是龐炳勳的40軍。在這三個軍中，朱懷冰是個反共的急先鋒，屢次侵犯我根據地。因此，八路軍129師準備予以反擊。打之前，劉伯承、鄧小平就考慮，若朱懷冰受到打擊，很可能向孫殿英靠攏；如果孫殿英出手支援，八路軍就要面對兩個軍的兵力，難以速戰速決。於是，派人給靖任秋打招呼，希望靖任秋儘量爭取孫殿英保持中立。
反擊戰很快就打響了。當時，孫殿英的軍部設在林縣的姚村。這天早晨，哨兵報告，說有兩路部隊，一路是八路軍，從西北過來；一路是朱懷冰的97軍，從東北過來了。看得出來，八路軍想以超越追擊的辦法，把朱懷冰部堵在姚村之外，加以圍殲。孫殿英聽了報告，非常著急，因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介入，與八路軍打起來，自己要受損失，而且會影響同八路軍的關係。但是，如果見死不救，又無法向上方交代，蔣介石怪罪下來，吃不了兜著走。就在他左右為難之際，靖任秋建議：“孫軍長，不如你離開這個地方，由我來應付這個局面。”
孫殿英馬上同意，說走就走，帶著衛隊就離開了姚村，並讓參謀傳話：所有部隊聽從靖副師長的指揮。孫殿英前腳一走，靖任秋馬上下命令：部隊統統進院子，關上房門，一律不準開槍。就在這時，八路軍追擊部隊在姚村村外截住朱懷冰部，經過短暫的交火，將其擊潰，朱懷冰隻身落荒而逃。
這是一次軍事、政治緊密結合，公開與秘密裡應外合，有理、有利、有節地反對頑固派的典型戰例。戰鬥結束後，靖任秋到武安八路軍總部，見到彭德懷、左權、羅瑞卿、楊尚昆，作了彙報，受到讚許。彭德懷說：“黨中央認為，國民黨軍和八路軍的統戰關係，從全國說孫部是最好的。”靖任秋還把孫殿英扣留朱懷冰的100餘挺機關槍，送到八路軍總部，代孫做了一次人情。彭德懷也答應孫殿英供給一個師的棉軍服、棉花和布料，以酬謝他的中立。後來，靖任秋利用機會到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彙報了這次反摩擦的詳細經過，受到了肯定和讚許。
與蔣介石會面不歡而散
靖任秋的所作所為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孫殿英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壓力。朱懷冰97軍被消滅以後，孫殿英的新五軍和龐炳勳的40軍合編成第24集團軍，集團軍司令是龐炳勳。龐炳勳就公開講，孫殿英你這個地方，養了一批共產黨，想造反！
1941年初，國民黨軍委會調靖任秋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但在靖任秋看來，這不過是孫殿英為排擠他而出的主意。“孫對我開始戒備起來，他給我派了個副官，來的人名為副官，實為監視……對於他們的意圖，我知道是以‘中訓團’為名，到重慶以後用其他手法來對待我。孫殿英也同意我去重慶。以後我瞭解，他打算叫我去重慶，一則對重慶可以表明他的態度，二則藉此讓我離開他的部隊，一舉兩得。”
臨行前，孫殿英特意給胡宗南和戴笠寫了信，讓靖任秋到西安、重慶時去見他們。由於有嶽燭遠（第一戰區軍統調查室負責人，少將特務頭子。1925年在南京和靖任秋同期入黨，後叛變）的推薦，靖任秋在重慶參加培訓還比較順利。受訓結束後，蔣介石在結業典禮上講了話，還在嘉陵賓館宴請了靖任秋等將級軍官。即將返程時，靖任秋接到通知，軍統的第一號人物戴笠有請。
見了戴笠，兩個人談了一些華北抗戰的情況以後，談到孫殿英新五軍的情況，戴笠開門見山地對靖任秋講：“新五軍這個部隊，應該由你負責，中央方面沒有問題，我完全負責。”接著他又說：“你這次來要見見校長。”黃埔學生都稱蔣介石為“校長”，以示都是嫡系。聽戴笠講這麼一番話，靖任秋感到很突然。靖任秋分析，戴對孫是不能信任，對他則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有兩個：一是收買利誘，以新五軍軍長作誘餌，用封官許願的辦法，誘自己上鉤。二是藉機搞掉孫殿英。蔣介石一貫是以消滅雜牌軍為目標的，最善於大魚吃小魚這一套。為了拉攏靖任秋，戴笠很快安排了他與蔣介石的見面。大概蔣介石已淡忘了這個曾經下令“處決”過的人，竟對靖任秋毫未生疑。靖任秋曾回憶過這次會見時的情景——
“蔣在一個會客廳裡，我進去後一坐下，他便問華北情況怎麼樣。沒料到第一句話就說崩了，把蔣介石搞火了。新五軍駐林縣、黃河以北國民黨已經沒有什麼隊伍，那時華北只有八路軍在抗戰，談華北首先得談八路軍，這是客觀存在。所以一開始便說華北共產黨、八路軍，一句話沒容講完，他就怒氣衝衝，怪叫：‘奸黨、奸軍’， 連叫了兩三遍，我的話就說不下去了。我考慮話沒法說，說八路軍好不行，說壞，我怎麼說呀！他一發脾氣，我沉默了一兩分鐘不說話，他看我不再說話了，就沒有再往下問，拿起一支紅藍鉛筆在一本便條上勉強晃了幾晃，批了一個兩千塊錢的條子，送我路費，我便就此退出。蔣送師長級軍官路費是有慣例的，分兩千，三千，五千三種。這個見面就這麼結束了。”
靖任秋心裡清楚，要獲得國民黨真正的信任是極其困難的，也許他永遠無法做到。他決定去見一見周恩來。在一個大霧瀰漫的早晨，靖任秋悄悄來到了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靖任秋向周恩來彙報了這次到重慶來的情況，並提出來，再回孫殿英處看來很困難了，希望能夠到延安去。周恩來指示說：“展望戰爭形勢的發展，將來至少黃河以北是我們的，你還是要回到孫殿英部隊去，堅持下去，準備將來接收這個部隊。”周恩來這麼一說，靖任秋就不好再多說了。
在回洛陽的路上，靖任秋曾兩次電報孫殿英，告知自己要返回洛陽，均遭到拒絕。但是，為了執行周恩來的指示，同時也為了兼顧剛剛遠道前來的妻兒，靖任秋仍然冒險回到了洛陽。
回到洛陽不久，災難就降臨了。
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靖任秋突然接到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召見的命令，不祥的預感籠罩在心頭。果然，一進長官部的門就被逮捕了，然後把他送到軍法執行總監部加以關押。靖任秋之所以被捕，既有戴笠的坐探告密，也有蔣介石和軍統早就對他的身份有所掌握，更有孫殿英的出賣。靖任秋認為，在這三者間，孫殿英的態度最為重要。孫殿英不表態，一戰區是不敢下手的。而孫態度的變化有三個原因，一是打朱懷冰事件之後，國民黨特務對孫有相當大的壓力。二是1941年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後，也正在1940年“百團大戰”之後，在華日軍調集主力轉到華北，主要矛頭指向八路軍，孫部也受到日寇的壓迫，已經開始動搖。三是當時歐洲戰場盟軍失利。在這種情況下，孫殿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共產黨以後的困難會更大，沒有交往必要了，因此便向國民黨屈服了，屈從特務指使，對靖任秋下了毒手。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靖任秋在洛陽被捕時，他在前方的住處也同時被特務搜查了，孫殿英也在部隊中大批逮捕進步青年。
在審訊時，軍法官出示了孫殿英給長官司令部的密電，列舉三條“罪狀”：一、原有共產黨員嫌疑；二、畏縮不前；三、鼓動軍隊。靖任秋一一駁斥，法官無言以對。以後再沒有審訊。
◆1947年靖任秋（前左三）時任二野十縱參謀長時的留影。
軍法部擬將靖任秋移送到西安的監獄。靖任秋心裡明白，在重慶得罪了蔣介石和戴笠，又頂著那麼大的罪名，因此必死無疑。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對於可能的犧牲，處之比較泰然，甚至考慮到把我綁赴刑場時，我應該持什麼態度，因此毫不覺得驚慌。”
然而，靖任秋卻沒被處決。這出乎靖任秋的意料，也讓孫殿英感到意外。不久，靖任秋被押解到西安終南山下的道裕村監獄。靖任秋不會坐以待斃，他要越獄。可是怎麼跑呢？監獄院子很大，戒備森嚴。四周崗樓上有衛兵，圍牆上架有鐵絲網，大門有門崗，三個監禁犯人的小院都有值班，每個監牢的門上又都落鎖。如果越獄，從大門出不去，翻牆，崗樓上的哨兵就能看得到。然而，國民黨部隊歷來欠餉，到1943年，更為嚴重，物價飛漲，士兵領到餉也買不到東西，官兵生活都有困難。一些士兵時常流露出動搖情緒，做夢都想逃出這個鬼地方。靖任秋看準了一個叫陳立朝的看守，做他的工作，動員他一起逃出去。陳同意了。
經過周密的計劃，靖任秋選擇了最好的時機。1943年5月19日晚上11點，被關押了近兩年的靖任秋，在陳立朝的策應下從監獄逃了出來。後來靖任秋瞭解到，全國解放前夕，道裕村監獄接到命令，將所有在押犯人全部處死，一部分活埋，一部分燒死，無一人倖免，真是慘絕人寰。靖任秋是從這個監獄唯一成功越獄的倖存者。
策動起義功勳卓著
靖任秋越獄後，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於7月間回到老家徐州銅山縣。和組織接上關係後，靖任秋受遣策反偽軍旅長王道。1934年王道在北平讀書時，就與靖任秋有來往。王知道靖是共產黨員，靖也知道王不是陰險歹毒之輩，尚有愛國心。於是，靖任秋決定做他的策反工作。靖任秋化名搞了個良民證，到山東益都找到王道。
此時，國民黨也派人策動王道“反正”。此人叫王景羊，是國民黨黨務專員，50多歲，留個山羊鬍子，像個老先生，與王道是老朋友。靖任秋與王景羊住在一間房裡，慢慢地也互相瞭解了彼此的情況和意圖。他們吃住一起，有時也一起出去，內裡卻是各搞各的，互相競爭。王景羊曾聲稱，如果靖任秋把王道拉到八路軍那邊，他一定把王道再拉回國民黨這邊。他們是“各為其主”。
然而策動王道起義，由一支偽軍變成人民軍隊，畢竟不是件容易事。不過，靖任秋頗有信心，他分析了當時的情況。首先，王道是學生出身，尚存愛國心，當漢奸總不好聽，還會給兒孫留下惡名；其次，這時日本侵略者已走下坡路，從個人前途著想，找個容身之地，已是迫在眉睫；第三，整個華北基本上是八路軍一統天下，國民黨在敵後也有部隊，但不成氣候，而且多少都和日、偽有勾結，得不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持。
在一段時間裡，靖任秋和王道朝夕相處，慢慢地說服動員。王道聽進去了，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944年夏，王道終於下定決心。看到時機成熟，靖任秋前往日照，向中共山東分局領導彙報，一起商定了王道部隊起義的時間、行動路線。山東分局還派人到王道部隊協助工作。
靖任秋又回到壽光，跟王道見面，傳達了山東分局關於起義的意見。在一切都佈置好了之後，1944年7月20日，靖任秋奉命離開了王部。第二天，王道按山東分局的安排，把部隊拉到了鐵路線，山東軍區派部隊接應。由於過鐵路地點選擇得當，防守的日軍沒有發現，起義部隊順利地到達解放區。
靖任秋到達太行不久，就接到王道從山東分局發來的電報，告訴他已經勝利地到達山東解放區。這封電報是鄧小平轉交靖任秋的，鄧還要靖任秋回一個電報鼓勵鼓勵王道。隨後，《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報紙刊登了王道起義的消息：
偽山東滅共救國軍暫編第一師第八旅王道部於7月21日，在王道率領下，一千六百餘人光榮反正，現已安抵我根據地。王道部帶出機槍二十八挺，戰馬百餘匹，汽車一輛，機器二部，兵工器材糧草約值三百餘萬元，並將壽光偽公安局解決。我軍乘勝掃除了廣（饒）益（都）線及王部防區附近大小據點二十餘處，收復國土九千九百平方公里。
關於這次起義，靖任秋在回憶錄中寫道：“王道是在抗日戰爭中，偽軍第一個起義的。他的起義對偽軍影響很大。”在靖任秋的策反工作生涯中，還有一起影響巨大的起義，這就是高樹勳新八軍起義。
1945年8月，抗戰的硝煙還沒有散盡，蔣介石便挑起內戰的烽火。10月中旬，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官孫連仲派遣所部第三十軍、第四十軍和新八軍等部共4萬餘人，在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的率領下，沿著平漢線向我晉冀魯豫解放區進犯，妄圖打通平漢路，配合空運和海運的國民黨軍進入華北地區。
10月16日，劉伯承、鄧小平下達平漢戰役作戰命令。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各部隊還適時展開了瓦解敵軍的工作，尤其是對高樹勳部加強了政治攻勢。在八路軍的軍事壓力與政治攻勢下，高部的部分官兵開始動搖，高樹勳也感到焦慮不安，他當著幾個老部下的面說：“不能再繼續打了，照這樣打下去，我們全軍一萬多人的性命就要斷送在老蔣的手裡了！”於是，他派出使者王定南，帶上自己的親筆信，潛赴太行地區。
幾經周折，王定南在晉冀魯豫軍區指揮部見到劉伯承、鄧小平。他彙報了高樹勳的矛盾心理，並請八路軍派人前去談判。隨即，劉、鄧決定派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和聯絡部負責人靖任秋前去和高樹勳談判。劉伯承還寫了一封信，讓他們帶給高樹勳。
10月27日，李達、靖任秋冒險穿過火線來到新八軍軍部，與高樹勳見了面。高樹勳看罷劉伯承的親筆信，說：“多謝劉、鄧二位將軍的關照。此次進犯解放區，並非樹勳本意，實為他人所逼。”然後強作鎮靜地說：“先吃餃子，吃了再談。”
這時，這股國民黨軍已進入我軍預先準備的“口袋陣”中，無險可守，無路可逃；然而若宣佈起義，高樹勳一時又下不了決心。那個晚上，三個人談了整整一個通宵。李達曾是西北軍的老人，也認識高樹勳，但交往不多；而靖任秋與高卻很熟，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來談。
靖任秋一條一條地給高樹勳進行分析：其一，蔣介石發動內戰違背了人民的願望。其二，這是蔣對付雜牌軍的一貫手法。其三，華北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在抗戰八年中建立起來的，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尚能生存發展，建立並擴大根據地，這就說明他有力量；如今打敗敢於來犯之敵也是易於反掌，前不久的上黨戰役就是明證。當前，你們前進的陣地正在滏陽河河套的多沙地帶，無險可守，平漢路兩側都是我們的軍隊和廣大民兵，你想通過平漢線到平津，肯定是難於上青天。
這一夜，靖任秋同高樹覆翻來覆去地講道理，替他分析形勢，請他慎重考慮。（靖任秋的兒子靖叔平回憶：文革前夕，我問父親如何做國民黨軍隊的起義說服工作，父親吐了四個字：“曉以利害”）這時，新八軍全線都與八路軍有了接觸，均吃了虧。再沒有猶豫的時間與餘地，高樹勳在屋裡徘徊了一夜，最終打消顧慮，下決心起義。緊接著，雙方就起義後的具體問題進行了磋商。10月28日晨，李達和高樹勳告別後，返回指揮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繼續協商具體工作。
1945年10月30日，高樹勳率所屬新八軍和一個縱隊通電起義，使敵軍受到很大震動，喪失了固守的信心。劉、鄧隨即指揮各部，對國民黨軍多路攔截，四面圍攻，取得平漢戰役的全線勝利。高樹勳起義及隨後開展的“高樹勳運動”，促使國民黨內戰前線大批倒戈起義。靖任秋等深入龍潭虎穴，功不可沒。
靖任秋後來擔任第二野戰軍第十縱隊參謀長、桐柏軍分區參謀長。他利用舊時關係，又策動了偽東亞同盟自治軍軍長王天祥率部在大名起義，旅長莫振明在益都起義，第110師師長廖運周在淮海戰場起義等。一人策動這麼多起起義，這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並不多見，靖任秋的名字也傳開了。在總結策反經驗時，靖任秋寫道：“我參與策動起義，都沾了社會關係的光。在建立社會關係的當時，不一定起什麼作用，到一定的條件下就起了作用。因此，不要害怕社會關係複雜。怕社會關係複雜，不是從工作出發的觀點。”
潛伏英雄的“意外收穫”
新中國成立後，靖任秋歷任天津市政府委員、公用局局長，國家交通部黨組成員、河運總局局長，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文革”後歷任上海市工業交通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和市政協第五、六屆副主席等職。
◆1951年，靖任秋和夫人彭文在天津。
由於靖任秋的秘密工作經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審查。第一次（1955年到1962年）審查歷經數年沒有結果，後來還是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得以解決。對此，靖任秋非常感激，他說：“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死而無怨。”這次審查期間留下大量“交待材料”，1959 年靖任秋曾對這些材料做過三次認真的修訂與考證。第二次審查是“文革”中，專案組對所有可能引起懷疑的事情和細枝末節都窮追不捨，要求靖任秋反覆交代，力圖從中找出問題和矛盾。這就迫使靖不得不反覆回憶，因而，又留下了十餘萬字的“交待材料”。
“文革”結束後，靖任秋兩次寫的幾千頁的“交待材料”也歸還給了本人。這對於一個劫後餘生的老幹部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意外收穫”。這些文字承載著他的全部歷史。後來這些埋藏半個世紀的“交代材料”，以《縱橫龍潭虎穴間——靖任秋回憶錄》為書名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不過，靖任秋同志已於此書出版的十三年前即1996年5月3日病逝。此書的出版使更多的人從這部書中知道了這位潛伏英雄的傳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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