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莹宇
难以想象，一套服饰竟能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或由衰变盛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包藏祸心埋下灭亡之祸端！纵观海内外，竖比上下五千年，这样的奇异和怪诞，唯独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鲜活的例证，不得不说，“神州”的奇特，不是“蛮夷”能比肩。
就拿战国时期赫赫有名“胡服射骑”来说吧。公元前340年，赵武灵王即位，当时，曾经强大的赵国正处于“落水凤凰”或者“瘦死骆驼”那样尴尬的境地，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把它当成自家“小菜园”，依仗着骑兵“来去如风”的优势，年年犯境掳掠打秋风；而邻界的“中山”之流的小国也把赵国当成“病猫”，久不时来一次“张牙舞爪”，擒赵将、占赵邑，把赵国修理得鸡飞狗跳……眼看着国家就要上演一出“大象被蛇吞没”的悲剧，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开始长了心眼：自己的国家怎么这么倒霉呢，难道仅仅是国弱民衰、兵将贪生怕死吗？他心里明白，国家的盛衰，还是要看军队的强弱，胡人之所以“来如飞鸟、去如绝弦”，靠的是迅猛如虎狼的铁骑；而赵国呢，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兵车冲锋、步兵步射”，一到地势复杂的地方全变成“软脚蟹”，哪里对付得了奔弛迅速、机动灵活的胡骑……慢慢对比着，琢磨着，赵武灵王还真的瞅出门道来：胡人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非常方便；作战时骑兵马射，比起赵国兵车、长矛的笨拙，绝对是当世快速反应部队！他想：如果自己能带着这样的铁骑驰骋疆场，收拾敌军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赵武灵王这么一改，不仅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也改革出了一个强大的赵国来：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国力渐强，之后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梁启超先生对赵武灵王的改革赞叹不已：“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他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四位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后代子孙骄傲的一位。”
一场服饰革命，竟能带来了一个盛世的辉煌，绝了。
自此，“胡服”成为赵国“国服”！
同样的胡服改革，与赵武灵王相比，满清统治者血腥推行的“剃发易服”则是搬石砸脚的行为，自己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1644年，清军入关，骄纵而阴险的多尔衮为为摧毁汉族、蒙古族及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从而来达到满洲人统治中国的目的，于顺治二年（1645年）初，主导清廷颁布“剃发令”，宣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而且满洲贵族还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年7月9日，相继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制推行满服；史上称之为“剃发易服”。 所谓“剃发”，就是强逼治下男人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人称 “捎小辫”、“金钱鼠尾”；满族发辫当作“真魂栖息之所，视为生命之本”，剃发留辫是他们的光荣传统；而汉人则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成年后一般不轻易剃发，而是把头发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上面；清廷强推“剃发令”，乃是打脸之举，摧毁别族尊严，迫使他们屈服淫威当“顺民”，居心阴险至极；“易服”令则是让他族去掉自己传统服饰，改穿满洲人的长袍马褂，制造天下皆为满人圈套，混淆视野，其实是为了实现50多万满人统治5000多万他族人民的战略……不得不承认，“剃发易服”就是一个阴狠毒辣又行之有效的招数，是一个阳谋，它不仅可以迫使关内各族人民全盘满化，又可以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由头，大量清洗和杀戮潜在的抵抗者，削弱反抗力量，迫使他族无法组织和进行有效的抵抗，进而巩固其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便是满清统治者针对江阴、嘉定两城抗拒 “剃发易服” 军民而实施的屠城暴行，惨绝人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剃发易服”， 清政府的这种暴力行为，一时间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也为清朝后来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当时流逝到王朝末期，中 山先生一以“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为口号，呼吁民众武装推翻满清政府时，结果是一呼百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想，那熊熊燃烧革 命激情和深恶痛绝的仇恨目光，肯定与清廷当年实施“剃发易服”暴政有关，起码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国耻族辱永远不能忘怀。
人不能选择时代，但时代可以缔造先行者！
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月初六寅时，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破旧房屋里，突然传来婴孩呱呱呱坠地声，孙家孙达成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啼声异常地响亮。根据生辰八字排盘，小孩“命居于五行两个长生，还有一旺一禄，木旺极（木太旺反因此而病，木入肝经，先生的确因肝癌逝世），官星贵人同位，大贵之象”，遂取乳名“帝象”，记在族谱上则是大名“德明”；上学后，又取名为“文”，这个小孩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中 国近代民 族民 主主义革 命的开拓者、中国民 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 华民 国和中国 国民 党的缔造者、三 民主义的倡导者、中 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国*父”孙 *文孙* 中* 山先生。
我不知道中 *山先生幼年是否遭受“剃发易服”之苦，因为那时已是清朝末年，国人已从当年的殊死抗拒变成了含垢忍辱的接受了。但是，清廷腐朽的统治让中 山先生饱尝生存的艰辛。九岁那年，先生才得以入村塾读书，接受教育；十三岁便跟随母亲赴檀香山，在长兄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系统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因为目睹满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遂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 国的思想。
1894年11月，中 山先生从上海去檀香山，取“振兴中 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国，创立合众政 府”为口号，募款组织“兴 中 会”。
1895年，中 山先生回到香港，与友人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生平第一个革 命组织——香港兴中会总会，组织军事训练，募集资金，积极准备广州起义；然而，由于事先泄密，原定当年重阳节为起义之日以失败告终，多数会员被捕处刑，中 山先生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11月，中 山先生避往日本，并于此时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905年8月，中 山先生“乃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诸志士，于日本东京创立中 国同盟会，就总 理职。同年发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 义，嗣后即以此三 民主 义为革 命纲领，督率同志，屡兴义兵，及遭丧师败绩者，曾不下数十百次，而革 命斗志，终未稍减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 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中 山先生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一票的方式十六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 华民 国临时 大 总 统；1912年1月1日，中 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 华民 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历史仿佛在不断轮回，实施267年残酷统治的满清王朝被汉族人主导的革命志士彻底推翻了，像丧家之犬一样，被驱出苍凉暗淡的紫禁城，惶惶不可终日……想当年多尔滚之辈杀关内时的暴戾恣睢、大肆屠戮暴行，今日的下场，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报应吧！
中 华民 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就任临时大 总 统的中 山先生立即颁发《剪辫子令》：“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 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剪辫子令得到社会各界热烈拥簇，特别是汉族同胞；据许金城在《民 国野史》中记述：“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我相信这样的记载绝对是真实准确的，你别小看这只是一条辫子的剪与留，它象征的是一个王朝的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中 山先生等多少革 命仁人志士终生的追求，和“驱除鞑虏，恢复中 国”夙愿最直观的表达，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随着《剪辫令》的颁发，国人绞断了满清强加头顶的“辩子”，获得了民 主和自由。但是，身上的长袍马褂呢，该不该也废除？想当年，满清大搞“剃发易服”，多少黎民百姓惨遭杀害，血流成河；而今风水轮流转，汉人夺得了天下，改朝换代啦，难道，还要容忍宽襟大袖长袍满街飘拂，马褂瓜皮帽肆意晃荡吗，是不是也该掀起一场“易服”的革命呢？
其实，早在清末，朝廷之中就对传统“满服”有不同的意见，特别在军中，呼吁仿效西洋式的新 军 军 官军服，在全国推行新式陆军训练军制改革之声不在少数，比如袁 世 凯，就是采用德国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在营军衣均须窄小，尤须大众一律”。但是，这一些均止步于军营之中，朝廷上下和黎民百姓依然需要穿着满清制定的传统服装，用现代人的思维来理解，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感到遗憾和不爽的事情。
如今回想，中 山先生当年是否也在为“易服”而揪头扯发、夙夜难眠呢，这应该是一个谜团。但是，一套由先生主导设计的充满汉民族传统特色、富有“简便、舒适、挺括”特点的“中山装”服式横空出世，并且在先生就任中 国 革 命政 府 大 元帅时公开亮相，全国的眼球一时间全被吸引到广州——
中山装！
对，就叫做中山装！
于是，一套新政新时代的服饰标杆就这样诞生，叫人不得不油然钦佩。
有关史料是这么记载的：辛 亥革 命以后，中 山先生觉得当时的服装不足以显示辛 亥革 命成果，应当有一个代表中 国人民的辛 亥革 命成果的服饰，于是中 山先生便结合西服和一些特殊含义创造了中山装。
史载所谓“特殊含义”，应该是指中山装“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形制隐涵着中 山先生设计时赋予服装深层思想和政 治含义，比如：4个袋代表礼、义、廉、耻；衣袋上的4个纽扣寓意人民拥有选举、创制、罢免。复决四权；_笔架羞象征对文化人的倚重；5个门襟扣象征五权宪 法（一说象征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3个袖扣则代表三民主义：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这个说法流行甚广，特别是在大陆，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中，发现不少专家学者颇为不以为然，因为在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中，没有证据支持孙 中 山或国 民 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 治含义；反而是《北洋画报》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发表的一篇妙观的《中山装之起源》颇有意思，文中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 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 民 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之言曰：‘昔先总 理在粤就大 元 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 理初时所服者矣。’云云。某君随侍中 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
当然，也不能说关于中山装的三 民 主 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 治含义全都是无稽之谈。自古以来，国人一向喜欢给服饰赋予社会政 治功能，《周易·系辞下》就有这么一段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直接了当地将服饰同“天下治”联系起来，可见服饰在古代礼制系统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而历代新王朝建立时，也是喜欢“改正朔，易服色”，满人入关后推行的“剃发易服”就是强而有力的证据；就是中 山先生也没能免于俗流。早在1912年，先生就提出制定中 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当然，不可否认，中 山先生原初对自己创制的中山装的定义是非常朴素的：“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但是，中国服饰在传统中天然占据的政治地位，注定它必然在历史的变迁中被不断地被加入新的功能，承载着新的意愿，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无意识地。
中山装这样一种由伟大的革 命先驱者亲自设计、以他大号命名，同时又被广大民众喜爱和信仰的服装，它的发展和“进化”，更不是哪个人所能把控了——
1919年，民 国宪法制定时，就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中 山先生之法。
1928年3月，国 民 党内政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
1929年4月，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 “制服用中山装。”中山装经国 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
1936年2月，蒋 *介 *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真正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
……
由此可见，中山装后来被赋予“三 民主 义、国之四维、五权宪 法”的寓意是在所难免，甚至是“众望所归”，当然也可以说是“被绑架、被强奸”；但是，历史总要变迁，时势总要发展，当你尚在不知不觉之间，原本可能仅仅作为时代风潮引领者的中山装，早已变成被国人推上神坛，礼顶膜拜，视若明神……怀着对中 山先生的无比崇尚和狂热之中，它已经脱胎换骨，变为激励中 华 民 族砥砺前行的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我想，这是绝对是国人发自内心的美好愿望，就算是中 山先生也没法预料到、无法制止吧。
其实，世间多少繁华纷乱，又有谁能看清人事波澜呢？就拿先生大名“中山”由来来说吧，先生姓孙名 文，号逸 仙，然而，后世永远记住的是国 民教育家章士钊误将“孙 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名）嫁接在一起改造而成的“孙 中 山”这个名字。
那么，“中 山”之名又由何而来呢？据载，1897年，为逃避洁廷通缉，先生流亡日本，化名中山樵；中 山是日本明治天皇母亲的姓氏，先生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取其姓中 山，加上自取之名樵，便成中山 樵。1903年，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先生革命事迹，章士钊先生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书中有关先生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 命家 孙逸仙》，之所以不叫《大 革 命家孙 文》，是因为当时清政府把先生视为国贼海盗，在通令缉拿书中特地注明“孙 文即中 山樵先生”；如果书名 “孙 文”是无法出版的；不料章士钊的日文是“自学成才”，未获真谛，结果一疏忽，竟把“孙 文即中山 樵先生”译成了“孙 文即孙 中 山先生”；由此，孙 中 山这个新名字便被章士钊先生创造出来。《大革 命家 孙逸仙》一书出版在辛亥革 命八年之前，中国人当时知道孙 文孙 逸仙的甚少，也不知孙 逸仙为何方人物，反觉得这个被发明出来的“孙 中山”颇具亲和力；于是，到《大革 命家孙 逸仙》一书再版时，又更名为《大革 命家孙 中山》，一时间以孙 中 山为名的革 命事迹立即广为传播，名扬大江南北；搞笑的是，就在先生大名变得寰喻户晓时，先生本人还不知道大 革 命家孙 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但这个美丽的疏忽和译误，却为武昌起 义胜利后17个省有16个推举先生为中 华民 国临时大 总 统打下基础。如果没有章士钊的译误，如没有《大革命家 孙 中 山》的出版，或许，中国的历史就会重写了！
但是，历史选择了译误，选择了“中 山”这个名字，可能这就是古人所言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其实，在中华民族千年长河里，“中 山”一词也在不断地若隐若现着，时不时在某个历史拐点里抛头露面：战国时期，因为有“中 山”小国的以小欺大，促使赵武灵王的“胡服射骑”；章士钊的译误，成就了一个名“中 山”的清暴政掘墓人，还给琅琅乾坤一个青天白日；而先生又创造出一套历经百年依然长盛不止的“中山装”，又被世人奉为服饰经典、精神指向……这也许就是中 华民族文化历史的神奇和魅力所在吧！
（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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