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农村正面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农村的“空心化”、“荒芜化”触目惊心，作为民生之本的粮食生产要如何保障、如何发展，如何应对这已经到来的冲击，未来发展的道路又该向何方去？
- 为此，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新战略。
- 成都党性教育认为，我们需要正视乡村和农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这场规律性变迁，跳出既定思维和认知，以重塑城乡关系为基础来讨论社会的城镇化问题。
- 8月25日，某单位在国洲文化成都党性教育基地的策划组织下，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红色拓展暨党性教育，由国洲文化特聘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为学员们进行授课并解答新农村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 国洲文化主管企业党建培训的相关负责人旁听了讲课。
- 我国的城乡关系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一、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与农民，其特点是关闭城门与固民于土。
- 1949至1950年中期，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受法律保障。从1953年起，国家在禁止农民进城的同时，还利用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让他们在集体的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低价的粮食。
- 1953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3.26%，到1978年时，城市化率只增长了4.6个百分点即17.9%。
- 二、乡村工业化的农民与城市，其特点是城门未开与乡土筑城。
- 1978年到1998年是城乡关系的黄金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乡村经济活动非常活跃，农村制度改革欣欣向荣，产业高度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寻求农业之外的谋生。
- 这期间，国家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对农民自主建小城镇持默许态度；在户籍制度上为小城镇开出一个小口子，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对集体土地“三个允许”：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搞乡镇企业，建城市，搞非农产业。
- 但因自理口粮的小城镇化有违城市化规律，所以这一时期的农民还是农民，农业还是农业，中国的城镇化并不顺畅。
- 三、高速城市化下的农民与城市，其特点是“撞城”入城与城市过客。
- 从1994年开始，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开始启动。从1994年的分税制，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到开启以土地谋发展模式，包括成都党性教育在内的无数中国人，目睹并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
- 这一时期内，中国的工业化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内地工业化开始衰败，但沿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中西部的农民开始跨区域流动。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同时进行着两个轨道的城市化，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一个是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也就是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开始非正规的城市化。
- 这个阶段的农民虽进了城，但依然缺乏城市权利。对此，成都党性教育基地负责红色旅游项目的陈老师感同身受：在当时，2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不少在城市接受过完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参加中考和高考；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比率很低，在住房保障方面，城市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对农民工开放，农村“三留守”问题尤其突出。
- 融不进城市，就只有回到农村。但是这一思路有多少可行性呢？
- 成都党性教育注意到，“农一代”（40、50、60、70年代出生的人）的基本特征是离土、出村、回村、返农，大趋势是从中西部地区往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他们参与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最后又返回农村搞农业了。“农二代”（80年代后出生的人）是现在整个迁移的主体，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
- 成都党性教育基地注意到相关统计报告，称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部分“农二代”正在开始回流，但他们回流的目的地是当地县城以上级别的地区，而非乡村。
- 原因有很多：农二代在城市的就业正趋于正规化，建筑业务工的人群在减少，而去制造业和服务业谋生的比例在上升；在消费方面，80后30%的钱会汇到乡村，而余下的大部分主要用于城市消费或社保支出。
- 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的吸引，使得“农二代”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越发不可能回到农村。他们的去向这将会对我们未来城市化的整体格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公共政策必须要以重塑城乡关系为基础，来讨论整个社会的城镇化问题。
- 成都党性教育基地主管红色文化培训的蒲老师认为，中国社会未来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好农二代的问题。农二代问题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就会显现在农三代。（责编：成都党性教育基地国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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