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雜誌》｜腓尼基人與現代民族意識的塑造

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

法意導言

傳說中的腓尼基人是在希臘人、羅馬人之前，很早就前往地中海一帶從事貿易經商的傳奇航海者，英國、愛爾蘭、黎巴嫩都宣稱自己肇始於古老的腓尼基文明。但是本文認為，古代腓尼基作為一個民族從未存在過。通過梳理腓尼基人被塑造成一個民族的歷史過程，本文發現腓尼基人的身份並不是基於國家或者民族建立的，而是基於城市和小家庭建立的。換言之，腓尼基人是一個為了構建國家認同的政治表述，是一個想象中的政治共同體，而非確實存在的歷史事實。本文2018年4月4日發表於美國《萬古雜誌》（Aeon Magazine）。作者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古代歷史系的副教授，著有《尋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與現代民族意識的塑造

作者：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

翻譯：吳彤

當今我們瞭解的歷史，均為現代民族主義所塑造：我們在校園、家庭所學、所讀、所知，都是脫胎於民族國家的形式與規範。由於民族主義致力於文化、有組織的專業化教育以及後民主化，現代民族主義從富有的業餘歷史愛好者手中奪得了發言權。作為回報，歷史只好為民族主義本身以及特定民族國家存在的正當性背書。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說：“歷史之於民族主義，猶如罌粟之於癮君子。”所有這些，都賦予現代民族主義一種魔力，用以塑造和扭曲對現代歷史和古代歷史的體驗和理解。

以古代腓尼基人為例，他們被用來證實黎巴嫩、英國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歷史，並在一些情況下被嚴重歪曲。儘管黎巴嫩、英國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聲稱，腓尼基人是他們的遠古祖先，但腓尼基人從未作為一個自我意識共同體存在，更不用說成為一個新生民族了。

腓尼基地理位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中，統治黎凡特400年的奧斯曼帝國崩潰了。歐洲列強爭先恐後地在自己的相對新興民族國家模式下瓜分該地區，這最初是在英國或法國的監督下進行。法國對敘利亞的委任統治中，包括一個繁榮的地中海港口，這個港口可以連接通往黎巴嫩山的鄉村高地。黎巴嫩山是馬龍派教徒的傳統家園，同與梵蒂岡有聯繫的東方天主教徒和德魯茲教派一樣，他們的信仰是伊斯蘭教義與歐亞其他宗教傳統的混合體。馬龍派和德魯茲派歷史上打過仗，兩者相去甚遠。儘管如此，自1861年以來，他們一直並處於一個隸屬於土耳其的單一行政區，區域別於主要居住著遜尼派穆斯林的黎巴嫩沿海城市貝魯特、提爾和西頓。

1919年，在一次針對奧斯曼帝國的所有領土的談判中，一些當地基督徒、講法語的商人和知識分子意識到有機會擴大這個高地，將富裕的港口納入新生的“大黎巴嫩”。這些“黎巴嫩人”強調山脈與海岸之間的天然共生關係:對他們來說，擬議中的新生國家已經自成一體;它只是需要一段獨特的歷史來證明其政治自治的正當性。

民族國家在中東可能是新生事物，但黎巴嫩人知道，民族主義運動需要歷史合法性，即建立政治共同體的共同歷史。這時，已經消亡的腓尼基人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腓尼基人是古代商人，他們沿海建立城市，航行到了地中海和更遠的地方，發明了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字母體系。黎巴嫩人把腓尼基人描繪成自由企業的擁護者，就像他們自己一樣。黎巴嫩人認為，這些古代腓尼基人的基因使黎巴嫩人具有一種西方的、地中海式的身份認同，大相徑庭於令人反感且不文明的敘利亞地區穆斯林文化。黎巴嫩人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自認並非阿拉伯人：正如俗語所說，“黎巴嫩沒有駱駝”。

為了給現代黎巴嫩找到合理的源頭，黎巴嫩人堅持認為，腓尼基人是由地理、文化、宗教和共同認同結合而成的一個獨立族群乃至民族。

腓尼基的婦女

圖片來源：Fine Art America

現代民族主義是近現代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既強調某一特定領土的政治自治，又強調其優於其他領土。現代民族主義是工業化、大眾傳播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影響的產物，在19世紀後期德國、意大利分別實現政治統一後達到頂峰。然而，“民族” 概念及民族特性的觀念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時代，在11世紀的修道院中已經有族群觀念彙集，對特定民族的人身依附甚至可能鼓勵對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

一些民族主義學者認為，我們甚至可以把類似的認識追溯到古代。安東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其經典著作《民族的的種族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中指出，自公元前3000年以來就存在擁有自我意識的民族社區，這些群體形成了現代世界國家建設的模式和基礎。雖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但這些族群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情感依戀，即基於特定區域，具有共同的名字、共同血統的神話、共同的歷史記憶。史密斯的例子之一是腓尼基，除了“對個別城市國家的政治忠誠”之外，他還從腓尼基研究中發現了“文化和情感上的團結”，這些可以從目前基於宗教、語言、藝術、文學、政治體制、服飾和娛樂形式等共同遺產的起源和血統神話來解釋。

“腓尼基”只是古代希臘學者為地中海航海者創造的一個通用標籤。

腓尼基人的航海貿易

所有這一切，包括史密斯的主張，都可能會讓當時的古代腓尼基人感到驚訝。因為，腓尼基人實際上由一系列迥然不同的城邦組成，它們比鄰而居並且經常交戰，其中大部分城邦都被深深的河谷分割開來。古代腓尼基人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能為國家的存在提供“根基”的群體。沒有一個已知的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人或類似集體術語描述自己。在古代腓尼基人的文字中，會用所在家庭和城市來描述自己。古代腓尼基人似乎也沒有共同的文化:他們的帶狀方言區，連接了腓尼基、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城邦；沿海各個港口受當地環境影響，形成了獨立的市民和藝術文化。例如，比布魯斯（Byblos）看起來更像埃及;阿羅多斯（Arados）更像敘利亞;西頓（Sidonian）的建築借鑑了希臘和波斯風格;而泰爾（Tyre）則與耶路撒冷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商業聯繫。

“腓尼基”只是古希臘學者貼在他們在海上探險中遇到的地中海航海者們身上的一個通用標籤。儘管這些希臘學者中有些人對這些腓尼基人形成了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很狡猾，但學者們從來不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獨特的族群文化共同體。

所以，史密斯不僅是把腓尼基人弄錯了，更是完全搞反了。腓尼基人無法證明現代民族的古老民族起源，或者證明至少一個古代民族的現代民族主義起源。

聖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

古代腓尼基人與現代民族主義之間的糾葛，是從20世紀黎巴嫩開始的漫長曆程。在當今所稱的大不列顛島上，中世紀對民族起源的探索肇始於“英格蘭”和“不列顛”的變遷。英格蘭的歷史表述最初在8世紀由聖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e）奠定，主要聚焦於這個國家的撒克遜王；不列顛的歷史表述在12世紀威爾士學者（the Welsh scholar）蒙默思的傑弗裡（Geoffrey of Monmouth）的著作中集其大成，他從特洛伊時代埃涅阿斯（Aeneas）的曾孫布魯特斯（Brutus），追溯了不列顛國王的歷史。傑弗裡也是第一個詳細描述亞瑟王（King Arthur）功績的學者，亞瑟王被認為是（訊速）擊敗了不列顛的撒克遜征服者。在亨利八世與羅馬斷絕關係後，這些不列顛傳說又得到新生，因為當地的天主教會與“英格蘭”的撒克遜人有密切關係，他們在公元6世紀統治著這個島嶼的門戶。在這個時期，都鐸王朝國王的威爾士淵源，使形成更大版圖的大不列顛王國的願景更具吸引力，他們對蘇格蘭的帝國野心也是如此。

在16世紀中葉的某個時候，一位名叫約翰·韋恩（John Twyne）的小學校長和基層政客撰寫了關於阿爾比恩、不列顛和英格蘭事務的兩卷本拉丁語評論。韋恩曾將這些評論提交到約翰·福奇（John Foche）主持的午餐會上討論。在1538年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之後，福奇是坎特伯雷聖奧古斯丁的最後一個修道院院長。這些評論在1590年出版後，從未被翻譯過，儘管當時評價甚高，但遺憾的是，現在基本已經被人遺忘。這些評論具有很強的娛樂性，修道院院長給客人們講述了一些逸聞軼事，以便他們瞭解不列顛的淵源。

福奇（Foche）對蒙默思的傑弗裡有關特洛伊起源的荒誕故事不以為然，他宣稱，阿爾比恩（Albion）是海神尼普頓（Neptune）的兒子，先在英國定居下來，然後在以他自己命名的阿爾比恩的土地上形成了穴居的巨人族。然而，最先到達這個島嶼的外國人是腓尼基人，他們被康沃爾郡（Cornish）的金屬所吸引。福克這一說法的論據，包括威爾士一些婦女仍然穿著的古迦太基式裙子（Punic dress），以及該地區的古迦太基式帽子（Punic huts）。此外，修道院的修士解釋稱，不列顛人用靛藍繪製人體彩繪的著名習俗，顯然是腓尼基人為了恢復他們在太陽下失去的某些色彩而作出的嘗試。韋溫（Twyne）關於腓尼基人血統的想法很有獨創性。他摒棄了古老的特洛伊假說，為新都鐸王朝提供了一個新的國家歷史。他小心地將腓尼基人血統與都鐸王朝相關聯，讓大不列顛人擁有更文明、更英勇的祖先，而非福克所說“一個來路不明、籍籍無名難民”的後裔。

然而，韋溫對腓尼基人的瞭解也似是而非，他只是重複在古代典籍中發現的東西。腓尼基人據說是以狡詐和欺騙著稱的商人。韋溫還強調了腓尼基人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他們起源於巴比倫，然後移居到其他古老的國家，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亞、敘利亞、希臘和西班牙，最後到達不列顛。畢竟，他問道，“如果不是巴比倫人，男人哪會有剃鬚不刮上唇的習俗?”這種做法符合當代關於民族的觀念，這些民族尚未將排他性或對抗作為存在的前提。歐洲“民族”早期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就是他們擁有共同血統。《創世紀》提供了民族的圖譜，學者們據此可以回溯諾亞子孫的龐大家族譜系。

顯然，來自腓尼基語的詞語包括康沃爾郡的名字和啤酒的名稱。

英國的巨石陣

當艾利特·薩米斯（Aylett Sammes）出版《大不列顛文物志》（Britannia Antiqua Illustrata）或《古代英國文物，源自腓尼基人》（The Antiquities of Ancient Britain, Derived from the Phoenicians）(1676年)時，這種觀念就已經產生了。法國學者薩繆爾·博圖爾(Samuel Bochart)的著作支持了薩米斯關於古代英國的腓尼基源頭理論，他的《神聖地理》（Sacred Geography）(1646)追溯了諾亞的後裔在世界各地的分佈。博圖爾特別關注了腓尼基人，猜測他們到達了英國和愛爾蘭。薩米斯聲稱，腓尼基人定居在英國南部，而德國的辛布里人（Cimbri）則在北部。

薩米斯寫道，“是腓尼基人留下了更顯著的印記:不僅是不列顛本身的名字，在古代的大多數地名都純粹源自腓尼基語，而且語言與風俗、宗教、神像、儀式、古代英國人的精神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是腓尼基式的，就像他們的戰爭工具一樣。”對於薩米斯來說，來源於腓尼基語的英文單詞包括康沃爾郡的名字和啤酒的名稱，腓尼基文化的殘存物包括巨石陣的遺址。他認為腓尼基人說的是什麼語言?

薩米斯堅持認為，辛布里人（Cimbri）的遷移解釋了為什麼蘇格蘭人比英格蘭人更高大也更勇猛，也解釋了1603年王冠聯合（the Union of the Crowns）為何能得以進行。他寫道：“各種地區語言、風俗和習慣並非截然不同，但是，由於貴族的聯合，這個國家在一個君主統治下的結盟，確實在世界範圍內組成了世界上最堅固的王國。”

同樣，儘管薩米斯強調了不列顛王國的共同起源，但他卻將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與英國的宿敵法國和法國人區別開來。對於薩米斯和他的同時代人來說，法國人與歐洲大陸的羅馬人有著密切的聯繫。英國人的血統則來自羅馬人的宿敵腓尼基人，來自腓尼基迦太基的海洋貿易力量。這裡強調了這兩個現代國家之間的差異，並強調了英國的海上優勢。

描述“王冠聯合”場景的油畫

此外，出於對法國的強烈反對，薩米斯指出，英國始終是一個島嶼，而不是像事實上那樣，是北歐曾經的一個半島。他認為：“如果這個地峽被接納，那麼高盧人統治了這個國家，這是無法想象的。與把英國當作既定法律統治的領土相比較而言，將這一部分當作一個單一國家似乎更為光榮。”對於大不列顛國家的起源，這是一個與韋恩完全不同的說法。就薩米斯而言，英國一直是一個國家，他對其原始人類居民也應用了同樣的原則，他是第一個將腓尼基人描述為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國家”的人。

在愛爾蘭，出現了另一種腓尼基民族主義。這方面的第一位愛爾蘭學者，是與薩米斯同時代的羅德里克·奧弗萊厄蒂（Roderic O'Flaherty）。他在其名著《奧傑吉厄島》（Ogygia）（1685年）中指出，腓尼基人是愛爾蘭血統的一部分。在18世紀，奧弗萊厄蒂將腓尼基人稱作愛爾蘭人祖先的理論十分流行，尤其是在新教上升期和講蓋爾語的知識分子中。最著名的新教徒狂熱者是查爾斯·瓦朗西（Charles Vallancey），1756年他作為英國陸軍測量員來到愛爾蘭，並留在那裡，成為了一名古董商，他也是愛爾蘭皇家學院的創始成員。瓦朗西特別關注兩種語言之間的關係：他在關於這個主題的大量漫長研究中宣稱，“古愛爾蘭語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漢尼拔、哈米爾卡和阿斯德魯巴爾的語言”。

正如英國民族主義者可以將腓尼基人與更“羅馬”的法國人區分開來一樣，愛爾蘭民族的支持者利用腓尼基人的過去，來區分愛爾蘭人和更“羅馬”的英國人。按照這種觀點，英國對愛爾蘭的佔領被描繪成一個複雜而高貴的迦太基人（腓尼基愛爾蘭人）和羅馬人的野蠻帝國（英國）之間的偉大斗爭。同時，瓦朗西對腓尼基人在古代世界中的把握也是模糊的，他並沒有將腓尼基人與其他先民區別開來：他認為腓尼基人在繁衍過程中吸收了塞西亞人（Scythians）的血統，不同時期的愛爾蘭圓塔就是腓尼基人和波斯人的建築。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勵歷史學家接受存在一個古代腓尼基民族的概念。

即使在天主教徒之間，真正的愛爾蘭民族主義也是19世紀的現象。雖然瓦倫西可能致力於愛爾蘭的文化和歷史，但他的主要工作是為英國國王效力。像他這樣的愛爾蘭知識分子把腓尼基人當作是一套複雜的、相互關聯的古老根源之一，而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單獨的、獨立的愛爾蘭未來。他們欣賞腓尼基人的祖先，但他們並不希望認定有一個腓尼基民族的存在。

到了19世紀中葉，由於認識到包括愛爾蘭語和英語在內的印歐語系，與包括腓尼基語在內的閃米特語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尋找這些現代國家所謂的腓尼基詞根是站不住腳的。北大西洋黎凡特人定居點的考古學證據明顯不足，也同此理。然而，與此同時，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勵歷史學家接受存在一個古老的腓尼基民族的概念。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在《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1993年）中，將這個概念稱作“民族是一個種族同質的客體”觀念，以及“國家概念與文化概念的有機結合”觀念。

歐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關於“腓尼基人”的著作開始出現，包括大量關於腓尼基人文化藝術的內容。到了19世紀60年代，當法國考古學家(以及後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歐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開始發表他在黎巴嫩進行的發掘工作的結果時，已經把腓尼基人稱為“民族”。據雷南說，腓尼基人有自己獨特的藝術和建築，有著務實的愛好和商業頭腦。不久，腓尼基人被描述為一個民族：根據1885年喬治·佩羅特（Georges Perrot）和查爾斯·奇皮茲（Charles Chipiez）著《腓尼基和塞浦路斯藝術》（Phoenician and Cypriot art）記述，“據說腓尼基人具有中世紀猶太人的一些特點，但他們很強大，而且屬於一個種族，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力量和優勢應該得到承認。

到19世紀末，這一過程已經完成，喬治·羅林森（George Rawlinson）開始在其《腓尼基歷史》（History of Phoenicia）第三版中宣稱，敘利亞、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是地中海東部地區“的三個民族，不論在政治意義或民族誌意義上都明顯不同”。三百年的民族主義學術積累把古代地中海地區的腓尼基人塑造成一個正兒八經的民族，使其成為一些歐洲國家自成一體的源頭。

翻譯文章：

Josephine Quinn, Phantasmic phoenicia, Aeon Essays, April 4, 2018.

網絡鏈接：

https://aeon.co/essays/phoenicia-an-imaginary-friend-to-nations-in-need-of-ancestors

譯者介紹·吳彤

中央民族大學2015級民族學專業本科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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