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2008年，挪威企業家奈比（Petter Neby）和他的繼女第一次意識到手機妨礙了父女關係。吃飯看手機，睡前看手機，在家裡無聊還是看手機。
奈比覺得，那就是一種無法戒掉的癮，跟吃巧克力差不多。最後，他意識到，自己得在沒有技術橫亙其間的情況下重建父女關係。
“我為什麼要把美味的巧克力放進冰箱？”他說，“如果放在外面，我能把它全吃了。”
經過幾年的摸索，奈比發明了一個東西來解決自己的手機癮：另一個手機。與他的黑莓手機不同，這款手機的設計初衷是通過儘量減少使用來令行為更加健康。帶著這個想法，奈比創辦了Punkt公司。
現在，作為其中一家試圖在先進科技面前保持冷靜、迴歸傳統優秀人性初創企業，奈比的公司為擺脫智能手機帶來的焦慮和成癮提供了一種途徑。由於這些輔助型手機除了打電話之外幾乎什麼都做不了，許多用戶表示，他們已經重新發現了蘋果手機不離手之前的時代所擁有的自由。
研究人員對這些手機所謂的好處存在分歧，他們也沒有一致認同這些手機能否真正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和認知過程。這個小眾產品的支持者認為，他們找到了科技救星，同時他們也對事實和虛構作出區分。
一切都始於設計。2015年，紐約的霍利爾（Joe Hollier）和愷威·唐（Kaiwei Tang）發明了Light Phone，它讓人想起《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裡那種不祥的龐然大物。光滑的長方形平板沒有外部按鍵、攝像頭、應用程序或屏幕。而是讓光穿過半透明的面板，模擬出一個撥號鍵盤。它只能用來打電話和接聽電話，並存儲9個快速撥號聯繫人。
奈比的MP-01則要更復雜一些，有3D按鈕，能發短信、設鬧鐘、藍牙連接和看日曆。2英寸（5釐米）的黑白屏一次只能顯示幾行短信。
荷蘭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的設計教授勒登（Geke Ludden）表示，這些手機是“目的性設計”的典範。
“使用起來非常簡單，沒法提供給你太多的互動，”她說，“你不會總玩它。”
特文特大學的範龍佩（Thomas van Rompay）認為，精簡的風格使這些手機能真正有效地改變用戶的行為。他說，iPhone不停地有嗡嗡聲，隨時提醒有通知進來，所以人們頻頻拿起手機查看。“iPhone本身更像是一箇中介，因為它一直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由於一次又一次地響應這些刺激，從而形成了一個依賴循環。他說，由於MP-01和Light Phone幾乎無法顯示除來電或短信以外的任何通知，用戶自然就不會老碰它們。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收到通知時多巴胺激增的現象就會消失。曾在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擔任市場營銷學教授的布洛赫（Peter Bloch）說，像手機這樣的產品，可以是“非功能性的”。這也就意味著，儘管它們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用途——就像是一件藝術品，或者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幾乎無用的未來感的矩形——僅僅看著它們就可以帶來巨大的情感回報。
布洛赫說：“它沒什麼用處，但仍然能給你一種美好的感覺。”（他是那種為了裝飾藝術風格的門把手，就把整個房子買下來的那種人）。他說，這種激發行為產生明顯變化的感覺，是我們與一款新產品互動時所引發的一種心理反應。
1995年發表在《市場營銷雜誌》（Journal of Marketing）上的一篇文章中，布洛赫概述了這種心理反應的兩個組成部分，它們共同發揮作用，從而創造出獨特的心理反應。“認知”那一半通過比較同類產品來評估產品。這是你對一個設備及其所提供的東西的看法。另一方面，“情感”反應是產品會讓你產生怎樣的感覺和反應。對一些人來說，如果他們坐到一輛剛出廠的跑車的駕駛座上，內心就會激動。
布洛赫說，人們對MP-01和Light Phone的美學設計產生的心理反應，實際上可能與謹慎使用這些產品的想法背道而馳。
“它並沒有標榜自己是‘緊急情況’或者‘安全’電話。甚至還可能具備一個令人著迷的因素，”他說。“太美了，放不下對不對？”
霍利爾倒是對這種對立及其懷疑者持歡迎態度。他在向人推銷最早的Light Phone原型機時，不過使用了一塊簡單的塑料，表面貼著一張經過處理的圖片。對於自己收穫的情感反應，他得意洋洋。
“它能夠引發出非常兩極分化、有意思的對話，”他說。“人們要麼喜歡它想買一個，要麼就討厭得要死。”事實上，這種兩極分化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這個創意向前發展。
Light最初的資金來自於眾籌平臺Kickstarter，第一年它就向50多個國家售出了大約1.1萬部手機。Punkt每年的銷量在5萬部到10萬部之間。（這個數字包括MP-01，以及一小部分其他消費類電子產品，比如鬧鐘和擴展插座。）
這些產品在視覺上的美感是無法忽視的。有趣的外形，以及灰色的底盤，當然是很抓眼球的。奈比表示，他和公司正是希望引發用戶產生這種反應。
“優秀的產品設計反映了產品本身的核心價值及其服務的目的，”他說。
範龍佩稱，購買這樣一款手機是為了追求歸屬感，蘋果或三星這樣的公司無法用批量生產的產品來營造這種歸屬感。比設備的功能要更為重要的，是它附帶的自我形象。
“人們用能帶來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的東西包圍自己，”範龍佩說。“用戶之所以會買這些手機是因為，他們不希望自己在別人眼裡是那種會一直玩智能手機的人。”
儘管自稱為批評者，霍利爾還是承認，Light和Punkt已經在移動設備領域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真實的身份。他說，這完全符合所謂“獨特性需求”的範疇。
不管背景或喜好如何，我們每個人都有從人群中脫穎而出的本能慾望。如果你覺得自己很特別，而無法和周圍的人相處，其實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受。另一方面，如果你是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一員，看起來和戰友一模一樣，那麼你對獨特感的需求就無法得到滿足。布洛赫說，這些手機找到了一個快樂的中間點。
它們向用戶提供了與普通的智能手機足夠大的審美差異，令其脫穎而出，同時又保留了必要的相似性，讓這些手機感覺接地氣、平易近人。他說，結果就是一種暗爽。
是試圖抓住令人興奮的新身份，還是嘗試與技術建立一種更謹慎的關係？無論哪種方式，媒體理論家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認為，這都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我的確認為，人們對極簡的渴望是健康的。大家都在說‘夠了’。”
拉什科夫認為，這種手機的擁躉正在對他稱之為“當下衝擊”的現象作出反應。他說，現代智能手機上過多的通知、短信和刺激，使我們感覺一直在競相追趕當下。在此之前，唯一經常被不停干擾的人就是急救電話的接線員。“這是一個實時的、永續的存在，不會有開始、中間或結束的感覺。只有當下。”人們轉向Punkt和Light這樣的手機，來阻止這些沒完沒了的打擾。
“人們逐漸意識到，當生活完全被這些應用程序所支配時，就會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他說。“這是一種粗暴但有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干擾，也可以省去其他事情。”
拉什科夫說：“諷刺的是，人們通過購買別的東西來表達‘我受夠了’。儘管是在買東西，但這種行為是反消費主義的。我還是更願意看到人們禁用手機上的一些功能。”
布洛赫發現，這種消費主義的做法有些諷刺。他說：“你甚至可以為此購買一部手機，這種行為表明你比別人富有。你缺乏自律。”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一線明星也在使用降級的手機。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蕾哈娜（Rihanna）、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丹尼爾·戴·劉易斯（Daniel Day-Lewis）和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都曾經在某個時候用便宜的基本替代品取代智能手機。
對於擁有奈比和霍利爾的手機能否帶來心理益處，布洛赫持批評態度。強迫自己遠離那些讓你欲罷不能的應用程序和功能，其實可能會導致更多焦慮。
“我不知道能否關上這個潘多拉魔盒。”
拉什科夫說，人類和科技使用者今天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把chronos和kairos合併在一起，這兩個古希臘術語描述的是兩種不同的計時方法。chronos是標準時間，是社會遵循的分鐘和小時。kairos是人類時間，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內在的概念，不能分解成不同的量度。
拉什科夫說，kairos時間是一種生物性的、不斷變化的時鐘，它受季節、晝夜、天氣和人們自身情緒狀態等自然事件的影響。現代的智能手機技術把我們猛然拖進了chronos時間的世界，干擾了kairos的節奏。
霍利爾說，人們放下智能手機的確很難。不過，在重新學習擺脫手機的生活方式中，一個人所經歷的困難，也是為了改變他的社會行為和總體心理健康。有時，這種改變徹底而明顯。也有時，這種經歷是一種更私密的體驗，他說。
“如果你去洗手間，拿出手機，然後嘲笑自己，這就是一次小小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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