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记者邱晨洛杉矶报道】康普顿是洛杉矶南郊一个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其人口中以拉丁裔为主，占总人口的70%，该城市的第二大族群是非裔，然而居民中很少见亚裔。数十年前，康普顿的治安非常遭，枪击案件频发，因此被人称为“战区”。虽然近年来该市的治安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没有到访过康普顿的人宁愿相信当地的治安仍很差。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康普顿联合学区警局局长的竟是一个华人。
弃做律师当警察保护学生安全
康普顿学区警局华裔局长吴韦霖，每天以保护学区2万1000余名学生及教职人员的安全为己任，即便做了局长他也常赴案发现场执法，为此难免遭遇危急状况，甚至受伤，可他就是喜欢做警察。已从警20年的吴韦霖曾是一名执业律师，还是家中的独生子。
8岁随家人从台湾移民来美的吴韦霖，先后毕业于派珀戴恩大学与加大洛杉矶分校。1998年他考到了律师执照，开始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让许多人羡慕的律师。可他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一心想当一名自幼就喜欢做的警察。
“一开始就对做律师没兴趣。”吴韦霖说，可那是妈妈的心愿，不好违背。有朋友劝吴韦霖，世界上90%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也不必为此感到不爽，可这些话反而增加了吴韦霖离开律师这一行的决心。他反问自己：“为什么上班不能高兴。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这样过一辈子才不至于后悔。”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开始上警校，2000年他考到了做一名警察所需要的全部执照。自2001年起，吴韦霖放弃了律师生涯，开始做一名巡警。他说：“我妈妈希望我做律师，我做到了，证明我不是笨人，可我还是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吴韦霖现任康普顿学区警局局长，领子上有4颗星。侨报记者邱晨摄
按妈妈要求下班报平安一报十年
毕竟家中仅有一个孩子，吴妈妈最担心的是儿子的安全。吴韦霖当年上警校都是背着妈妈去的，那时他住在妈妈家，制服都要藏好，不能让她发现。可事情偏偏不凑巧，一天妈妈提前下班，儿子正穿好警服准备到警校上课，结果两人“撞”上了。妈妈得知吴韦霖要瞒着她做警察，很生气，两个星期没理儿子。
既然儿子铁了心，当妈的也没办法，但在吴韦霖做警察前给他规定好，每天下班后一定要给妈妈打电话。吴韦霖答应了妈妈的要求，做警察后每天下班都要给妈妈打电话，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下班后必打，而且一打就打了10年，直到吴韦霖升为警长，坐进了办公室为止。
独子做警察也常冒险
做警察没有不冒险的，吴韦霖也有过许多冒险的经历。2003年，吴韦霖被派去社区执法，结果一名嫌犯手持螺丝刀向他冲过来，当时情况危急，他枪都对准了嫌犯，幸亏嫌犯的妹妹及时将嫌犯推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013年，吴韦霖与数名警员在一座足球场看台上平息一场青少年打群架事件，为了保护身边的警员，他被一名嫌犯推下了看台。那次事件让吴韦霖的背部及腿部严重受伤，两个星期无法站立，至今还需定时到医院接受治疗。那次出警受伤的事他没敢跟妈妈提起过。
做了局长之后，吴韦霖可以穿西装上班了，遇到一些交通违规的小案件他也不必亲自拦车开罚单了。可吴韦霖就是闲不住，只要遇到危害社区安全的事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去干涉。他手下的警员半开玩笑地劝他：“以后这种小案件不要再管了，否则警局还要派两名警员赴现场保护你。”可他不听，他认为既然做警察就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保护社区安全。
吴韦霖将“血符”（他身后墙边）放在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侨报记者邱晨摄
美国警察的“飞虎队”情结
吴韦霖对警员的仪容要求颇高，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警服穿不好还不如不穿。”吴韦霖喜欢穿警服，说是口袋多，携带设备方便，其实他是在说，穿警服更便于他执法。
吴韦霖对制服的热爱可回溯到他幼年时代，他外公曾是一名空军，二战期间曾与驻扎在中国的“飞虎队”共同抗日。吴韦霖从小在空军基地成长，身边都是穿制服的军人，而他最喜欢做的事即是戴上外公的军帽骑摩托车兜风。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韦霖遇到了学区里善做手工的学生，他们心灵手巧，可制作各种汽车模型。吴韦霖便拜托这些学生为他制作一架P-40战机模型，这是当年援华美军飞行员，即“飞虎队”队员驾驶的飞机。吴韦霖提出这一要求并非突发奇想，他知道自己的外公与“飞虎队”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P-40战机模型做好了，可送到吴韦霖办公室时却增加了一个写有“来华助战洋人 军民一体救助”汉字的“血符”复制品，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发给来华助战美军的救命符。吴韦霖将P-40战机模型与“血符”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一看到它们他就会想起自己的亲人。
提起自己的外公，吴韦霖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当他做了警长，开始戴星星的时候，妈妈曾把儿子的照片带到台湾给外公看，当时外公很高兴，以外孙为傲，可是“很可惜，他没能看到穿警服的外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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