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民行检察官，最能让我体会职业荣誉感的办案类型是支持起诉，当受损的弱势群体权益得以保护的那一刻，心中总有一种感动，因为我的存在让更多无助的人获得了温暖。
1月2日，张某等四名农民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称他们于2016年在某公司打工期间，被拖欠三万六千元工资，四人除相互佐证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欠款事实。这种情况，本可以简单的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不支持申请决定，但职业的敏锐感告诉我，不应该草率的得出结论。
实践中，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有些企业不给他们出具证明劳动事实、工资数额的凭证，致使权益受侵害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四人中有的需要供养常年卧病不起的老人，有的靠借钱给孩子交学费，有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仅凭微薄的血汗钱维持生计，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在向检察机关申请前，他们已向县劳动监察局、信访办等部门控告一年之久，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若真实情况如此，检察机关的支持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我下定决心查清事实真相。在进一步向当事人、县劳动监察局、信访办调查后，我发现劳动部门曾在2017年5月22日要求企业负责人给工人出具还款计划，但遗憾的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未在计划中列明欠款数额这一关键要素。
根据现有证据情况，可以初步证明欠款事实确实存在，只是无法证明具体数额。县劳动监察局作为行政监管部门，具有责令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职责。能否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方式，帮助申请人固定欠款数额，进而达到维权目的？在形成初步办案思路，请示市院同意后，我创新性地向该局提出了督促履职检察建议，要求其责令企业限期支付四人劳动报酬，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是延寿县检察院创新工作方式，办理的首起行政督促履职案件。
建议提出后，得知行政机关存在无法与企业负责人见面的困难，我继续协助他们约谈企业负责人王某。在王某多次以“在外地”、“没时间”等理由拒绝见面后，我仍坚定地向其陈说拒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利害关系，最终王某迫于压力同意接受调查。见面后，在进一步阐明事理、政策及法律后果的前提下，王某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1月22日在检察机关的召集、主持下，申请人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在现场，我对草拟的调解协议逐字逐句审核，生怕出现半点差错。按照诉讼证据标准，坚决要求王某写清欠款事由、数额和还款时间。直到协议达成的那一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四人的诉求有希望了。
在我的督促下，企业按照约定在春节前先行支付了一笔欠款。协议到期后，四人中尚有一人欠款未还，我向企业进行了最后的诉前通告，迫使其还清全部欠款。这起缺乏证据的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最终通过非诉方式得以圆满解决。
5月12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某等人联合向我赠送了锦旗。看到他们老泪纵横的脸上洋溢出讨薪成功的喜悦，我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因为我的检察工作，让更多无助的人获得温暖，这也是我的检察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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