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心如刀割，但我還是要說，我正注視著指明我們的國家終將消失的鐵證。”
這是法國著名統計及人口學家雅克·貝提庸（Jacques Bertillon）在1897年寫下的字句。擺在他面前的是剛剛出爐的1896年法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數據顯示：在1891、1892及1895年全法死亡人口都超過了出生人口，法國人口的增長即使放在當時的歐洲來看也是異常緩慢的。法國上一次人口普查截止於1891年4月12日，法國本土共有人口3834萬，而這次截止於1896年5月29日的最新人口普查顯示法國本土共有人口3851萬。在五年的時間裡僅僅增長了17萬人。當時法國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已經掉到了西歐墊底的2.98，並且在逐年下滑，也難怪貝提庸會悲觀地預言法蘭西將會在未來消失於這個世界上。法國人口增長的低迷在十九世紀末期幾乎成了法國政府和知識界焦慮的中心。就在189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發表後，法國文豪左拉就在《費加羅報》上公開撰文表示人口減少這一悲劇性的議題將會是自己下一部小說的主題。至於法國人為什麼對於人口問題這麼上心，某種程度上也是因其強鄰德國表現得過於強勢。同是1896年，德國的平均生育率還在高歌猛進，達到了5.09，甩開法國一個身位。這給法國的精英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以及恐慌。但是讓我們把時間快進一百年，進入21世紀的法國與德國可以說完全掉了個：2010年法國的生育率竟然還保持在2.03，此時德國的生育率早已掉到了2.1-2.2的人口迭代線以下，僅有1.39。法國的高生育率也成為了西歐的一個異例，這一現象也被學界被稱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çaise）。主要發達國家中僅有美國的人口結構比法國更為健康。許多國民可能會把法國的高生育率單純地歸結於其龐大的穆斯林人口，但是單純比較穆斯林人口占比的話，法國的8%和德國的6%相差並不多。由於德國總人口比法國多出一千餘萬，所以事實上德國的穆斯林總人數跟法國也不相上下，但是生育率卻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根據一份2008年的研究，第一代移民對法國整體生育率的貢獻只是使其上升0.07而已。而法國之所以能夠在完成工業化後依舊保持較高的生育率，是由一系列複雜的原因構成的。法國的成功經驗，對於逐步走向未富先老的我們，也有極大的借鑑意義。
左拉最終以生育為主題寫就的小說 《繁殖》（Fécondité）於1899年在《曙光報》上開始連載時的廣告，《豐饒》是左拉人生最後一部小說集《四福音書》中的第一部。放在系列的第一位，可見左拉對其的重視
初次嘗試：懲罰墮胎和德國威脅論雙管齊下
放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世界，法國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受到人口緩慢增長甚至負增長威脅的國家。當時，即便是最早完成工業化的英國，十九世紀末期的生育率也維持在3.5-4.5的水平。法國之所以在十九世紀就經歷了生育率斷崖式下跌，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十九世紀中期法國精英對於馬爾薩斯陷阱的篤信，使得他們將人口快速增長視作了負擔。但是隨著工業革命在法國的展開，法國的生產力快速發展。精英們擔憂的馬爾薩斯災難並沒有到來，辛苦控制人口的努力也成了笑話。同時這也意味著當法國人回過神來想要重新提振生育率的時候，毫無前例可循的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貝提庸組織的“法國人口增長全國聯盟”（以下簡稱人口聯盟）也成了當時法國促進生育的中堅力量。但是，因為缺乏經驗，人口聯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取得的成果並不怎麼豐碩。1901年時任法國總理皮埃爾·瓦爾德克-盧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建立了一個議會外的委員會，專門研究人口減少的原因。但是十年下來，委員會什麼建議都無法提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品。關鍵的轉折點在1913年。這一年，德意志帝國議會通過了擴軍法案，將德國在和平時期的軍隊規模擴張到了83萬人，法國政府因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為了應對德國逐漸開動的戰爭機器，共和國政府嘗試將義務兵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引發了法國政界的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逐漸走向共和國政治舞臺中心的就是法國低迷的生育率問題。
“我們怎麼能容忍法國的男性新生兒數目從1872年的50萬下滑到1912年的38萬人而與此同時德國的男性新生兒數目從77萬上升到100萬人呢?”1913年國民議會議員約瑟夫·海茵納赫（Joseph Reinach）在議會中沉重地說道。
同年的七月，共和國政府正式開始給生育了至少三個小孩的家庭給予補助，同時政府對所有孕婦發放財政補助，減免醫藥費。人口聯盟也在這一年成了由總統領導的獲得政府補助的社會團結組織。在1914年4月及5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提振生育率首次成為了各黨派激烈爭論的議題。人口聯盟在選舉造勢期間也在全法國散發了150萬張描繪兩個法國士兵被五個德國士兵攻擊的宣傳海報，簡明扼要地指出了低生育率對法國來說會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1914由人口聯盟散發的傳單，開頭的粗體印著：“選民們！你們的生命和財產正在被法國人口的減少而威脅著”。下方的圖片標題為“二對五”，小字則寫著“每當兩個未來的法國士兵降生在這個世界上，在德國會有五個人降生”
大概是上帝跟法國人開了個玩笑，就在議會選舉結束的三個月後，那場撼動了整個舊大陸的世界大戰打響了。四年的戰爭，陣亡了將近140萬正值壯年的法國男性，給法國本就低迷的生育率再帶來重重一擊。領導法國取得勝利的總理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爾賽和約》簽訂後不無憂慮地說道：
“和約的第一條應該列明法國人必須多生小孩。如果法國人不願意生育的話，一個人即使在和約中加入任何條款，即使把德國人的槍都拿走，法國也必輸無疑，因為到時候就沒有法國人了。”
克列孟梭將給擁有超過三個兒童的家庭的補助提升到每個小孩200法郎。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本身就是人口聯盟的成員，在其任內，法國政府開始給擁有多個小孩的家庭的父親提供一定量的稅金返還。同時，國民議會在1920年以521票同意對55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嚴厲的反墮胎法案。任何提供墮胎服務的人都會被處以3000法郎的罰款並且伴以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即使是散發保護措施或是提供任何類似的信息都有可能面臨3000法郎的罰款以及最高半年的有期徒刑。這一嚴厲的反墮胎法案一直原樣持續到了1967年才鬆動，到1974年才被完全廢止。在第三共和國剩下的時間裡以及此後傀儡的維希法國政權下，法國政府對抗墮胎的懲罰措施層層加碼。到1942年，作為納粹傀儡的維希法國甚至將墮胎等同於叛國，1943年法國曆史上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因執行墮胎手術被判死刑的醫生被處決，代表法國政府對生育率病態的追求達到頂點。但是與嚴厲的反墮胎懲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整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法國的生育率都沒有什麼大的起色，依舊是在2.2左右的迭代線附近徘徊。隨著三十年代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襲擊法國，法國民眾對於逐漸走向極端的人口聯盟喪失了興趣。原本福利與反墮胎雙管齊下的法國政府也被大量補貼生育的財政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在三十年代大幅削減了此前提供給多子家庭的財政福利，努力可以說是半途而廢。人口聯盟的會員數量也從1930年頂點的四萬人開始逐步下滑。隨著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共和國政府嘗試鼓勵生育的努力也在隆隆炮火中和共和國政府一起灰飛煙滅了。
捲土重來：福利政策與社會輿論並舉
戰後百廢待興的法國和西方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五六十年代經歷了一波嬰兒潮。但是，與鄰國德國或意大利等有所不同的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法國頑強地保持了貼近迭代線的1.8。而諸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歐國家此時生育率已經斷崖式下跌到了1.5、1.3甚至1.1的低位。而進入新世紀以來，與生育率穩定在1.5或以下的其他西歐國家不同，法國的生育率反而開始逆勢上揚，並在2010年達到了非常接近迭代線的2.03的歷史高點。與二戰前的一味打壓墮胎以及宣傳德國威脅論不同，戰後法國之所以能夠保持高生育率的關鍵是政府完備的福利政策以及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對生育的重視。如果說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法國精英的焦慮促成了二十世紀法國社會整體對於生育的重視，那麼戰後的共和國政府最重要的措施則是對家庭福利體系的構建。
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一樣經歷了性解放、家庭組織的逐漸鬆散、初婚初育年齡增長，女性大規模進入勞動市場等社會變化。但是與傳統理論相悖的是，這在法國並沒有帶來生育率的斷崖式下滑。雖然自七十年代以來，法國人的結婚率一再下滑，但是這並沒有影響法國人生育的熱情，法國擁有全歐洲最高的非婚生育率。法國國民議會在1972年正式承認非婚生子和婚姻內生子擁有平等的地位，在2005年正式完成了對所有相關法律的修改。根據2016年法國國家統計研究所的調查顯示，當年將近60%的新生兒都是誕生在沒有法律婚姻關係的家庭中。因此，下滑的婚姻率並沒有給法國的整體生育率帶來巨大的影響。自從八十年代以來，法國女性同樣越來越多地投身工作及生產。根據2005年的意向研究顯示，84%的一胎媽媽進入了勞動市場，80%的二胎媽媽進入了勞動市場。在育有三個孩子的女性群體中，也有63%依舊在勞動市場中。在所有家庭中，僅有男性一人工作的比重只佔25%。這有賴於法國政府於1994年開始進行的家庭福利改革。1994年前，從生育第三胎開始，女性可以在因為休產假和育兒假導致離開工作崗位的期間從國家獲得津貼。1994年的政府改革將此項津貼擴大到所有生育二胎的女性，到2004年更是將津貼擴展到生育一胎的女性。
從戰前的共和國政府延續下來的傳統則是國家對社會育兒機構的介入以及引導。每年各個民間組織都會與學術界和政府進行關於家庭福利政策的討論。同時被傳承下來的還有政界精英不分左右對家庭以及生育的重視。區別只是在於左派政黨要求家庭福利政策更側重於對低收入家庭的補助而右派政黨則更強調家庭福利政策應該廣義上地幫助女性生育及培養小孩。根據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法國每年花在家庭福利相關的開支佔到了GDP的3.6%，冠絕歐盟，甚至超過了一貫以高福利著稱的北歐國家。依託龐大的國家資金，法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國家育兒系統。所有法國兒童從3歲到11歲的上課時間是早上8：30到下午4：30。而他們從上午7：00到8：30以及下午4：30到6：00或7：00的時間都可以待在政府提供的養護設施中，方便父母放心地投入工作中。要成為政府養護設施中的老師則必須在高中畢業後繼續攻讀三年幼師專業並畢業。同時政府也通過補助的方式鼓勵私人育兒機構的發展。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法國的家庭福利方針都是鼓勵父母中的一方在家中照顧新生兒只到其年滿三歲，可以送入幼兒園以及配套養護設置為止。這一套高福利政策可以說為戰後法國持續地高生育率，以至於成為學界口中的“法式例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1年歐盟的生育率數據，有濃厚天主教傳統以及嚴苛墮胎法案的愛爾蘭以2.05排在第一，而相比依賴傳統家庭模式撫養小孩的南歐國家，國家出面建立福利撫養體系的法國的生育率領先了不止一點半點
結語
對於法國來說，政府提供的完備的福利措施和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法國社會對於生育的重視，共同為進入21世紀的法國繼續保持一個健康的生育率以及人口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戰前的法國政府雖然很早就意識到了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並且在社會上形成了重視生育的風氣。但是政府過激地打壓墮胎，忽略了福利體系的建設，並沒有取得很良好的效果。戰後的共和國政府選擇建立的國家家庭福利體系，與此前在法國社會已經形成的對生育的重視結合起來，成功地支撐起了二十世紀後期以及新世紀法國的生育率。當然，法國的這一套福利系統是靠錢砸出來的，對於走向未富先老的我們，似乎沒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忘記戰後法國政府在面對生育率降低時靈活的手段。包括逐漸切割婚姻與生育之間的聯繫，保證婚內生子與非婚生子的平等待遇，鼓勵父母中的一方脫產三年等等。法國的例子對於我們最大的意義就是告訴我們：生育率下降了還是可以被拉起來的，雖然很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需要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解放思想，逐漸更改陳舊的法律。在我國某些地區，孕婦想要進行醫保內的產檢還必須要求有結婚證，這就屬於不適應社會發展新階段的舊制度。總之，生育率下降並不是洪水猛獸，但是要重新拉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絕對不是單純地開放生育就可以解決的，國家的未來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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