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过度风格化的稿子。
这类小说稿的作者自以为非常“独特”，尤其是小说在语言上自成一个套路，拿腔作调。郝老师举几个例子，你一看便知。有的稿子刻意追求鲁迅式的瘦硬，经常出现《孔乙己》式的句子，如“那人步履极缓，施施然踅进胡同，仿若一串影子蹀躞前行”；还有的稿子模仿张爱玲的痕迹太重，分明描写的是一个当代时髦少妇，作者也用这样的语言：“旗袍似乎有些窄了，露出一节一节的丰腴粉白，像极了韦应物的词阕，长长短短，不连缀”。有的小说稿子故作“流氓腔”，用王朔式的腔调来描写酒吧里的一幕：“男的猛拍一下女的的肩膀，女的的肩硬是不动，像一块铁。男的手痛得直抖楼，那女的一回头，男的吓得直翻白眼——一张马脸，豆粒似的眼睛闪着贼光，风雅的小胡像个隶书‘一’字。”
王朔的小说极有辨识度，但也比较容易模仿：往痞里写
这一类稿子大都出自那些自诩为比较成熟的作者之手，而最大问题就是太“成熟”了。不自觉掉进了自己的套子里，还盲目自信，其实落入滑熟俗腻、陈词滥调的怪圈里。过度风格化的稿子是编辑最不喜欢的一种类型：用吧，确实无甚新意，浪费版面；不用吧，它又没有多少大毛病。毛病就是俗套和平庸，真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些作者是“熟人”，在地方上有些小官职，经常来编辑部走动。这类人一般写作水平不高，但是活动能力很强，会来事，也能办事，是社长主编的座上宾。
这是一张编辑部的稿签，编辑签了意见给领导，领导签署“同意发”便可
遇到这类作者的稿件，郝老师做编辑的时候，一律推给主编和主任，让他们定夺。我在稿签上经常这样写道：稿子就像白开水，喝得多了跑厕所。过几天，主编看到我的“稿签”，便会心一笑，随手签道“虽没营养，但能解渴”，让编务发还给我。我知道主编幽默，他的意思是可发可不发，要看情况：等编辑部“渴了”，可以让稿子作者为我们“解渴”的时候再发——典型的民间智慧和世俗情商，很管用。后来，郝老师不当编辑，开始做学问、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告诫自己，不要写那些编辑最不喜欢的稿子，宁可不写，少些，也不能滥竽充数，至少不写那些“油滑”之作。
第二类：絮语纷乱的稿子。
编辑大都喜欢那种高度意识流化的小说，尤其是那种用心理活动推动人物发展的故事，颇见功力，效果有时候惊心动魄。比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让一个人的心理活动驾驭小说的叙事，细腻动人，人世沧桑和人物的命运感，比《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冲突大结构更有艺术冲击力。但是如今有些青年作家可能受现代派影响太重，有时候食洋不化，故意用第一人称，静态叙述心理活动，过多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影响了阅读效果和小说的感染力。
余华的经典之作《在细雨中呼喊》
比如，有篇稿子写一个小偷在菜市场偷一位少妇的钱包，很容易到手了，但是这个小偷看到钱包上绣着两条别致的鱼儿，便想起了昨天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女朋友跟他分手的场景，进而想到童年时候妈妈温暖的怀抱，一路联想，一路思忖，思路不断跳跃，纷乱无序，仿佛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嘟嘟囔囔。写了五页纸，小偷仍在菜市场拿着少妇的钱包发呆，直到少妇发觉自己没了钱包，半路折返，回到菜市场找寻，才发现痴痴呆呆的小偷握着钱包看着两条鱼发愣，直到少妇找来警察捉走了小偷，小说也就到了结尾处。
且不说这篇故事不合情理，人物苍白无力，哪有偷了钱包不跑的小偷；单单是小说的叙述令人头疼，看似叙述很细腻，心理描写很充分，但是写小说不是为了絮叨，不是纯粹为写意识流，而是要营造气氛，捕捉最为可贵的精神世界，刻画人物形象，展示短篇小说强大的艺术概括力。现代派的叙述手段很多，不只是意识流；写意识流到了令人厌烦和莫名其妙的地步，往往是青年作家的通病。编辑不喜欢这类稿子，不在于作者的艺术探索不够尖端，而在于青年写作者比着偷懒、学样、跟风、装腔。编辑不讨厌幼稚，甚至不讨厌笨拙，而最讨厌流俗、不诚实和做作。好好的小说不好好写，非要弄得半人半鬼，不中不西，这样的稿子如何让编辑喜欢。郝老师遇到这样的稿子二话不说，毫不客气地塞到纸篓里；我相信其他编辑也是如此办理，说不定遇到脾气不好的编辑，还要还加上一句“什么玩意儿”。
第三类：热度不高的稿子。
小说要有热度，要炙烤你的读者。你要让读者随着小说的进程心跳加快，兴奋起来，不断地取得共识、共鸣、共振，燥起来，热起来，甚至跳起来。《阿Q正传》一刊登出来，许多人坐不住了，有的骂，有的笑，更多人是心跳害怕，他们担心“这小说是不是在影射我”。《生死场》是一篇悲惨的小说，写了东北土地上挣扎的人们，但是许多人读后却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想起了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小说的“热度”。
阿Q的肖像，这是流传最广的一幅木刻
莫言的小说是有热度的，你读着读着，便会想到老大帝国的人们，那种炽烈的感情与莫言恣肆的修辞分不开，屎尿横流后面是谁弄脏了中国的热切诘问；弋舟的小说是有热度的，他不断追问我们当代人为何“踟蹰”、“抑郁”，甚至在生命晚期都想建造一座取乐的“随园”，因此他的小说不得不用大量的隐喻、象征和曲曲折折的句子去表现种种隐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小说是没有热度的，因为这样的小说技巧很成熟，就是不承载思想，你从这些稿子里看不到现代人的焦虑和问题，无法把握中国的现实。
青年作家弋舟
编辑不喜欢无热度的小说，主要是因为这种稿子里面没有作者的灵魂，换句话说，在这种小说里面，读者感觉不到“疼痛”“欢喜”或“悲伤”。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读完之后，咂摸一下嘴，没有感觉，从头至尾，你似乎在宜家里面审视一个家具，漂亮，结实，设计有新意，放在家里很有另类感，但是你不会兴奋，不会激动，不会动感情，因为它只是一件商品，不是“艺术作品”，无法触动你，更不会灼伤你。好的作品其热度能“灼伤”“烤炙”甚至“熔化”你，而平庸的作品却如一杯白开水，没有温度，更遑论热度。编辑不喜欢这类稿子：技术圆润，思想正确，不冒犯谁，不会被禁，但是就是一个字——“冷”，冷得可怕。比如贾平凹的许多长篇。当然对许多编辑来说，贾平凹的小说是抢手货，因为他是名作家，有市场，像他的字一样，虽然丑，但是有市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左派们说，市场市场，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郝老师说，文学文学，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贾平凹的字现在很贵，据说他的字价格超过了书法家
第四类：伪底层滥题材的稿子。
如今，随手打开任何一本文学期刊，你会看到题材狭窄、重复、同质化得可怜。三分之一是农村题材，多半是“伪底层”的稿子；三分之一是所谓都市题材，多半写中年夫妇各自偷情；还有三分之一是小镇青年成长史，多半写少年失学和警察办案。
什么是“伪底层”小说？说白了，就是那些在大都市生活的作家，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坐在舒适的沙发椅子里，喝着星巴克的咖啡，敲着苹果牌的电脑，想象底层农村和工厂那些做苦工的穷人怎样生活，写出来一部部表现民间疾苦和呼吁重视三农问题的小说，发表在乏人问津的文学杂志上，还召开研讨会，竟也不断获奖，换来高级职称和文化官员头衔。其实，郝老师的许多编辑同行悄悄对我说，这些所谓的底层文学，都是骗鬼的，就像当年皇帝问饥民“何不吃肉糜”一样愚蠢。
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员，写她的底层生活
有一部小说，写了一个老板发了财，回乡把家乡的土地集中起来开了茶园，以每亩地高出当地收入两倍的价格给农民，还聘请了农民来他的茶园当工人，另发工资，更重要的是老板在镇上买了一块地，盖起了楼房，每家每户都免费住进了新居，农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的集贤庄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郝老师不提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名字。但据我所知，该小说不出所料地已经发表并很快出版，据说还要冲下一届的茅盾文学奖。我的天！如果郝老师是这部书的编辑，没准会以头抢地尔。
这就是典型的“伪底层”：要么夸大底层的矛盾，把农村干部都描写成恶霸，农民遭受他们剥削压迫，经历多少苦难；要么把农村或工厂写得一派生机盎然，写得和谐美好。其实这都不对，他们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农村，甚至连皮毛都不知道。这样的稿子大行其道，编辑非常头痛，非常厌恶，但是没有办法，捂在鼻子编稿子，再臭再脏得干活。郝老师当过多年的文学期刊主编，也编过类似这样的稿子，实在是无奈之举。
作家柳青在农村生活写了名作《创业史》
为什么编辑收到稿子如此同质化，题材如此烂大街，主要是我们的作家身份和他们的思想局限。现在作家都中产化，屁股决定脑袋，满脑子升官发财，哪有生活体验，只能胡编乱造。当年柳青为了写《创业史》，真的在皇甫村落户生活了许多年，他自己就是一位农民，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知道他们的思想感情，经过多年酝酿，反复修改，终于写出了杰作《创业史》。
郝老师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只埋怨作家，不能恨铁不成钢，要从文学机制和文学生产环节去找原因。哪位作家不想写出伟大作品？但是一个作家稍微取得一点成就，市场和政府就上来把他团团围住——一个让他写符合大众口味的书，一个让他写宣传和歌颂的书；一个给他金钱和名声，另一个给他地位和官职。功名利禄很容易获得，谁也不想苦哈哈地写作了。但是，作家毕竟要出作品，由于他们长期混迹文场和官场，显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基层考察，于是他们就开始写“伪底层”那样的烂稿子。
第五类：潦草急就的稿子。
这一类的稿子有经验的编辑不用看，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应该塞进纸篓。郝老师当年几乎天天处理这样的稿子，落下了病根，想起来就想吐，不谈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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