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建党至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六年时间里，我党没有独立建军，而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开展了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我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战争先遣团，打出了“铁军”称号，但仍然属于“国民革命军”。直到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终于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了我党自己的军队。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提出“乌托邦”建军思想
1921年7月中共建党时，全党党员50多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当过兵。
那是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军中的革命党在长沙起义。正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在街头听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湖南新军成为一名列兵，每月饷银7圆。新军操练严格辛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新军那里学来的。”半年后，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京临时政府解散。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回到书本子上去”。
“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即时称“北李南陈”的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此时，毛泽东对暴力革命尚不以为然，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倡导的是“呼声革命、面包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从政，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身在广州没有出席。由于其“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影响力，被推选为中共的第一任中央局书记。
在中共一大党章中，共产国际代表加入了“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这样一句话，但是当时的党员都还不知道怎样建军，走什么样的夺取政权之路。
此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与陈独秀长谈，首先询问中国革命何时能成功。陈独秀声称只需5年，办法是“先占四川，再组织军队和农民，那里物产丰富，外人不能进，可以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再向外进攻，中国革命便可成功。”
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革命军事路线的“具体方案”，随后被共产国际嘲笑为“乌托邦思想”。不过，这至少证明，陈独秀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军事，只是想法幼稚，脱离实际。
吴佩孚用“枪杆子”给共产党的“笔杆子”上了血腥一课
党的一大结束后不久，陈独秀领导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试图以笔杆子救国。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中共最高负责人认为，当务之急还是用笔杆子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搞工人运动。陈独秀建立的中央党支部在上海，与李大钊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保持相对独立，遥相呼应，用笔杆子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当时，党开展工农运动的重点是南方安源煤矿和北方京汉铁路。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都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全国总工会成立大会。北洋军阀吴佩孚禁止工人举行集会，并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他对工人讲了一句“名言”：“你有罢工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2月4日，共产党组织了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进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第一次工人运动达到高潮。2月7日下午，吴佩孚命令军警用枪弹镇压工人，37名工人被当场打死，200余人负伤。接着，军警大肆搜捕罢工领导者，张国焘、林育南、项英等在工人掩护下逃脱，而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遇害。全国各地的工会闻讯惊恐不已，整个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二七大罢工”变成了“二七惨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使他们初步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其实，面对国内的黑暗统治，一些共产党人早就积极探索建军问题。1921年冬，中共选派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进入苏联红军军事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1922年，在法国创建中共旅欧组织的周恩来发表了题为《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强的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到的”。国内一些党员也发表理论文章，阐述了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但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
黄埔军校，共产党“借鸡生蛋”培养军事人才
1922年至1923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中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
1924年春，孙中山亲自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办学伊始，人才匮乏，中共趁机派出多名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旅欧的周恩来回国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两个月后接任政治部主任。
迫于军阀统治的现实，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在全国悄悄进行。中共认为这是学习军事的好机会，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发动各地“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共青团同学及国民党左派同学”，前往广州投考。
1924年5月，黄埔军校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录取学生350名，备取120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80多人，为日后建立红军奠定了重要人才基础。
办学伊始，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真正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接手后，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黄埔支部，聘请优秀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向孙中山提议，建立一支以保护大元帅府和铁路安全为基本任务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表示同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亲自指导铁甲车队的组建工作，成员有150多人。铁甲车队行政上属大元帅府管辖，但其骨干力量都是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除了执行保卫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任务外，还参加了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东征军阀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叛乱、肃清反革命武装、支援省港大罢工以及改造飞机掩护队等重大活动，立下了卓著功勋。
在国共合作初期的两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一跃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名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
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清理共产党员
1925年3月15日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图谋伺机夺取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权。但是他对共产党的发展感到恐惧，决心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对共产党人进行清理。
国民革命军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并取得胜利。战斗中，黄埔校军的共产党学员以林彪等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的“奋勇队”表现英勇。蒋介石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的迅速壮大，他向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做不到，第二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这表明，蒋介石已经容不下共产党人，国共合作面临危机。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要赶走蒋介石。他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并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当面指责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蒋介石一口咬定“中山舰事件”是一起针对他个人的“阴谋”。周恩来严词要求蒋介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共产党员。但是，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即所有共产党员必须退出第一军，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周恩来和陈延年建议，利用国民革命军中的左派力量和共产党骨干，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遭到了陈独秀反对。他派出张国焘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处理“中山舰事件”，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250余名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策划从国民党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员以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权力。1926年4月1日，蒋介石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未与共产党商量即与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八项协定。在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担任执行委员数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名单上交保存等。
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张国焘又一次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此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开始掌握国民党最高军事权力。
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枪杆子”在北伐战争赢得“铁军”称号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决定在第四军组建三十四团，调第四军参谋处长叶挺为团长。组建工作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后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周恩来要求铁甲车队大部分同志都要到独立团去，还要从黄埔军校抽一部分同志去，建立一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军队。建团之初，人数达到210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0多人，后来发展至100多人，被称为“叶挺独立团”。
周恩来根据苏俄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对独立团进行政治建军尝试。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设立政治部，中共广东区委对叶挺独立团实行直接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以及兵源的补充，由广东区委决定，连以上干部都由周恩来亲自挑选。
1926年初，国共两党达成了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共识。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由粤入湘开始北伐。周恩来召开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告诫部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作战要勇敢，有牺牲精神，鼓励他们“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独立团队伍不断壮大，兵力逾万。进入湖南击溃汝城守敌，旗开得胜。6月5日攻克攸县，以一团之众战胜四倍之敌，大大鼓舞了士气和民心。7月10日攻克醴陵城。8月19日攻克1万多敌军防守的平江，取得了中伙铺战斗的胜利。8月27日占领素有天险之称的汀泗桥，对挫败吴佩孚气焰、动摇孙传芳军心、振奋北伐军士气，起着重大的作用。8月30日叶挺率队击溃吴佩孚部下2万多守敌，突破纵深5公里的三道防线，占领鄂南第二门户要冲贺胜桥。
吴佩孚逃回武汉，调集全部有生力量，企图孤注一掷，固守武汉三镇，作最后挣扎。9月1日，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但进攻受阻，伤亡惨重。叶挺独立团参加了第二次攻城战斗，10月10日，独立团首先攻占筑有炮台和环形工事的制高点，登上了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叶挺独立团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它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我军的政治、军事和组织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7年春夏，国民党用“枪杆子”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
到1927年春，黄埔军校共培养1万多名学生，其中2000余名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最早的革命种子。
此时，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随着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他露出了狰狞面目，要用暴力手段屠杀共产党。
4月1日，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场所谓的“清党”，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机构进行的政治清党，而是使用军警力量进行的一场血腥屠杀，革命人士被杀不计其数，国民党员由清党前的100多万到清党后仅剩下65万。
7月15日，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彻底破裂了。
在此期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幻想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方法来维持国共合作。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迹象十分明显的情况下，陈独秀反而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工人不要听信“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等“谣言”，但企图拉住蒋介石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麻痹了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叛变后，陈独秀又吹捧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领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张，压制工农武装。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发动大屠杀时，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最终导致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全国党员总数从5.7万人锐减至1万人左右。
南昌起义，共产党终于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并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暴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得到情报，南昌城只有3000余人驻守，兵力空虚，国民党援军正在向南昌开进。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全歼国民党南昌守军，起义获得胜利。
汪精卫急令国民党增援部队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一直很深刻，在大革命失败之前的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此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这个法宝，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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