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三去一降一補”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備受關注，“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和 “降成本、補短板”同步推進，希望藉此實現經濟的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到目前為止，供給側改革已進行了兩年有餘，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鑑於改革的複雜性和艱鉅性，也存在一些事與願違的地方，需要繼續再接再厲。下面將主要梳理這一輪改革的成效和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不可否認的成效
供給側改革的初衷是在經濟新常態的關鍵時期淘汰落後產能，釋放寶貴的要素資源，引導資源合理優化配置，實現市場出清。具體可分為兩步推進：首先，通過“三去”，減少了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加速過剩產能出清，改善供求關係，提升經營效益。然後，通過“一降一補”，引導資源配置到創新型生產活動中，優化產業結構，催生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在多種舉措的配合作用下，“三去一降一補”已取得階段性的成效，經濟數據對比足以說明，從三個層面上看，具體表現為宏觀經濟總體穩中向好、中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微觀企業利潤改善。
(一）從宏觀層面看，經濟總體穩中向好。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首度破“7”，“三期疊加”效應明顯，正式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巨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將經濟工作的重心轉至供給側，有序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成效初顯，宏觀經濟整體運營平穩，穩中向好，呈現出增長平穩、物價溫和、就業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良好格局。
一是平穩增長。201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8%，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6.9%的區間，在0.2個百分點的狹窄波動區間平穩運行，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保持穩中向好的良好態勢。
二是物價溫和。2018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漲2%，呈現溫和上漲的態勢，市場供求基本平衡，暫無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
三是就業向好。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8%，連續3個月低於5%，是2016年國家統計局建立全國勞動力月度調查制度以來最低水平，就業形勢整體持續向好。
四是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上半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7.9%，進口增速繼續高於出口增速，儘管受貿易戰影響，順差相比同期有所收窄，但外匯儲備保持基本穩定。
（二）從中觀層面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我國正處於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期，傳統粗獷的投資驅動模式難以為繼，創新驅動成為重要的著力點。“三去一降一補”在減少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的同時，擴大中高端供給和有效供給，推動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2018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為54.3%，高於第二產業13.9個百分點，且增速比第二產業快1.5個百分點。除了總量上優化外，還存在以下三大亮點：
一是新動力逐漸形成。2018年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貢獻率高達78.5%，比上年同期提高14.2個百分點。2013-2017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分別是51%、50.2%、66.4%、64.6%和58.8%，今年上半年首次“破七”，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二是新消費蓬勃發展。 適合市場需求的有效供給不斷增加，擴大了市場需求，旅遊、健康、養老、教育、文化等新消費需求得到釋放。同時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改善類、升級類商品銷售增長較快，限額以上單位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通訊器材類和化妝品類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
三是新經濟快速增長。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新經濟增加值分別同比增長11.6%、9.2%、8.7%，遠高於整個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產業發展向中高端邁進，新興增長活力逐步顯現。
（三）從微觀層面看，企業利潤顯著改善。
得益於“三去一降一補”，工業企業基本面向好，尤其是中上游中大型工業企業利潤顯著改善。今年上半年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1個行業持平，11個行業減少，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39萬億，同比增長17.2%。可從量、價、效率三個方面綜合來看：
一是無效產能被壓縮。加大去產能力度，2016年和2017年鋼鐵行業完成去產能1.15億噸，煤炭完成去產能4億噸以上，重點行業的過剩和無效產能被清除。
二是工業品價格反彈。過剩產能被清除，工業品庫存水平較低，不少品種價格出現反彈。如2017年鋼材價格大幅上漲，中國鋼材價格指數較年初上升22.3點，漲幅高達22.4%。
三是產能利用率提升。產能結構性優化推動產能利用率提升，從2016年2季度的72.9%反彈至2017年4季度的78%，創下5年來新高。
二、不可忽視的問題
從上述三個層面的分析可知，供給側改革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問題，甚至會有一些和初衷違背的地方，以下是關於供給側改革的問題梳理。
（一）地產去庫存導致核心城市房價暴漲，資產泡沫化風險加大。
為配合地產去庫存，中央陸續出臺了許多“一刀切”的房地產刺激政策，如降準降息、降低首付比例、調整公積金政策、減免稅費等總量措施，結果導致流動性湧向房地產，居民瘋狂加槓桿，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以按揭為主）暴增90%，在貸款中佔比達到45%，7月甚至新增貸款全部是住房貸款。本來希望的是消化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實際上大量的資金流向庫存並不高但投資價值較大的一二線城市，推動核心城市樓市火爆，房價暴漲，從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深圳、上海、廈門、南京、合肥房價漲幅分別高達86.6%、56%、51.4%、49.4%和47.6%。
表面上看2016年作為去庫存元年，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下降了0.23億平方米，初見成效，可各城市之間的庫存狀態存在明顯的分化，一二線熱點城市庫存明顯不足，三四線城市庫存依舊高企，結果導致一線城市開始新一輪補庫存，熱點城市土地市場火爆、地王頻現，甚至出現麵粉貴於麵包的情形。總量去庫存政策無法實現精準調控，不僅沒能解決三四線問題，反而加劇了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資產泡沫加劇。2016年政治局會議上直接點名“抑制資產泡沫”，劍指房地產，房地產去庫存政策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
（二）行政去產能疊加環保常態化，推動中上游產品價格上行，侵蝕下游利潤。
去產能主要針對煤炭、鋼鐵等傳統重化工業過剩領域，通常以限制工作日、控制生產時間、設定產能上限等方式行政去產能，同時疊加環保督查政策等因素，導致產量受限，供給急劇減少，鋼鐵行業累計去產能1.15億噸，煤炭行業退出4.6億噸產能，需求相對穩定帶動價格迅速回升，如螺紋鋼期貨結算價從2016年年初的1800元/噸左右到現在超過4100元/噸，動力煤期貨結算價從2016年年初的300元/噸左右到現在接近600元/噸，成功翻倍。這是因為行政去產能和環保常態化，抑制中上游產品補庫存，中上游原材料由於供不應求價格維持高位。
正常的傳導路徑應該是由於終端改善，需求上升，以價格為核心，沿著“下游-中游-上游”逆向傳遞，中上游供給被動跟隨。政府行政化干預後，中上游產品價格率先回升，作為成本端侵蝕下游利潤，利潤只能在中上游和下游之間的利潤再分配，不利於整個行業的發展，會造成市場的短期失衡。
（三）國有企業受益於去產能壟斷溢價明顯，對民營企業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國企無疑是本輪去產能的最大受益者，2018年上半年國企歸上工業利潤同比增長31.5%，對應私營企業僅為10%，國企表現遠好於私企。這是因為國企大多集中於工業壟斷程度較高的中上游，掌握重要的上游原料和中間品，行業集中度較高，議價能力較強，具有一定的成本優勢，可享受去產能帶來的壟斷溢價，利潤大幅增厚。行政化的去產能措施“擠出”了民營企業在上中游行業的市場份額，不少民企持續虧損後退出，或被兼併重組，使得國企強者恆強，國進民退。
由於股價持續低迷，民企實際控制人面臨著極大的流動性壓力，甚至出現不少地方國資低價收購民營上市公司的案例，如北京市海淀區國資委控股的海科金僅用1元對價收購了民企上市公司金一文化73.32%股權，控制權發生變更，當時金一文化對應的市值接近13億元。
（四）“緊貨幣+強監管”組合加速金融去槓桿，加劇資本市場波動。
2016年第四季度央行將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正式轉向，自2011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宣告終結，習慣了大水漫灌的貨幣市場突然緊縮起來，M2增速從12%一路降至8%，持續下行，市場流動性偏緊。再加上以強化金融監管為核心的去槓桿措施持續推進，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加速回表，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流動性風險。
在流動性偏緊的大背景下，資本市場的風險偏好處於低位，導致資本市場持續低迷：2016年投資者的避險情緒升溫，資本外流嚴重，創下725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人民幣持續貶值，屢創新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度接近“7”的重要關口；2017年，流動性收縮，市場利率抬升，債市全面入熊，收益率大幅上行，十年期國債上行130多個BP，“破4”近在咫尺；2018年資產端去槓桿，上市公司供給側改革帶來的漲價紅利和寬鬆監管帶來的併購紅利正在遠去，年初，短短11個交易日內，股市暴跌接近10%，年中上證綜指跌破2700點，接近股災低點，創業板指數跌破1500點，創下三年半新低。“緊貨幣+強監管”組合可加速金融去槓桿進程，但也會導致金融流動性收縮，市場風險偏好降低，引發匯市、債市、股市接連劇烈調整，不利於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五）金融去槓桿導致金融風險加速暴露，金融違約事件接連顯現。
金融去槓桿的初衷毋庸置疑，可引導市場出清，有利於未來市場的健康發展，但需要注意把握節奏和力度，本輪金融監管力度空前，讓金融機構、企業和投資者都始料不及，流動性急劇收縮、市場利率抬升、金融業態規範收縮、金融案件增多、違約事件頻發、金融風險從點到面釋放，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出現閃崩。A股幾乎是無股不質押，兩市已有3400多家家上市公司涉及股權質押，佔比高達98%，市場質押股數約佔總股本的10%，質押總市值為5.4萬億。但隨著股價的持續下跌，多隻股票觸及質押警戒線和平倉線，引發市場恐慌性拋售，如此惡性循環，股票質押“爆倉”危機頻現，疑似觸及平倉線市值超過8000億元。
債券違約事件頻發。受金融去槓桿影響，部分產能過剩行業、風險抵禦能力較弱的企業由於償債能力減弱，債務風險加速暴露，債券違約風波接連顯現，信用風險出現結構性上升，從發行主體上看，從民企向國企傳導，既有如富貴鳥、盾安、大連機床、中安消、凱迪、神霧、華信等知名民企，還有川煤、柳化等國有企業；從信用評級上看，大多為AA以上，高評級債券違約的情形越來越常見，如丹東港和川煤的主體信用等級為AA+。大量債券違約相繼出現對本來脆弱的債券市場無疑是雪上加霜，極大地衝擊市場投資者情緒。
P2P平臺頻繁爆雷。由於宏觀層面上金融去槓桿、市場流動性收緊，中小企業效益不佳、到期無法還款導致平臺資金鍊斷裂提現困難，P2P行業監管升級、違規平臺加速出局三大原因，P2P行業進入艱難的發展陣痛期，停業和問題平臺驟增，目前現存正常運營的P2P平臺僅有1645家，而出現問題平臺就有4740家，佔比高達74%，“爆雷”事件頻發，今年以來，超過700多家平臺出問題，涉及投資人數佔比從3.7%上升至6.2%，涉及貸款餘額佔比從2.7%增至7.7%，導致400多萬P2P活躍投資人恐慌不已。
（六）金融強監管實行“一刀切”，企業融資環境惡化。
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不少企業發展中最大的障礙，尤其是在金融強監管的背景下， 一行兩會一局的資管新規，證監會的再融資、併購重組、減持新規，銀監會的“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治理等監管措施基本上把過去幾年的融資歪路都給堵死了，但新的融資方式還沒形成，使得企業融資環境惡化，具體表現為融資渠道受限和融資成本抬升。
非標業務收縮，融資渠道受限，企業融資可得性降低。 在金融強監管的背景下，去槓桿、去通道、打破剛兌、限制錯配等政策的同步推進下，表外業務迴歸表內，信託貸款、委託貸款等“影子銀行”得到遏制，導致企業融資來源缺失，社融出現斷崖式下跌，增速創下歷史新低。而且隨著信用收縮，債券違約事件增多，債券取消和推遲發行持續在高位，超過2000億，近期一家很知名的上市公司擬發行10億公司債，結果僅認購了0.5億，流標率高達95%，債券市場大幅降溫，使得企業融資環境進一步惡化。
流動性收縮，資金成本向企業端傳導，推升企業融資成本。在緊貨幣和強監管的共同作用下，市場流動性偏緊，市場利率明顯上行。一方面，央行多次上調貨幣政策工具利率，逆回購利率從2016年初的2.25%抬升至目前的2.55%，逐漸至傳導市場短端利率，進而推升長端利率，債券收益上升了近100個BP。另一方面，隨著表內融資需求上升，金融機構有動力提高貸款定價，引導資金成本從金融機構向企業端傳導，從而緩解金融機構的息差壓力，結果導致貸款、發債、信託等融資成本明顯抬升。
（七）地方政府債務規範力度加大，顯性債務可控，隱性債務風險凸顯。
自國發43號文和新預算法出臺後，地方政府的舉債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採用疏堵結合的方式，政府債券成為唯一可行的“前門”，採用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顯性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中，90%以上是通過非政府債券方式舉借，政府債券並沒有開多大的口子，專項債發行量較少，再加上地方平臺融資職能被剝離，地方融資渠道受限，不少地方政府通過違法違規變相舉債，隱性債務風險值得關注。
最典型的是在控制地方債務風險之際，地方政府假借PPP、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通過違法違規提供擔保、明股實債、回購兜底等方式變相舉債。對於PPP模式，國家本來是大力支持，希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實現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結果出現PPP大躍進，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中國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PPP市場，光是財政部的入庫項目就有1萬多個，數十萬億的規模，但其中的很多項目都是不合規的偽PPP，未通過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力能論證、採用BT模式、以債務資金充當資本金、回購安排、兜底承諾、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等異化為新的融資平臺，新增地方隱性債務。之後PPP開始限期整改，近3000多個、5000多億規模的不合規項目被退庫清理，可見其中的風險。
政府投資基金本來希望通過結構化設計，發揮財政資金的種子效應，撬動社會資本。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投資基金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甚至不惜以借貸資金出資、承諾回購、差額補足、承諾最低收益等變相融資方式對接社會資本，存在一定的債務隱患。正規的政府購買流程是先有預算、後購買服務，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少地方政府混淆了政府付費和政府購買服務的概念。將政府購買服務泛化至建設工程與服務打包領域，甚至將與項目相關的融資行為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範圍，將政府購買服務作為增加預算單位財政支出的依據，催生地方隱性債務。（八）降成本成效欠佳，實體企業成本依舊高企，市場活力未被有效激發。
降成本是新常態下實體企業的強烈訴求之一，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希望能夠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降低企業融資、用能、制度性交易等成本。整體上來看，降成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體成本依舊高企，降成本仍面臨者許多挑戰。
除了上面提到的房價上漲導致企業租金上升、中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導致下游原材料成本上升和金融去槓桿流動性收縮導致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外，被寄予厚望的降稅降費力度似乎也不及預期，企業獲得感不足，未能真正有效激發市場活力。
其中最為明顯的是“營改增”後不少企業稅費不降反增。主要原因有四個：一是稅基擴大，原來可能有的企業可以不用繳納，現在會被納入其中，徵稅業務範圍變廣，如2017年四大行業試點納稅人月均增加20萬戶，顯著高於2016年的8.4萬戶；二是稅率增加，增值稅的徵收率遠遠超過營業稅，如針對商業銀行的稅率由營業稅的5%提升到增值稅的6%，“營改增”後 16 家上市銀行總稅負增加，總稅負增加額佔淨利潤總和的比例為 0.82%；三是留抵稅款大幅增加，負面影響較大，據悉，目前留抵稅款已有上萬億規模，約佔增值稅的五分之一，若改為退稅，可帶來5000億的減稅效果；四是稅種變化，從地方稅變為國稅，徵管更為嚴格，企業規範化運營成本更高，這一點影響不容忽視。
綜上所述，這一輪改革成效顯著，但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出現了一些偏離。未來在供給側改革的推進過程中，需要把握好改革的節奏和力度，有序穩妥解決遇到的問題，以期實現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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