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員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⑩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從山東到河南，來見梁惠王。大梁在開封這一帶。梁惠王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代表老人家，指上了年紀的男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為我的國家帶來了什麼有利的東西？梁惠王一上來就問了這句話，應該說符合我們前面在《列傳》裡面看到的時代的風氣。他講的“利吾國”，對我們國家有利的地方，其實是個特指，當時“以攻伐為賢”，富國強兵、合縱連衡，都是當時比較風行的，所以他講的這個“利”實際上針對的應該是上面那些方面，你孟子在那些方面能給我的國家帶來什麼有利的見解。但是孟子沒有具體說他是如何反對征伐，如何反對合縱連衡，而是一般性地討論“義利”的關係。
“利”有一個對立面，在孟子看來是仁義，所以他回答說: “王！何必曰利?”幹嗎一上來就說利呢？這個利就是功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亦”是隻的意思，說我們只要講仁義就夠了。
孟子是給梁惠王所講的功利問題中的利設置了一個對立面，就是仁義;用仁義和利這種矛盾、衝突和緊張來彰顯他自己的主張。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君王講求怎麼對自己的國有利，大夫講求如何對自己的家有利。古代大夫的家不是我們今天的小家庭，是封建結構的一級， 一般是指卿大夫（封邑）的家。“士庶人”，士是貴族裡面最低的 一層，庶人就是平民，他們也講求怎樣對他們自身有利。如果都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孟子舉例子說：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一輛兵車稱為一乘，有萬乘兵車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國。如果上下都爭奪利益的話，一個擁有雄厚兵力的萬乘之國， 殺害國君的人一定出自千乘之家，即國君的下級;而千乘之國裡殺害國君的人，必出自百乘之家。上下的秩序被完全破壞了，君主都被他的下級所弒，社會的政治和倫理秩序也隨之完全受到破壞。
如果講仁義，其功效是什麼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為先的人不會遺棄他的父母，重 “義”講道德的人不會把他的君主置之於後而不顧。所以他做了個總結，“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我們只談仁義就可以了， 不必再講什麼利。
以上是1.1文本本身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對這一章的思想做一個簡要分析：
第一點 ，如果我們要提煉這一章的思想，關鍵點應在於“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這是對後義而先利的一種批評和否定。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孟子支持的是先義而後利。雖然這一章沒有正面提出先義後利，但可以說其中確實包含了這樣的思想。後來《荀子》裡面把這個話公開講了出來：“先義而後利者榮。”
第二點，在這樣一個價值觀的表達中，其實孟子並不是否定利。在《孟子序說》裡，有後代儒家思想家對《孟子》的解釋，其中就包括理學家二程的解釋。理學雖然產生於宋代，但理學家是特別重視《孟子》的，也特別重視《梁惠王上》所講的義、利問題。程子說“君子未嘗不欲利”，君子並不是對利益的欲求完全否定， “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你若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利上，這是有害的。二程把孟子那個時代人一般的心態概括為“惟利是求”，孟子所講的價值觀並不是對利的完全否定，而是對“惟利是 求”的明確否定。
第三點，義和利，利就是功利，是自我的利益;義代表道德的原則。孟子雖然講義、利，沒講公、私，但是 《孟子》的文本里面講“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 身”，強調的都是“吾”，那個“吾”代表的就是私。所以宋明理學裡把它歸結到公與私，這從《孟子》的文本來講也是有根據的。
由此，孟子所講的利還不是一般意義上講的功利，這個利直接指向私利。孟子認為這種對私利的追求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跟私利相對的，就是“為公”。因此，我們仔細分析， 利其實有不同的利，這裡面有公利與私利之分，孟子著重講的是完全以私利為自己行動和行為的第一指導原則的人。
如果將堅持為公、為民作為“義”，這個義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道義，是道德的原則。道德的原則如果跟私利相對來講，當然就是要為公;如果從孟子的思想本身來講，還應該包括為民。追求為公之利，追求為民之利，這個是孟子贊成的。孟子限於對話的語境，在這裡沒有明確地把他所有的思想，特別是為民的思想完全表達出來，但是他在後面都表達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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