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學
明朝易學明顯走出了《易經》的範疇，向上發展成為了理學——陸九淵與王陽明為代表，向下廣泛與醫卜星佔結合在一起，碩果累累。易學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運用，上有成王成聖之道，下有趨吉避凶之法。在官方，明初雖然以程、朱為正宗，卻將《本義》中代表易學精華的圖象拿掉了；就像東周時代《周易》保存在周王室、《易圖》保存在魯國，就像漢朝《易經》在官方傳承而秘書緯術藏於皇宮，帝王只想天下士子可以被自己管控，而不是像陳摶一樣被帝王所仰望。在精神上管控，在物質上以“權”、“利”引導，這就是明清王朝的統御之道。
易的象數義理再次分家，導致了社會的兩級分化，一方面形成了居於上位的統治階層，另一方面形成了被壓迫被統治的下層百姓。義理本來是由象數而產生，在統治階層則認為先有道而後有物，道是凌駕於萬物之上的樞紐，就像君主是社會的主宰一樣。王陽明精通儒士易與方士易，他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王陽明不論“道”與“物”，而是找到了凌駕於“道”與“物”之上的“心”。有心則為物，無心則為道。就像《周易》，順從自然為道，改變自然為儒，寂然不動才為《易》。
對於統治階層來說，以道為本，以儒為用，也就是明面上以儒治國，實際上暗地裡行的是道術。道術實用價值很高，儒術很容易統治人們的思想，一陰一陽，打起太極拳來，誰受的的了。明朝既然以道理統治百姓，方士易只好在民間開花結果。此時，全新的天地人體系有“太乙”、“六壬”、“奇門”，民間有“精通三式便為神”的說法。此三式，為易學的集大成之作，遠遠的將《周易》甩在了後面。
統治階層以“義理”治國，無疑將最精華的“象數”丟給了百姓。統治者捨本逐末，雖然管制住了人體，卻失去了人心。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統治階級越是想控制什麼，群眾百姓越是想幹什麼。壓力越大，動力越大。內在的壓力過大，就會如火山地震一樣衝出地面，遍地開花。
守著《易經》走老路子並且窮首皓經的明代代表人物為來知德。知德號瞿唐先生，著《易經集註》。知德習易三十二年，深明《周易》，他說：“自王弼掃象以後，注易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這種做法無疑是錯誤的，實際上“象猶鏡也”，“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
來知德於圖象之學上造詣精深，自創“來瞿唐先生圓圖”，其“弄圓歌”雲：“我有一丸，黑白相合。雖是兩分，還是一個。大之莫載，小之莫破。無始無終，無右無左”。知德自視甚高，“一部《易經》不在四聖，而在我矣”。四聖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蓋伏羲之圖，易之對待；文王之圖，易之流行；而德之圓，不立文字，以天地間理氣象數，不過如此”。
何為對待？伏羲八卦也，易之數者，兩兩相對而待（先天八卦講究自然排列，太七之數、相對應的兩數之和必定為七）。何為流行？文王八卦也，易之氣也，一氣周流（後天八卦講究氣候變化）。對待與流行是對兩者八卦的區別認識。數與氣不分先後，所以來知德認為也無所謂先天與後天之分。
清朝是易學的大總結時代，名家輩出，不可勝數。代表作為王夫之的《周易內傳》、《周易外傳》，李光地的《周易折中》與陳夢雷的《周易淺述》。
王夫之為清初的儒學大家，在對待象數與義理上，態度基本上和朱熹一致。清朝尊孔貶朱（朱為明朝國姓，朱熹易被列為官學），《四庫全書》的編者們認為“陳摶以後，牽異學以亂聖經”，朱熹的做法無疑是“以方士之說，淆羲文周孔之大訓”。這個帽子扣的可真不小。大學士李光地深悟《中庸》之道，所著《周易折中》將以前之許多名儒對《周易》的解釋收了進去，打破專主程、朱的局面。
真正能夠代表清代易學的是陳夢雷的《周易淺述》。《周易淺述》完全遵從《易經》的卦序，卻將“易圖”卷首的地位挪到卷尾，完全符合統治者需要。陳夢雷不僅為做人，做學問也真不含糊，他說“易之為書，義蘊雖多，大抵理數象佔四者盡之”。陳氏對易的認識，可謂是一語中的直指要害。
陳氏以“理”為先，以“數”次之，以“象”再次之，“佔”為其末，很明顯受“理學”、“心學”的影響很大。我們知道，《周易》的形成，先有數，再有象，象中有理，因此可以占卜預測。也就是說，先有事物，然後我們才可以探索研究，這是知識的積累過程。至於探索人與萬物存在的規律，與之剛好相反，有道有理，人才可以用心體悟。知識是探索的過程，真理是本來就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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