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張洪平
前不久，《半月談》有篇文章報道了在教育部重壓嚴查之下，各地違規補習班仍屢禁不止，不僅頂風作案，而且價格還有所上升。
教育“產業化”這條“灰色產業鏈”有什麼能耐，能讓家長和學生們即使代價高昂，也要擠破頭去“挨宰”？
教育市場的亂象源於制度的扭曲
2018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各地陸續開展專項治理行動。5月9日起，教育部等多部委派出7個督查組赴多省份開展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專項督查。
然而，面對一波接一波的重拳治理，一些深諳家長心理和市場規則的培訓機構見招拆招，不僅生意依舊火爆，甚至學費還紛紛上漲。課時費平均漲幅在20～50元不等，每課時從150元左右漲至170元-200元，且最低起報在30節左右。老師上門補習價格也有上漲，漲幅50%左右。嚴查減少了供應，價格上漲，很好很經濟學。
那為什麼家長和學生們仍趨之若鶩呢？原因在於這些補習班的課程能直接影響學生“小升初”入學。一些培訓機構對一系列新政見招拆招，如把公開的奧數比賽變成機構內部的所謂“綜合診斷”“綜合能力測評”等，而這些測評依然是小升初的“有效籌碼”。
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具體來說就是好學校的名額有限，學校接收不了所有報名的學生，必然要有所選擇。
有選擇就有標準，有標準就有博弈。不是按這個，就是按那個。不讓按奧數分名次了，學校必然還要“發明”一種新的方法。而這個過程就存在“權力尋租空間”。
簡單地說，就是學校在確定新的招生標準的時候，學校內具體負責的人就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如果他能毫不理會利益誘惑的話，那還可能設計出一套相對“公平公正”的方式。不過這種人即使真的存在，也不會是多數。
一個人犯罪是道德問題，一群人犯罪是制度問題。我們不能把希望全部寄託在期望所有學校的負責人都是正人君子上，而應該從制度上尋找“治本”的方式。
平均主義可行嗎？把所有好老師和教育資源平均分到各個學校，這不就讓家長學生沒有擇校的動力了嗎？應該說，這種觀點邏輯上說得通，但會帶來看不見的負面影響。
我們希望教育發揮兩項作用，但其互相矛盾
平均主義最大的問題是犧牲了教育的效率。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可以說有兩個基本目的，一是培育人才，二是選拔人才。
教育系統越是有效，實現上述兩個功能的效果就越是顯著，但必須也只能是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很容易理解，好學生只有碰上好老師，最後成功的可能性才最大。好學生碰上平庸教師，或者好老師招不到優秀學生，結果一定不會好。
實際上我們整個教育系統，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大學，都是不斷在重複這件事——選拔出最好的學生，給予最好的教育資源，再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這就造成了教育在社會作用方面的兩個的結果。第一個結果是確實在國家整體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加速發展。培養了一批優秀學子投身祖國建設，客觀上加速了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富強，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也能跟著水漲船高。
第二個結果就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跟人的收入出現巨幅分化，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明顯，而教育在其中發揮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知識的作用越來越大。
雖然也有“大學生不如農民工”這樣的現象，但從社會整體來看，把觀察時間拉長到整個職業生涯來看，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增速放緩，而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收入快速增長，最終實現反超並大幅領先會是大概率事件。
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越有實力過上好的生活，也越有實力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從而延續較高的社會地位，當然也就對社會流動性不利。“一代藤校、代代藤校”就是美國對這種現象的生動描述，可見無論東西方，這種社會中的“馬太效應”是一種普遍現象。
要國家發展快、國富民強，就要求教育系統高效培養優秀人才；要減緩貧富分化，增加社會流動性，就要求避免教育系統資源集中，把“強強聯手”的教育方式改為“撒芝麻鹽”，保證“機會平等”。兩種要求都有其合理性，沒有孰對孰錯之分。
但可以看出，這兩項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此消彼長。如何平衡兩種需求，這是我們在教育改革時面對的最大難題。這種矛盾很像“自由與平等”的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任何忽悠你能兩者兼顧的言論，不是腦子沒想明白就是別有用心。
效率與公平，兩者我們都想要，也許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未來這有可能，但現在我們必須有所側重，決定在現在這個發展階段，要優先誰。
中國大學為什麼“有高原而無高峰”？
清華經管學院院長、著名教育學者錢穎一曾評價中國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學生是，“有高原而無高峰”。意思是說平均水平很高，但沒有特別出類拔萃的。尤其是跟世界頂級名校相比，生源質量相差不多，但幾年學習下來，外國名校的畢業生往往能湧現出一批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而中國學生就顯得很平凡。
這應該就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教育系統的特點導致的，不過我認為這不應該視為一種“問題”，而是代表了我們的一種“特點”。在這個例子裡，我認為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的教育系統，從客觀結果上看是選擇了優先大規模培養“合格”的大學畢業生，放棄“拔尖”。
這種方式無論是不是有意設計的，但因為它貼合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狀，所以很好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起飛。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百廢待興，遍地是投資（投機）機會，個體戶勤勞一點就能過上小康生活，再聰明點還能當上“萬元戶”。大量新生的民營企業對有知識有技能的人才求賢若渴，不用高大上，只要多讀兩年書，進入企業後運用一些現代管理工具和知識，既能幫企業快速發展，自己也能獲得很好的回報和社會地位。
不過到了最近十年，尤其是中國加入WTO，深度融入世界經貿體系之後，這種“小富即安”的人才培養模式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是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逐漸耗光了中國的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產業升級，後發優勢也不再明顯。
這個時候中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朝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就要求我們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其中的“知識含量”，增加單位勞動時間的“密度”。
這要求我們必須改變過去流水線式大規模生產“合格”大學生的模式，朝生產“精品”的方向轉型。
以往我們教育體系的產品，層級分得比較少也比較粗糙，可能只有大學生、高中/中專/職高生、初中生、小學生、文盲等少數幾個層次。
但是未來對人才的分類分層，將不僅體現學習的深度，還要體現學習的廣度。不僅看你是博士、碩士、學士，還要根據專業之間能否“聯通”來區分“專才”與“通才”。
人才分級將不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無數相互連接的“立交橋”。我們可以想見，隨著人工智能越來越強大，一般人的一般工作將幹不過機器人。只有要麼特別“深”，要麼特別“寬”的人才，才能從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
教育改革，效率與公平孰先孰後？
回到教育改革的話題上來，中國現在是並且較長時間能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上，要同時實現高效培養人才和減緩貧富分化的社會效應目標，這是不切實際的。脫離物質基礎的空想社會主義無異於空中樓閣。
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遠大目標都要分階段來實現。具體到教育話題上，就是先要效率還是先要公平？
我的觀點是“先把餅做大，再把餅分勻”。首先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這種選擇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絕對二分法，而是在均衡中進行人為的傾斜，在不招致激烈社會矛盾的情況下撥動一點天平。
我們可以看看歷史。成功的經濟騰飛，都是先提高生產率，再緩解社會矛盾，比如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國家。失敗的社會制度，都是先許諾給老百姓分好處，然後社會生產停滯，遭遇危機後一蹶不振，比如拉丁美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美國屬於太強調“自由”，結果在社會平衡上出了問題，導致民粹主義崛起。北歐國家相對較好，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提高福利保障，不過由於過於強調“公平”也面臨活力不足的困擾。
捨本逐末亂作為
我在過去的文章
《學校貿然減負加劇階層固化，反對教育“大躍進”與“低保化”》
中有過分析，現階段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早期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選拔優秀人才為目標的教育體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需要一個過程，首先需要用功利性的教育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接著再縮小差距，實現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
所以現在官方和媒體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學生擇校，放在打擊校外補習班上，這明顯是捨本逐末了。同樣的，“減負”也是一個擾亂視聽的提法。
現在的減負，減的是學校的負擔，孩子的負擔沒有減。與其這邊要求學校減負，家長學生跑到校外補習，那邊再嚴查違規校外補習班，不如一開始就把資源用在校內教學上。
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背景下，家長學生競爭的不是教學質量的絕對值好壞，而是在這個系統中自己排名的高低。這是現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而所謂“負擔重”的問題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然而然地解決，是水到渠成的。我們不能逆潮流而動，而只能在這個約束條件下，想更好的辦法，怎麼儘快地達成目標，更快更好地追求我們的“終極目標”。而現在制定的很多政策過於理想化，與現實脫節。
無論是給孩子減負，還是打擊校外補習，在現階段的情況下，都是沒用的。因為大家競爭的其實是排名，既然校內的競爭被抑制了，那自然要在校外決出“勝負”。這除了把學校、財政的負擔轉嫁給家長，別無用處。
而在校外的競爭，“拼爹”的作用遠大於孩子本身的天分與努力程度，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優質補習班，窮人家的孩子只能上普通補習班或者全靠自學，農村孩子更慘，連上補習班的機會都沒有。公辦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場比較成熟乃至過熱的地區，正在呈現出一種“低保化”的趨勢。
這等於變現剝奪了底層民眾通過教育實現上升的可能性，使階層固化更加嚴重。不僅沒能讓最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還壓制了社會流動性。短期來看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培養，對實現國富民強有負面作用。長期來看相當於是埋下了一顆社會矛盾的“定時炸彈”，階層固化、貧富分化，最終將以一種更劇烈的社會衝突的方式爆發出來，導致社會動盪，掀翻富人的地位。
時間不夠，資源有限，好鋼要用在刀刃上
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減負，而應是提高學校課內教學的效果。不是把課上的內容挪到課外的補習班上，而是改善學校課上的教學質量。
現在需要做的不是堵死學生們競爭向上的通道，而是應該發揮“託底”的作用。 正面的例子也有，比如2001 年國務院發佈《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農村地區學校佈局調整”，目的是為了快速解決農村基礎教育長期薄弱的問題，優化農村教育資源，實現城鄉公平教育。
雖然這個政策導致部分學生上學路途遙遠，也催生了“違法校車”生意，但它緩解了農村教育的覆蓋率與教學質量之間的先天矛盾。
當然，寄宿制學校會對部分學生，尤其是幼年學生造成身心上的負面影響。比如校園霸凌、得不到父母關愛等。好的寄宿學校可以給孩子提供良好環境，培養孩子的自律習慣。但借宿學校更多是位於教育資源貧乏地區，資金也不夠，難以滿足配備足夠數量且能力強責任心強的老師。
所以我們與其把時間和資金花在“圍追堵截”要強上進的學生上，封住他們的上升通道，不如花在“邊際效用”更大的地方，比如農村學校和城市農民工子弟學校。
同樣一筆錢，前一種用途只會招來參與各方的罵聲，而且你攔也攔不住，他們拐彎抹角還是要弄，增加的成本最後還會壓到學生家長身上。徒勞無功，徒增成本。總效用是負的。
而第二種用法，更有意義，效用更大，社會滿意度更高。每減少一個失學兒童，不僅少了一個社會隱患，還多了一個人才。總效用不僅是正的，還能一箭雙鵰。
咱們今天討論了一些教育領域的亂象，分析了表面現象之下的深層次原因。現在的教改方向其實治標不治本，本質原因在於中國現在還處在快速追趕的發展過程中，人為封死學生的補習之路，也就等於收窄了他們上升的通道。不僅不利於為國家發展培育人才，也是埋下了社會階層固化矛盾的“定時炸彈”。
生產關係要與生產力相適應，這個原則在教育領域同樣適用。現階段中國的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們仍然需要通過幾代人的時間來奮鬥，才能達到普遍富裕的階段。
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公平，而是實質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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